魯迅和周作人
八道灣兄弟反目
1923年7月19日，盛夏的北京，八道灣十一號前院。
魯迅正伏案寫作，突然弟弟周作人一臉怒氣地走了進來，啪地一聲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拂袖而去。
魯迅有些錯愕，他展開信，信上這樣寫道：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 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 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這顯然是一封絕交信，周作人已經不再叫他哥哥，而冷冰冰地稱他為魯迅先生。還讓他不要再去後院（周作人一家住的地方），並且讓他自重，自重什麼？
魯迅震驚的同時有些摸不著頭腦，他不知道周作人說的是哪件事？他讓傭人去叫周作人過來，想問問清楚，後來傭人回覆，周作人不願過來。
接下來的幾天，大家形同陌路，見面話都不說一句，魯迅開始忙著到處找房子。
八道灣十一號（三進的大院，分前院、中院、後院）
1923年8月2日，魯迅和朱安搬出了八道灣十一號。這時距他接到周作人那封信，只過去了兩週。
這一年魯迅四十二歲，周作人三十八歲。
他為什麼要和魯迅決裂？
一切發生得太過蹊蹺，就在決裂前的月初，兩人還兄弟怡怡，一同逛街。
魯迅日記：七月三日，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三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1923年4月，決裂前三個月，周作人（左一）魯迅（左二），攝於北京世界語學會
可以這麼說，從小到大，一直到決裂之前，魯迅待這個二弟真的是關懷備至。
他曾給江南水師學堂任職的叔叔寫信，幫年輕的周作人上了水師學堂。魯迅赴日後，又經常和周作人通訊，交流在日本的資訊與思想。
於是畢業後，周作人也追隨魯迅的足跡，赴日留學。而魯迅的棄醫從文，也直接影響了周作人走上文學的道路。
1909年，在日本的周作人與房東僱傭的女僕羽太信子結婚。
羽太信子，周作人，以及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
魯迅作為長子，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人，只好先行歸國掙錢。他每月都寄錢給周作人，資助其在日本繼續留學。
《魯迅自傳》中說：“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 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也在其列。
周作人回國之後，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信，推薦周作人進北大任職，後周作人被聘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講授歐洲文學史。
在周作人進北大之前，魯迅甚至把自己編著的《會稽郡故書雜集》署上了周作人的名字，幫他增加知名度。
就連他們一家在北京買的八道灣十一號院，3500大洋，也是魯迅出了大頭，而大家一塊住。
魯迅
就是這樣對兄弟關懷備至的大哥，居然收到了二弟的絕交信，魯迅的心情不可謂不沉重。在搬出八道灣後，他終於大病一場，長達一個半月。
然而他沒有料到的是，幾個月後，兄弟之情遭遇了更嚴厲的打擊。
1924年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取自己的藏書和物品，周作人居然大打出手。
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啟孟即周作人）
據當時在場的章川島回憶，屋裡西北角三角架上，放著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周作人拿起來罵罵咧咧地就要砸魯迅，幸而被他搶下。
經此一場大鬧，兩人的兄弟情分徹底緣盡。而此後，兩人對這件傷心事，是守口如瓶，不願再談，沒給世人留下任何只言片語。當年，周作人窮得不得不拿日記換錢度日時，還不忘剪去日記中與此事相關的十幾個字。
八道灣十一號現在為周氏兄弟故居
對於中國兩大文豪兄弟決裂的大瓜，吃瓜群眾盼了近百年，也沒等到最終的決裂原因。但從親朋好友提供的資訊裡，逐漸形成了兩種說法，而這兩種說法都和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有關。
第一種說法是因為經濟原因。
當時在八道灣，因為朱安沒有被魯迅接納，於是二太太羽太信子為一家人管賬。魯迅和周作人掙的錢都交給她。但她花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看病要看日本醫生，出門要坐汽車，光僕人就僱了六、七個，常常弄得魯迅要向朋友借錢，一來二去就造成了兄弟間的罅隙。
魯迅母親魯瑞 與 朱安
魯迅搬到磚塔衚衕後的鄰居俞芳曾回憶，魯迅的母親魯瑞對人說過：
“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 出自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而魯迅的愛人許廣平回憶，魯迅曾對她說過：
“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
魯迅與許廣平，兒子周海嬰
魯迅還回憶，針對信子鋪張浪費的毛病，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但是信子有歇斯底里的毛病，一受刺激就大喊大叫，然後就暈倒在地。這麼一裝死，周作人就屈服了。最後他只能犧牲兄弟間的友好，換以小家庭的安寧。
第二種說法是因為失敬問題。
具體點說，就是羽太信子對周作人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
還有一種更八卦的說法是魯迅曾偷看信子洗澡。但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質疑此說法：
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據上所述，再聯絡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
魯迅之子周海嬰
不管最終原因如何，兄弟二人的感情再也無法恢復。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兩人都未和解。
