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80年代， 法國科學院為了繪製航海圖，陸續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了大批科考人員進行地理考察。“遺憾的是”，航海圖中“缺了一大塊”——因為他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清朝），瞭解得實在是少之又少。

在經過一系列考量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決定從國內的耶穌會士中物色人選，加入“國家地理測繪團隊”並前往中國進行考察。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3月，由洪若翰、白晉、張誠等神父組成的“科學傳教團”從佈雷斯特乘船出發，前往北京“組成一個‘中國科學院’，即巴黎科學院的‘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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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和路易十四

法國耶穌會士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清朝）“西學東漸”的程序，開啟了中西方交流的新紀元。在華期間，耶穌會士進行了大量有關清朝歷史、地理、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調查和研究。

以張誠為例，他前後八次前往蒙古地區，做了大量有關蒙古歷史、地理、社會風貌等方面的考察及研究，並詳細記述了蒙古地區的自然生態、政治時局、社會眾生像等內容。後來，這些記述由杜赫德（1674—1743 ，法國耶穌會士，漢學家、歷史學家）編入《中華帝國全志》並刊印出版。換言之，作為18世紀西方國家瞭解中國的主要讀物，《中華帝國全志》是西方傳教士們的辛勤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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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

1）張誠的八次蒙古旅行

張誠（1654—1707），字實齋，耶穌會傳教士，生於法國凡爾登，最早來華的五位“國王數學家”之一，法國耶穌會在華傳教團體的第一任總會長。他具有非凡的語言天賦、卓越的的地圖測繪能力和外交談判能力，深得康熙的重視和賞識，曾多次扈從出巡蒙古和江南等地。來到中國後，他再未返回故土。

在1688年和1689年，張誠以拉丁文翻譯的身份，兩次隨清朝使團與沙俄政府進行談判。在他的努力斡旋下，《尼布楚條約》得以順利簽訂。

1691年，張誠隨康熙參加多倫會盟；1692年，隨康熙巡視蒙古地區；1696—1697年，隨康熙北征準噶爾部，三至塞外蒙古地區；1698年，隨戶部尚書馬齊、都統吳達禪、理藩院侍郎滿丕前往喀爾喀蒙古進行會盟，並繪製了喀爾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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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會盟，代表著喀爾喀蒙古諸部正式被納入“中國”版圖

透過在蒙古地區的八次旅行，張誠對蒙古地區有了比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總的來說，這八次旅行可分為兩類：

第一、二、八次旅行，是張誠的“公務之旅”。第一、二次是作為拉丁文翻譯，隨清朝使團與沙俄政府進行邊界談判；第八次是隨戶部尚書馬齊等人前往喀爾喀蒙古諸部進行會盟，並繪製了喀爾喀地圖。

這三次旅行，張誠分別到達了張家口至歸化（呼和浩特）一線的蒙古南部地區、喜峰口至尼布楚一線的蒙古東北部地區以及土拉河和鄂爾渾河之間的蒙古西北部地區。

透過對蒙古不同地區地理景觀和社會生活情況的考察，他對蒙古不同地區的普通蒙古民眾的社會生活與生產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並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清朝時期的內外蒙古

第三至七次旅行，都是扈從康熙的巡行和軍事活動。第三次為隨康熙共赴多倫會盟，第四次為隨康熙出巡蒙古，第五次至第七次為隨康熙討伐準噶爾部。五次旅行主要的活動區域為古北口、獨石口到克魯倫河一線的蒙古中南部地區。

因為張誠全程經歷了收編喀爾喀蒙古和對準（噶爾）作戰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他基於自己的視角，留下了諸多對蒙古社會政治局勢和上層人物形象的評價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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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噶爾汗國疆域

從張誠的記錄看，兩類旅行中的交通和補給狀況可謂大相徑庭。

他扈從康熙的五次巡行和軍事活動，一路行程暢通，沿途驛站、臺站皆有大量的物資補給，五次旅行都非常順利。

至於三次公務之行，尤其是兩次邊界談判的行程就比較艱難了。食物補給只能隨團攜帶和定點補給，水補給只能依靠沿途的天然水源或挖地取水。“從巴黎到中國一路上遇到的一切艱難困苦，根本不能與1688年在韃靼（蒙古）4個月的旅行相比。”

簽訂《尼布楚條約》（璦琿歷史陳列館蠟像）

2）蒙古地區的地理景觀

在張誠的八次蒙古旅行中，不僅對蒙古地區的地理及生態環境均有所觀察，並對蒙古地區的地形地貌、生態環境進行了詳細記錄，生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蒙古自然地理景觀。在他的記錄中：

蒙古南部地區靠近長城一線，主要是平原和丘陵地帶，土地肥沃，適宜耕種；歸化城（呼和浩特）一帶土地肥沃；鄂爾多斯一帶土地多屬沙質，牧草較高；大青山以北，地貌多沙漬、鹽鹼，缺水。

