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華與李星華：繼承李大釗遺志，卻有不同人生，後人獲七一獎章

圖｜李大釗生前唯一影片影像

1943年4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 用一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紀念李大釗烈士的專題文章。為了還原當時最真實的場景，特意邀請李大釗長女李星華撰寫了《十六年前的回憶》 一文。

這是近十六年來，第一次由見證人親自講述“四二八”烈士犧牲的經過，文章一發表就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

而《十六年前的回憶》自建國後也一直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上個世紀長大的孩子，幾乎都學過這篇課文。

很多人都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認識了李大釗，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李葆華和李星華的名字。

李葆華生於1908年，李星華生於1911年，在五個兄弟姐妹中，李葆華行一、李星華行二，兩人不僅是家裡年齡最大的，也是經歷最多的。

同大多數革命家庭一樣，李大釗忙於事業，時常東奔西走，兄妹幾人都是在母親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不同於父親李大釗那樣滿腹經綸，母親趙紉蘭不曾念過書，只是略識文字，但卻是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以自己溫暖的懷抱，給了葆華和星華幸福的童年。

童年時代的他們一直隨母親住在河北老家樂亭縣鄉下，當時父親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教書，只有每年放暑假時才會回家看望他們。

樂亭位於渤海灣，在葆華和星華的記憶裡，故鄉樂亭縣大黑佗村是個很美麗的地方。這一方好山好水，養育了故鄉勤勞勇敢的人，滋潤了葆華和星華幼小的心靈，也賦予了他們真誠質樸的品格。

當時正是20世紀初葉，中國正處於近代最黑暗的時刻，軍閥混戰，盜匪猖獗，惡霸橫行，老百姓的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葆華和星華的外祖母是當地大戶，父親又是北平的大學教授，所以從小兄妹兩人的生活很富足。

但是在家中，兄妹兩人總會聽到大人說起天災人禍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家門口也經常有來討飯的窮人。外祖母和母親都是樂善好施的人，只要看到有人討飯討到門口，從沒讓他們餓著肚子離開過。

這樣的家庭氛圍，給了葆華和星華一顆兼濟天下的心。

不過對兄妹兩人影響最大的，還要說他們的父親——李大釗。

父親總是很忙，一年中陪伴他們的時間寥寥無幾，但他們的心目中，父親總是慈祥的。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對子女的教育，無不體現“五四”時期反封建專制、尊重個性發展的新思想。

李大釗喜愛孩子，卻又從不溺愛，更不訓斥或打罵，相比於知識他更注重培養孩子的道德品質和人格。他總是從小事人手，一點一滴，在生活中告訴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圖｜《覺醒年代》之中的小李葆華，在見到父親時陌生而羞澀

相比較於童年時代的富足，葆華和星華的少年時代，是在貧困和動盪中度過的。在葆華十四五歲的時候，家境開始窮困起來，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親常常為吃穿發愁，有的時候，家裡幾乎陷入無米下鍋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儉樸，甚至可以說破舊。

當時星華在孔德學校讀書，同學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時代的她，亭亭玉立，可因為家庭原因就是穿不上件漂亮衣服。

這個年紀的小姑娘有哪一個不愛美呢？這樣的形象，讓她在同學面前多少有點難為情。過年了，小妹妹哭著鬧著要母親買新衣服，母親心疼小女兒，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興地穿上了新衣服，星華看著妹妹開心的樣子，心裡是真的羨慕！

母親看著星華的模樣，心裡十分的難過，她明白女兒的心思，但自己卻無能為力，因為這時候家中的錢都被丈夫拿去幹“有用的事”了，這是她不能阻攔的。

而隨著葆華和星華漸漸長大以後，他們慢慢地也懂得了父親所從事的偉大事業到底是什麼。

李大釗在“五四運動”後，開始積極籌劃建立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的未來明確的指引方向。

但是自從父親投身革命後，葆華和星華深切地感受到：家裡的生活就再也沒安寧過。平日裡，總是會不斷地有流氓暗探跑到家裡來騷擾搗亂，生活被這些壞蛋攪得動盪不安。而父母只得帶著全家不斷地搬來搬去。

1924年到1926年，葆華和星華感覺父親空前的忙碌，這時的李大釗為了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經常南下奔走於廣州、上海、武漢等地。每次從外地回來，顧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繼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書，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書房裡秘密開會商量事情，甚至難得和孩子們說上幾句話。

