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史有兩個大分裂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一次大分裂結束於大秦,第二次大分裂結束於北周、隋朝。(五代十國亦是分裂時期,但時間不長)位於西北邊陲的秦國,立國之初不過蠻夷小國,常受列國鄙夷,民貧兵弱,但經過商鞅變法,“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李白詩曰:秦皇掃六和,虎視何雄哉!
在七百年後的西魏也進行過一次改革,同商鞅變法一樣,西魏、北周經過改革後國力大為增長,最終統一了整個北方,繼承於北周的隋朝又在數年之後統一了全國。可以說西魏、北周的這次改革同商鞅變法一樣,也是非常成功的。此次改革的發起者乃西魏丞相宇文泰,改革的具體實施人卻是行臺左丞蘇綽。宇文泰雖是丞相,卻是國家的實際統治者。其子宇文覺於557年廢西魏恭帝建立北周,577年滅北齊統一北方。581年隋文帝楊堅從9歲的外孫手裡奪得帝位,建立隋朝。
北魏於439年統一北方,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西魏由權臣宇文泰掌控,東魏由權臣高歡掌控
550年高歡次子高洋建立北齊。557年宇文覺建立北周,乘南梁內亂吞併巴蜀
然而商鞅變法國人皆知,但是蘇綽改革大多數人並不知曉,中學歷史課甚至未有提及,這又是為何呢?到底這場改革是如何進行的呢?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商鞅的改革採用的是法家的措施,見效極快。而蘇綽的改革表面是儒家,其實是外儒內法,溫和而不極端,見效慢。再加上西魏、北周政權在數十年內兩次更迭,蘇綽的改革未必能執行的下去,更何隋朝進行了更重要的三省六部制的改革,蘇綽在西魏的改革也就顯得沒那麼光芒奪目。
所以,要講西魏改革,先得了解蘇綽其人。蘇綽字令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可以說是文理兼修,這樣的人才在古代可不多見。蘇綽的出生很不錯,乃武功(陝西武功)大族,他的父親叫蘇協,曾任武功郡守,他的堂兄蘇讓為汾州刺史。蘇讓前去汾州就職的時候,宇文泰親自在長安城外為他餞行,臨行前,宇文泰問他:“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蘇讓便推薦了蘇綽。宇文泰就把蘇綽召來,任命為行臺郎中。宇文泰對蘇綽並不瞭解,自然也沒注意他。不過蘇綽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深得同僚們的讚賞,他們只要一遇到什麼問題,不用說第一時間直奔蘇綽。而蘇綽也向來也樂於助人,能幫忙的儘量也幫幫,甚至各部門要釋出什麼公文之類的,他們也要找蘇綽擬定條款格式。
好人總是會有好報的。轉眼間,蘇綽就在行臺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宇文泰與僕射周惠達討論政事,周惠達不能回答,便請求先去到外面找人商議後再行回覆。周惠達想到了蘇綽,便把和宇文泰討論的事情告訴他,蘇綽很快就幫他分析裁定。周惠達於是入宮呈報,宇文泰非常滿意,便問:“誰與卿為此議者?”周惠達便說出蘇綽的名字,並稱其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說:“吾亦聞之久矣。”遂升其為著作佐郎,專職修史。
對於蘇綽之才,宇文泰還僅僅是耳聞而已,並沒有過多的重視。直到有一次,宇文泰領著眾臣前去昆明池看打漁,昆明湖乃西漢武帝時引豐水入窪地而成,這本是漢武帝練習水師之所,不過後來又成了泛舟遊玩的場所。宇文泰在昆明湖玩出了興致,便問眾臣這些景緻的來歷,群臣無人能答,但他們很快又想起了蘇綽,有人就說:“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宇文泰於是叫來蘇綽,蘇綽對歷史典故如數家珍,應對如流,宇文泰大為讚賞,便留住蘇綽一起騎馬邊說邊行,早把看打漁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宇文泰對蘇綽之才很是傾心,他早有革新政治的打算,正不知如何下手,如今得蘇綽如此人才,就和當年的秦孝公見到商鞅一般,當晚與他談至深夜。第二天上朝,宇文泰便對周惠達說:“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立即授予蘇綽大行臺左丞職位,參與主管機要事務,從此以後蘇綽算是扶搖直上了,宇文泰對他越來越信任,到了後來,宇文泰外出巡遊前,總會在一堆白紙上籤上自己的大名,然後把白紙交給蘇綽,這幾乎等於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了他,而蘇綽也並沒讓他失望,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鉅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