在生態環境方面，這一區域植被覆蓋整體良好。在歸化城以南一線，植被覆蓋率較高，平原、草場植被良好，山地林木樹種多樣，以楊樹、樺樹為多；大青山看上去全是樹木，大青山以北植被覆蓋較差。野生動物南多北少，主要有野兔、鷓鴣、沙雞、黃羊、野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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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歸化城城樓

在蒙古的東南部地區，靠近長城附近地區多山，長城以北地形多以平原、丘陵為主，有流沙丘。

在蒙古東部地區，南起灤河北至克魯倫河一線，河流和湖泊密集，水系豐沛；近克魯倫河附近沼澤泥濘，附近森林密佈。這一區域的土質較好，牧草較高，植被覆蓋良好；野生動物多，靠南以黃羊、鵪鶉、野鴨為主，靠北有鹿、獺類等，河流湖泊裡生活著大量的魚類。

張誠發現，南部河流的河床一般為粘土，克魯倫河下游附近的河床多為爛泥，這反映出地區間的地質差異。

克魯倫河

在蒙古的中南部地區，南部山林茂密，野兔、鹿、狍子非常多，也有虎、豹、野豬等；多倫附近平原開闊，有很多優良草場，上都河以北的草場多含有鹽硝。

在蒙古中部地區，橫亙著戈壁，在戈壁邊緣多沙丘、山地，湖泊水系多鹼，含有大量的鹽，土質為沙土混合。戈壁附近有高山，戈壁以北，地勢平坦、開闊，沙土混合，牧草茂盛。克魯倫河流域地域開闊，有山地、平原，河岸，北岸的牧草長勢比較好。

在蒙古高原西北的土拉河及鄂爾渾河之間的區域，河流交錯，峽谷眾多，地形多為山地，偶有沼澤。這一區域人跡罕至，生態環境優良，有大片的松樹、冷杉樹，植被覆蓋率較高，還有大量的鹿、狍子、野豬、熊等野生動物，“是張誠最感到愜意的地方”。

土拉河

要知道歐洲對於蒙古地區的認識，最早可追溯至13世紀的歐洲教士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的遊記。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激起了歐洲諸國的極大恐慌。歐洲人不僅想深度瞭解蒙古人，更要知道他們西征的目的和今後的打算。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基督教會的傳教士們承擔起了“瞭解”蒙古人的使者角色。

不過，鑑於這些傳教士的活動範圍有限，因此他們對於蒙古地區地形和地貌的瞭解，僅侷限在諸如“貧瘠、環境惡劣”的簡短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人對蒙古的地理認識就變得更為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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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的八次“蒙古之行”，東北最遠至尼布楚，西北至土拉河及鄂爾渾河之間，西南至與寧夏相鄰的鄂爾多斯，東南至喜峰口的外喀喇沁蒙古，幾乎囊括了整個蒙古地區。他透過詳實的文字記錄，再現了蒙古地區完整的自然地理景觀，使這片區域的地形地貌、生態環境展現得更加清晰。

歐洲人眼裡的“明蒙雙邊形勢”

3）蒙古社會的時局與眾生相

張誠的八次之行，先後經歷了喀爾喀蒙古附清與準清戰爭。喀爾喀附清（1688）、多倫會盟（1691）以及康熙三次親征準噶爾（1696—1697）等一系列政治和軍事事件，無疑是這一時期蒙古政治時局的主線，隨行的他也直接覺察到了蒙古時局的變化。

張誠於1688年的蒙古之行，正值喀爾喀為準噶爾所敗的時機。作為旁觀者，他親眼目睹了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與車臣汗部貴族（臺吉）們降俄或降清，部眾四處逃散的慘淡局面。

在赴尼布楚（1689）途中，很多喀爾喀臺吉“攔路”清朝使團，除了請安之外，表達了對清廷的依附之心和對時局的憂慮。1691年多倫會盟，張誠親眼目睹了會盟的具體經過及場面，留下了很多生動的記錄。伴隨著喀爾喀諸部“俱照四十九旗編為旗隊”，喀爾喀蒙古諸部正式被納入中國（清朝）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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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喀爾喀蒙古的歸附，準噶爾成為了清朝“最後一塊拼圖”

1696—1697年，康熙先後三次親征噶爾丹，隨行的張誠詳細地記述了戰局的走勢及康熙因戰局的情緒變化。與此同時，他還接觸到了大量具有不同身份和地位的蒙古人。在他的筆下，蒙古人性格整體“性情和好，待人正直”，“（但）對那種虛假的宗教（喇嘛教）崇拜異常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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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達賴覲見順治帝（區域性）

在張誠眼中，蒙古人不論貴賤都“住在帳篷裡，骯髒齷齪，不修邊幅，舉止粗魯，生活在牲口的惡臭中”，“他們尊敬喇嘛的程度之深是難以形容的”。

在他的筆下，察哈爾平民“男人和女人的穿著和滿洲人近似，但不十分好，也不太莊重”；喀爾喀平民“更齷齪和難看”，“男人們精力很旺盛而且活躍”，“婦女們的衣著很樸素，長袍從頸脖一直拖到腳上。她們的頭飾令人可笑，所戴的無邊帽，很像男人的。看到她們的醜陋臉蛋，配著披散在耳朵下面捲成一條條的捲曲的頭髮，有人會把她們當作真正的希臘復仇女神”。