這段時間裡，最讓兩人難忘的，就是小妹妹鍾華的死。

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親為黨的事業忙得廢寢忘食的時候，這時小鐘華患了肺炎。但是連續幾天，李大釗都忙於工作，硬是沒有時間過問一下女兒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來越重，母親急得團團轉，一點辦法也沒有。而等李大釗騰出工夫的時候，孩子的病已經耽誤了，3歲的小鐘華，就這樣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小妹鍾華的死，讓全家人都非常的難過，李大釗更是悲痛欲絕，但是他甚至來不及追念愛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離開了北京。

不久，家裡接到父親捎來的一封長信，信中附著一首悼念小女兒鍾華的長詩。葆華、星華和母親一道，在燈下含淚讀完這封信。兄妹倆深深為父親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所感動。

父親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親回來後兄妹倆才知道，原來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蘇聯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為躲避反動政府的通緝，李大釗轉入地下工作，住進東交民巷的俄國兵營裡，繼續領導國共兩黨的革命活動。為了照顧李大釗的起居，星華和妹妹炎華也跟著母親也搬來同住，而葆華和弟弟則留在朝陽裡舊居。

此時，葆華已經成長為一個18歲的青年，對於父親的事業也有了更多的瞭解，在父親轉入地下的這段時間，葆華一直充當通訊員的角色，每天負責給父親送信，並加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4月6日早晨，張作霖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援下，突然派兵進入東交民巷進行瘋狂的大搜捕，並突襲了蘇聯大使館。

雖然事前曾有人報過警，但李大釗畢竟書生出身，對形勢險惡估計不足而未轉移。事情發生時，星華正好和父親在一起，就和父親一同被捕，隨後母親和妹妹炎華也在另一個地方被捕。

圖｜1927年4月李大釗就義後，星華（右）、炎華（中）、光華（左）姐弟在府右街後坑朝陽裡3號家中

而這一天李葆華和同學們正好到小湯山郊遊，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學校的同學把他接到清華園，告訴了他家中出事的訊息，使他躲過了敵人的魔爪。

也正是從此開始，李葆華和李星華兄妹的人生軌跡開始變得不一樣。

從李大釗被捕，一直到4月28日犧牲這段時間，葆華一直躲在父親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們不讓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們的情況，真是心急如焚。

而在監獄中，敵人把大釗與家人分開單獨關押審訊。星華和母親、妹妹被關在女監裡，一直得不到父親的訊息，心裡七上八下得十分的凌亂。

而他們最後一次見到李大釗，卻是在敵人的法庭之上。

在法庭上，星華一看到晝思夜想的父親，真想跑過去撲到父親的懷裡。而父親只是瞅了瞅她們母女三人，臉上的表情非常鎮定、凝重、安祥，就像沒有看見她們一樣。

16歲的星華，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在敵人的法庭上，一句話、一個動作不慎，就可能給自己或家人帶來殺身之禍。一瞬間，星華感覺自己頃刻間長大了。

星華看著站在法庭上的父親，感覺他似乎被一種偉大的力量籠罩著，而父親堅毅的眼神，透露出對於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嗎？”法官指著星華問李大釗。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華也不知道當時哪裡來的機智和勇敢，生怕父親一不留神說出哥哥葆華來，就搶著作了回答。

“不準多嘴！”法官拍著驚堂木厲聲吼道……

李大釗立刻領會到了女兒的用意，不緊不慢地說：“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不瞭解社會上的事，我的孩子們年紀還小，都正在上學，可以說對世事還什麼也不懂，一切都與她們沒有關係。”

就這樣，李大釗同愛人、女兒在敵人的法庭上見了一面，又匆匆分別。只是那時候全家人誰都沒有想到，他們這次見面，竟是與親人的最後訣別！

李大釗的被捕入獄，引起了社會輿論對他的廣泛同情，他的聲望、學問、道德，甚至連反動報紙也不能不虛偽地表示敬佩。大學生，各界群眾，教育界名流、學者，各方都在設法營救。尤其是北方鐵路工人，甚至組織了劫獄隊，準備去營救李大釗。

李大釗得知這些情況後，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他不願意因為自己，給任何人帶來沒必要的犧牲。

他說“我個人為革命犧牲，是光榮而應當的，但已經是黨的損失，已經是我的罪過；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作這種冒險，耗費革命的力量。現在你們應當儲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險和犧牲…… ”