魯迅母親曾回憶在紹興時，長慶寺龍師父給兄弟兩人都取過法名，魯迅法名為“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法名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
沒想到，幾十年後一語成讖。兩兄弟的命運恰如《詩經-小雅》裡說的那樣：“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而更重要的是，兄弟決裂後，魯迅和周作人各自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魯迅最終成為了民主戰士、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盟主，民族英雄。
而失去了大哥指導、關愛的周作人，極端崇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日偽時期，終因意志薄弱，落水附逆，成了叛國的文化漢奸。
文化漢奸之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7月29日，北平淪陷。
北平淪陷，日軍進入前門大街
1937年9月，北平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遵國民政府令開始南遷。
周作人的同事，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教授梁實秋、葉公超等一起南遷。
照理說北大教員都應隨校南遷，除非老弱病殘。但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為由，拒絕南遷。
由於周作人作為新文化運動開創者之一的歷史和中國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和影響力，讓各界人士十分擔憂其在淪陷區的選擇。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赫然出席日偽舉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4月底，訊息傳出，全國輿論一片譁然。
5月14日，《抗戰文藝》1卷4號發表茅盾、郁達夫、老舍、張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之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敵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
接下來的日子，周作人迫於形勢和輿論，沒有和日偽做更多明目張膽的接觸。
1938年8月4日，在倫敦的胡適也寫信賦詩，勸周作人南下，不要再在淪陷區趟渾水。（其時，胡適已同意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在美宣傳中國抗日戰爭。）
周作人和胡適
其詩中寫道：“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喻意雖然南下很辛苦，可智者要明白其中的輕與重啊。
可週作人的回信依然託辭家累太重：“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託缽募化些米麵。”
他說得也對，那時八道灣確實住了不少人，可惜大都是日本人。魯迅當年搬出八道灣後，魯老太太和朱安也跟著搬出。後羽太信子把自己的父母、弟弟都接了過來，加上本就住在八道灣的妹妹芳子（嫁給了魯迅三弟周建人，後離婚。），一大家子都是日本人。
周建人（左一）羽太芳子（左二）魯瑞（左四） 周作人（右二） 羽太信子（右一）
作家鄭振鐸的回憶也側面說出了周作人不肯南下的原因：“那時許多人都勸他南下……其實，他是戀戀於北平的生活，捨不得八道灣的舒適異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動。”
1939年元旦，上午，周作人正和前來賀新年的學生沈啟無暢談正歡。
傭人進來說兩位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求見。周作人一向對學生來者不拒，於是讓傭人引入。
進門的兩個青年遞上介紹信，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說：“這就是周先生。”
周作人接過信還沒看完，那青年突然從衣袋裡拔出手槍，對準周作人腹部就是一槍，周應聲倒地。沈啟無驚慌失措，也捱了一槍，倒在地上。兩個青年見事已成，就從容退出門去。
在門外，開槍的那個卻被趕來的傭人撲倒在地。他向院外大叫：“九哥快來！”， 話音未落，門口放風的一人衝進來，照著傭人就是幾槍，兩個學生乘機逃脫。
屋裡的周作人，驚恐地摸著腹部檢視，算是命大，子彈穿過棉服恰好打在毛衣銅釦上，只是有些輕傷。而沈啟無左肩中彈，後奔去醫院。
1939年1月3日，專門拍照指出被刺殺的部位
正是這次刺殺行動，加速了周作人落水為奸的腳步。
周作人事後一口咬定，這是日本軍方所為。而日本軍警則認為刺客為國民黨特務，並因此傳周作人至憲兵隊，盤問了兩小時。
多年以後，這段歷史漸漸清晰。此事為軍統控制的“抗日鋤奸團”所為。在抗戰時期，國民黨為懲戒漢奸賣國賊，策劃了一系列的刺殺行動（比如刺殺張嘯林，傅筱庵等）。
十天之後，周作人正式落水。出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不久又兼任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從此，他深陷賣國求榮的泥潭，在漢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周作人在苦雨齋
1940年12月，周作人升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偽教育總署督辦（相當於教育部長）。
1941年4月，周作人與錢稻孫等一行人赴日本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居然參拜靖國神社！還往湯島第一陸軍醫院慰問在侵華戰爭中負傷的日本傷病人員，並捐贈五百元。徹底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與尊嚴。
而他附逆後的生活也日漸官僚化，經常大擺宴席，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動輒上千元，僕人最多時居然有二十三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0月6日，周作人作為漢奸被逮捕。