蒙古國最大的寺廟——甘丹寺

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後的歸程（1689）中，清朝使團一行接見了喀爾喀蒙古的車臣汗。在張誠的筆下：

“（車臣汗）是個年僅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相貌按一般喀爾喀韃靼人那種醜陋樣子來說，算是挺漂亮的。他與臺吉們都穿著中國金銀織錦緞袍，鑲有黑色毛皮的邊，腳著緞靴，頭戴一頂略呈灰色的白狐皮之類製成的皮帽。”

會見結束後，“國舅（使團首席代表索額圖）的帳篷中瀰漫著方才在那裡坐過的喀爾喀人的臭味。”張誠認為，“從未見過比這些韃靼（蒙古）人更髒的人。”

尼布楚條約簽訂後的清俄邊界

在多倫會盟上，張誠見到了喀爾喀蒙古的土謝圖汗和扎薩克圖汗。在張誠筆下：

土謝圖汗“較瘦，中等身材，長臉，灰鬍須，尖下巴，尖下巴是區別他的民族和韃靼人的特徵。他的臉是平的，據說不怎麼聰明”，“他身穿寬大的金色中國絲綢袍子，但很髒。他頭上戴著皮帽子，但他的帽子遠不如喇嘛戴的帽子美觀和值錢”。

扎薩克圖汗“是個十至十一歲的兒童，他舉止很莊重，雖然這幾次禮儀的全部過程他都在場，但看不出一點孩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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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爾喀三部的大致分佈

值得注意的是，張誠還接觸到了很多的喇嘛。由於彼此宗教立場的差異，使他對這些“異教徒”有著格外的關注。在他筆下：

“（喇嘛）多數穿黃絲綢衣服，披著罩住全身的大袈裟”，“用一種四五指寬的雜色的緞帶按照我們教袍的樣子鑲邊，教袍與袈裟很相似”，“胳膊裸露到肩膀，除僅有一件紅的或黃色的袈裟裹著他的身體而外，別無其它衣服在裡邊”。

在諸多喇嘛中，哲布尊丹巴一世羅桑丹貝堅贊（1635―1723）的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多倫會盟時，張誠見到了他：

“這是我見到的唯一肥胖的喀爾喀人。他身穿黃緞長袍，袍邊鑲以四指寬的貴重皮毛，衣領也是這樣。他肩上披著深紅色的麻布披巾，光頭剃鬚。他頭戴一頂象徵主教的黃緞子帽子，四角捲起，上面鑲有我從未見過那樣好、那樣黑的貂皮。他足蹬紅緞靴，靴子在腳趾處是分開的，接縫處有一條窄飾條”。

羅桑丹貝堅贊像

總的來說，張誠對蒙古社會各色人物的描繪，使歐洲人對這一時期的蒙古人有了全新的認識。儘管這種描述是一家之言，缺乏對道德、性格等深層次內涵的分析，並帶有一定的偏見，但還是讓歐洲人對蒙古人的認識發生了改變。因為當時歐洲人對於蒙古人的認識，還停留於野蠻而又殘酷的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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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蒙古人

4）張誠對蒙古認識的意義

張誠是清朝第一位深入蒙古地區的西歐人，他的遊歷見聞和對蒙古社會眾生形象的記述，是西方世界瞭解蒙古乃至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尤為可貴的是，他對蒙古地區以及蒙古民族的關注，突破了以往西方世界僅關注中原漢民族的傳統，使歐洲社會對蒙古地區有了整體性的認知。

1925年的蒙古地區

首先，他繪製了很多高精度的蒙古地圖，填補了西歐對蒙古地理認知上的空白，糾正了歐洲對中國乃至亞洲地理上的測繪偏差，為當時第一份世界地圖的繪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次，他對發生於蒙古地區的歷史大事件（喀爾喀附清和清準戰爭等）的記錄，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西方視角下的作為主權國家的清朝的疆域形成的程序，使得西方世界對“契丹”、“中國”、“韃靼”的認知也變得愈發清晰，更為近代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穩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第三，他對這一時期蒙古人形象的表述，在西方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儘管晚清之際，蒙古人的形象變得更為豐富多元，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最先讓西方社會關注蒙古人形象的，依然是張誠的記述。

1925年的蒙古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張誠的宗教立場及固有的文化差異，他的記錄存在著一定的主觀色彩。自始至終，他既不能深入理解蒙古社會特有的遊牧文化，還對喇嘛教有著天生的敵視。

但是，他對蒙古地區地理景觀的再現及對時局眾生的描述，使歐洲對蒙古地區的認知由由模糊變為清晰，由傳聞變成科學，最終開啟了近代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對蒙古的興趣與認識。

一言概之，在歐洲對蒙古地區的關注及研究的歷史中，張誠眼中的蒙古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