用盡各種刑罰手段的反動派，對於李大釗已經束手無策了，他們知道，再也沒辦法從他的嘴裡得到任何有價值的資訊，於是決定將其殺害。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敵人使用新從西歐進口的絞刑機殺害了李大釗同案一行加人，對李大釗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

臨刑時，李大釗第一個走上刑臺，他像平日一樣，仍舊穿著那件灰棉袍，態度鎮靜從容。他走上刑臺後，堅定地高聲說：“共產主義在中國終將勝利！”他對著劊子手們冷笑道：“你們也太虛弱了，為什麼連句話都不敢讓我多說呢？”當他的脖子被套上繩圈後，他用最後的力氣高呼：“共產黨萬歲！”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者、革命先驅李大釗， 為了在祖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時年38 歲。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警察把星華母女放出監獄，母女倆在門口等了許久，也沒有見到父親出來，直到她們回到家後才知道父親在前一天已被絞死。母女兩人頓時哭成一團，母親更是傷心過度，接連三次暈倒在地，從此一病不起。

李大釗犧牲的訊息很快透過報紙傳遍了大街小巷，周作人和沈尹默看到這個訊息後，都怕李葆華接受不了，非常猶豫該不該告訴他這個訊息。

一番猶豫之後，他們還是將李葆華叫到房間裡，把報紙給他看。但出乎周作人等意料的是，李葆華看到報紙上的訊息後，沒有任何的哭泣和悲傷，他冷峻的臉龐，沉著而冷靜，這讓當場的人驚訝不已，李葆華又問了幾個關於父親的問題，便默然退下。

李葆華並非是不傷心，只是作為家中的長子，李葆華明白自己這時候沒有時間去悲傷，而是應該想盡一切辦法照顧母親和弟弟妹妹。此時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立刻趕回家去，去承擔父親殉難後長子應盡的責任，但是周作人等卻將他攔了下來：“敵人現在已將你家秘密包圍起來，正想抓住你斬草除根，你這時候萬萬不能回去，而且星華已託人轉告你母親的心願，讓你立即遠走高飛，切不可上當中了敵人的圈套。”

李葆華在父親多年的薰陶下，政治上已經比較成熟，他明白這時候自己出現在家裡，對於自己和家人沒有任何的好處，所以他竭力壓制住內心的巨大悲憤，決定暫別親人奔赴異國他鄉。

李葆華懷著國仇家恨，化名楊震，隻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經過千辛萬苦，克服重重困難，考入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他一面學習，一面孜孜不倦地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留日特別支部。

而李葆華走後，李星華就成了家中最大的孩子，也開始承擔起來家庭所有的責任。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華照護著生病的母親，帶著弟妹，悄然離開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故鄉大黑佗。

自從父親犧牲後，母親的精神被徹底摧垮，臥病在床。此時家中的五個孩子，除了已經去了日本的葆華炎華9歲，光華4歲，欣華剛1歲，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16歲的李星華肩上。

圖｜李葆華（左二）、李星華（左三）、李光華（左四）、李欣華（左一）合影

而自從父親去世後，家裡也沒有了經濟來源，連給母親買藥治病的錢都沒著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還能給一點接濟，全家以此勉強維持生存。

為了度過家庭難關，李星華不得不中輟學業，整天在家裡守護母親、照料弟妹。她是個好強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牽累不能讀書，心裡有說不出的痛苦。

母親很明事理，不願因為自己的病耽誤孩子們的前程，她總是勸說星華，讓她重新回到學校中去，但星華無論如何也不肯丟下生病的母親。

1931年夏天，母親的病稍有好轉後，在母親再三催促下，星華才帶著炎華和光華，重返北平求學。那一年星華剛滿20歲，為了解決姐弟3人的生活費，星華只好四處奔波求人，後來還是在父親的老友幫助下，北大答應，每月發給他們少量父親生前的欠薪。

這次獨立回北平，李星華第一次獨自擔當起撫養弟妹的重任。生活的磨難，給了她勇氣和力量，也鍛鍊了她的韌性和責任感。

而此時，遠在異國他鄉的李葆華，相比較於在國內的妹妹，生活上要好很多。但是李葆華卻始終記著國恨家仇。除了刻苦攻讀外，他時刻在注意著中國的局勢變化。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公然入侵東北，這使得身在日本的李葆華感到了極大的憤慨，為了支援民族抗戰，李葆華和其他留日學生開展了歸國運動。李葆華放棄了自己在日本的學業，毅然決然的回到中國，參加到了民族抗戰之中。