周作人在南京受審
1947年12月19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決 “周作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十年。周作人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時年，周作人六十二歲，晚節不保。
淒涼的晚年
1949年1月，國民黨潰敗。監獄疏散犯人，周作人於1月26日被保釋出獄。
建國之後，人民政府將在日偽政府和軍隊中任縣團級以上職務者定為漢奸，所以周作人仍被認定為漢奸。
周作人因想獲得新政府的寬容，以及解決自己的生計、房產問題，曾給毛澤東寫過信。
毛主席的秘書胡喬木為此給主席寫過“擬辦請示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信給周揚，現一併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主席後來在信上批示“照辦”。為周作人的餘生定了調。
可後來周作人的認錯信，寫了兩遍都沒透過。因為他不承認錯誤，認為自己參加敵偽是為了保護民族文化，領導認為這顯然沒法向群眾交代。
因為檢討不過關，房產問題當然無從談起，而且司法機關向他宣佈“剝奪相關政治權利”，定期要向派出所、街道彙報思想和生活情況，不許亂說亂動。
這政治權利就包括選舉、言論、出版的自由。到1958年時，其恢復選舉權的申請還沒有得到批准。
所以，周作人晚年的生計主要依靠幫助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書籍，以及撰寫一些魯迅相關的回憶文章（《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等）。
掙錢途徑減少，經濟常常陷入困窘，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作人甚至不得不頻頻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鮑耀明寫信借錢，艱難度日，甚至變賣日記換錢。
周作人晚年與孫子在一起
而晚年與羽太信子的夫妻關係不和諧，更讓他難以排解。羽太信子總是懷疑他在日本期間有外遇，歇斯底里症頻繁發作，讓周痛不欲生。從他日記中可窺一斑。
1961年4月2日，“又復不快，每日如是，如噩夢昏囈，不堪入耳”
1961年4月3日，“又復不快，所謂不知活言者也”
1961年4月14日，“終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尋釁者然，殆非雲冤孽不可也”
1962年4月，這種苦痛終於因信子的病逝而終結。
但1966年8月，一場全國的特殊運動，又把八十歲的周作人捲入漩渦。
他慘被抄家、批鬥，皮帶抽打，還被運動小將趕到潮溼的洗澡間、廚房，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
面對這種苦痛，周作人多次讓兒媳帶信給派出所，請求公安機關給他安眠藥，以便儘快了結此生。可終未如願。
1967年5月6日下午4時，苦難結束了，他下地解手時摔倒在地板上，孤獨死去，享年八十二歲。除了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別。
而回想1936年魯迅的葬禮，蔡元培、宋慶齡發表葬禮演說，巴金、張天翼、蕭乾等為其扶棺，萬人為其送葬。
他的淒涼逝去和當年魯迅萬人空巷的葬禮形成了鮮明對比。
數千人為魯迅先生送行
兄弟不同命運的思索
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命運，讓人不禁沉思，是什麼原因，讓周作人一步步走向了月之暗面。
魯迅曾經評價周作人，一個字“昏”。周作人的性格比較隨和，但隨和沒有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敢堅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懦弱。
懦弱而不分是非，或者不主動去明辯是非，隨聲附和，逃避現實就是魯迅說的“昏”。而在事關原則的大事上糊塗，更是一種“昏”。
在面對兄弟決裂的這件事上，周作人的“昏”體現在只偏信羽太信子的話，而不去弄清事情的真相，或者懾於信子的淫威，不敢去質疑，稀裡糊塗就給魯迅寫了絕交信。
而魯迅的性格剛毅倔強。收到信，二話不說就開始找房子，雖然八道灣是他出大頭買的，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搬了出去，徹底和這個環境告別。
在思想層面，據鄭振鐸回憶，抗戰前夕，周曾向他說：“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 周作人這種崇洋媚外，不戰而降的思想，徹底喪失了民族自信心。
其次，周作人信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貪圖個人的享樂。其實追求個人生活的享樂、幸福本無可厚非，但是把它建立在犧牲國家大義，賣國求榮的基礎上就大錯特錯了。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死了30萬同胞，1939年近半國土淪陷，日軍到處燒殺淫掠。
在這樣的時局下，周作人卻置國家存亡，置千千萬萬被日軍屠殺的同胞於不顧，悍然選擇加入日偽政府，為日本人賣命。
這樣大事糊塗的昏聵選擇，最終使他走到了國家與人民的對立面，成為了歷史的罪人。
人生短短數十載，似白駒過隙，關鍵的選擇屈指可數，周作人可悲可嘆的命運或許能給大家不一樣的思索，如何走好生命中關鍵的那幾步。
《碼字不易，覺得好看，就點個讚唄！[謝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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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叛徒與隱士：周作人》 倪墨炎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周作人傳》 止庵著：山東畫報出版社
《周作人傳》 錢理群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戴笠傳》 馬振犢 邢燁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