1932年，李葆華受黨的派遣，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北平，到門頭溝區開展地下工作。

也正是在這年春天，李星華也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國共產黨。

李葆華回到北平後，也終於再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妹妹李星華。一別數載，兄妹兩人都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長。兩人緊握雙手，感受到了來自彼此的力量，這時的他們都已經成為了真正的革命者，成為了父親最好的接班人。

此後，李葆華先後轉戰北平，河北等地，為華北地區抗日活動的開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李星華則一直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

這年的冬天，由於情況突變，李星華失去了與黨的關係，她帶著悶悶不樂的心情返回故鄉探望母親。

此時的母親已經生病臥床多年，此時看著風塵僕僕的女兒，心中既心疼又欣慰。但是多年來，一直有一件事壓在她的心頭，那就是丈夫李大釗的後事。

原來，李大釗先生去世後，靈樞並沒有下葬，而是一直停在浙寺裡，如今已經有將近6年的時間了。丈夫未得安葬始終是壓在趙紉蘭心頭的一塊大石頭。這時候，她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決心要在自己活著的時候，讓死者入土為安。

李星華在北平的時候，母親沒有一封信不提到這件事。這也是星華這次回樂亭的一個重要目的。母女倆經過商量，決定儘快為父親下葬。

1933年春天，星華帶著母親再次來到北平。黨組織知道這個訊息後，立刻來和她們取得聯絡，並且告訴李夫人，組織上決定趁李大釗下葬之機，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遊行，抗議國民黨新軍閥的法西斯反動統治。李夫人欣然接受了黨的建議，並且很默契地和党進行了配合。

李星華參與了黨組織安排的葬禮籌備工作，在葬禮舉行的前夕，她和她的表姐用刻好的橡皮戳子，在每個紙錢上打上紅色的小字：“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共產黨萬歲！" “打倒國民黨！" 。

4月23日，成千上萬的北平市民走上街頭為李大釗先生送葬、舉行公祭。國民黨憲兵隊對這次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遊行進行了殘酷鎮壓，青年們的血再次灑在了北平的街頭。李星華和弟妹們穿著孝服走在隊伍最前頭，衝破反動當局的鎮壓，一直把父親的靈樞送到西山萬安公墓，安葬入土。

一個月後，完成了最後心願的母親含恨離開人世。星華又強忍悲痛，帶著弟妹把操勞一生的母親安葬在父親的墳旁。事後，星華、炎華、光華、欣華在父母墳前照了一張像，照片中的星華既像大姐，又像母親。

在後來的日子裡，她就是這樣沉重地揹負著“大姐兼母親”的雙重責任前行。

此後，葆華和星華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圖｜左起：李葆華、趙毅敏、葉劍英1949年在北平

1936年，李葆華調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在此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連天烽火中，葆華戎馬恍惚，轉戰山西、河北等地，先後任晉察冀臨時省委副書記、晉察冀區黨委副書記。

而李星華則來到延安，成為了革命聖地的一名普通教師。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李葆華被任命為水利部黨委書記和第一副部長，當時黨組織認為。李葆華參加革命工作多年，不僅為人謙遜，而且對於工作非常負責，一定能夠勝任全國各地跑的水利工作。

在水利部的12年的時間裡，李葆華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大河，為國家水利工作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1961年，李葆華離開水利部，調任華東局第三書記，次年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在李葆華來到安徽後，立刻著手發展經濟，改善農民生活，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時間裡，安徽迎來蓬勃發展，農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5.1%，輕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7.5％，重工業年產值年均增長12.5％。

蕭條景象成為過去，人民生活質量普遍提高。因此李葆華也得到了一個新的稱號“李青天”。

而李星華在建國後回到北京後先是在師大女附中任教，後到馬列主義二分院教日本學生學中文，1956年起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從事民間文學研究工作。

自從李星華從事教師的工作後，無論身在何處，她總是勤勤懇懇教書，認認真真為師。在一些人看來，星華是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的女兒，革命成功了，怎麼也該有個一官半職的。但李星華始終覺得自己是個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人就應該做平常事，做對人民有利自己喜歡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她自幼喜歡文學，從一開始當老師就教語文。李星華本有著極好的文學天分，可惜，艱難和坎坷的人生道路，影響了她的學業，損傷了她的健康，也耗盡了她的年華。

她曾感慨地嘆息說：“我小時候由於家境困難，根本沒有很好地念書，說是大學畢業，其實…… 咳！就甭提了！所以我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而李星華一直還有一個理想，那就是將父親的一生，完整地記錄下來。從新中國建立之日起，星華就開始收集有關父親李大釗的資料，她訪問了李大釗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並曾回到樂亭家鄉收集資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記錄的同時，還收集了許多歷史照片、遺物，以及部分手跡。

圖|李星華

1958年，李星華開始陸續撰寫回憶錄，還編輯了《李大釗詩文集》 。

但是後來的風暴，還是對兄妹兩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在這期間，李星華身處困境，重病纏身，由於沒能及時醫治，以至於雙目失明瞭。

而李葆華則整整被監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後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壓力，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

1972年，李葆華的夫人剛被“解放”出來，十分擔憂丈夫的健康。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彙報了李葆華當時的處境和身體狀況。信寫好後經過多人輾轉之後，透過王震把信轉到周總理手中。

這年12月19日，周總理給安徽省當時的軍管負責人打來電話，要求對李葆華解除軍管，儘快接回合肥養病。

而李葆華回家後的第二天，中央就來電通知他去北京開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完中央工作會議，李葆華剛要離開會場，周總理派人攔住他說：“別走，總理有事和你談。”

當晚，周總理與葆華從11點談到凌晨2點，他們整整談了3個小時。周總理告訴葆華，中央決定讓他到貴州省委任第二書記，因任務急迫，要立即起程。當日天亮後，葆華即登機出發，他在機場對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說：“請轉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貴州省去工作了。”

風暴結束後，春回人間，日暖花開。李星華也感到精神上無比的自由。她滿懷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為革命做出點貢獻。可是，雙目失明使她感到與世隔絕的痛苦，加上長期患病無條件很好檢查治療，病情日益惡化。

1979年，李星華將以往撰寫的有關父親的回憶文章收集起來，編輯出版了《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 一書。由於她已重病纏身、雙目失明，這本書的補充整理工作只好由家人幫她完成。可惜，書還沒有出版，1979年11月27日，李星華就帶著遺憾與世長辭了。

圖｜1958年，李葆華陪同周恩來、李先念視察三峽壩址

而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後的李葆華在貴州工作五年後，1978年又調到中央人民銀行主持工作。當時的李葆華已經79歲了，金融行業對他而言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更何況這些年他經歷人生低谷，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但在組織徵求他的意見之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服從組織，沒有意見。"

2005年2月，李葆華因病去世去世。

但是就在李葆華去世幾個月之後，一封匿名的舉報信，出現在了中紀委的信箱中。而信中檢舉的物件，則是李葆華的兒子，安徽省民政廳廳長李宏塔。

對於這封舉報信，中紀委非常重視，秘密派出調查組對信中的內容進行核實和調查。

但是經過調查組一段時間的秘密走訪和細緻調查之後，他們在安徽沒有發現任何舉報信中列舉的問題，反而發現了李宏塔默默做著很多平凡而偉大的事。

李宏塔身邊的每個人都知道，李廳長雖然身居高位，但是多年來每天都是騎腳踏車上下班，20年來騎壞了4輛腳踏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知道後來年紀太大了，才換了一輛電動車。

而李宏塔一家人多年來一直住在55平方米的宿舍裡，小房子裡面都是老舊的傢俱，甚至有些簡陋，任何人來到他的家中都無法相信這是一位廳級幹部的家。

而在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曾經兩次直接負責民政廳機關建房和分房的工作，一共分房200套，但他從沒給自己分過一間。

這位廳級幹部明明不抽菸不喝酒，不熱衷於任何娛樂活動，整日裡撲在工作上，沒有貪圖過任何享受，他的存摺裡，連一萬元都沒有。

這樣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每個人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絕不是尋常人可以做到的。而對於自己所做的這一切，李宏塔卻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2021年6月29日上午10時，李宏塔榮獲"七一勳章"。李宏塔在接受採訪時說："老一輩人一直在給我做榜樣，我做得還遠遠不夠。"

他還說，會把勳章送到李大釗紀念館，告慰父親李葆華和祖父李大釗。

圖｜李宏塔

李葆華和李宏塔家中都掛著李大釗的手書，國人皆知的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從李大釗到李葆華、李星華再到李宏塔，一家三代人，三代共產黨員將自己的生命都融入到了祖國的建設當中，他們將自己所以的一切，都奉獻給了自己的國家，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