蘇綽在位期間,除了幫助宇文泰打理日常行政要務之外,更重要的是幫助宇文泰進行了一次很不尋常的制度改革。之所以說不尋常,關鍵在於它的內容相對於戰國時期的變法以及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相比顯得非常平和而不激進,但可以肯定是很成功的。蘇綽受到重用後,先後草擬六份詔書,這六份詔書又正好是六條總綱,總結下來就是18個字:治身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史書對這六詔的總綱有所記載,但改革的具體內容已不詳。
宇文泰非常重視蘇綽頒發的六詔和他發明的計帳法,置於座右,下令百官習誦,並且規定:牧守令長,不通六詔和計帳法者,不得為官。由此可見蘇綽的改革是得到非常徹底地執行。當時西魏與東魏爭雄,東魏國力遠超西魏,但是西魏、北周在戰爭中往往不落下風,除了宇文泰個人軍事能力較強之外,亦有國內政治清明,無後顧之憂的一面。反觀東魏、北齊國內叛亂不斷。歷史學者一致認為蘇綽的這次改革使原來弱於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隋統一全中國創造了條件。
在這裡講一下商鞅變法的過程及內容,如果兩者對比的話,你會發現非常有意思。商鞅變法的發起人是秦孝公,他因不滿“諸侯卑秦”,自覺“醜莫大焉”,也為收復被魏國佔領的河西失地,所以頒佈“求賢令”廣招天下人才,商鞅正好在魏國混不下去了,便來到了秦國,他透過宦官景監三見秦孝公,向其兜售治國方略。
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時,對他大講“帝道”,所謂“帝道”便是堯舜這些上古時期三皇五帝的治國之道,基本和道家思想講的無為而治差不多,秦孝公聽著聽著就睡著了,商鞅退出後,秦孝公怒斥景監:“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五日之後,商鞅再次透過景監第二次見到秦孝公,這一次他講的是“王道”,所謂“王道”是指夏商周時期的君王一貫採用的政策,其精髓和儒家思想差不多,講究仁政和德治,這一回秦孝公可沒睡覺了,但商鞅所說還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
商鞅很快又透過景監第三次走後門,這次他對秦孝公講的是“霸道”,所謂“霸道”是指齊桓、晉文等春秋五霸所實行的政策,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這句話的意思是:依靠武力假借仁義的,便可以稱霸,稱霸必有大國的基礎,說白了霸道就是強兵之策,行霸道者往往能使國家在短期稱霸諸侯,其主要特點在於強兵,要想強兵就得注意耕、戰、賞、罰四點。秦孝公對霸道最為滿意,於是委任商鞅為左庶長,讓他主持變法事宜。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 一 廢井田、開阡陌
- 二 重農抑商、獎勵耕戰
- 三 統一度量衡
- 四 獎勵軍功,實行軍功爵制
- 五 廢除世卿世祿制,鼓勵宗室貴族建立軍功
- 六 改革戶籍制度,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法
- 七 實行郡縣制
- 八 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
如果我們拿商鞅變法的內容同蘇綽六詔進行對比的話,區別就很明顯了,商鞅變法的內容都是具體的法令,實施起來很有操作性,六詔只能算是施政方向。
不過這並非兩者間最大的區別,最大區別主要還是在指導思想上的不同。首先要明白一點,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從小就好刑名之學,而蘇綽卻是個典型的儒士,按孟子的說法,其改革內容屬於商鞅第二次見秦孝公所講的“王道”,區別就在這裡。
荀子曰:“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這是中國先賢對王道與霸道最重的闡述。說通透一點,掌握道義的制高點可以稱王,得到諸侯的信任可以稱霸。所謂儒家的王道與法家的霸道,則是對荀子這句話的另一種闡述。如果再加上道家的無為而治,即所謂的帝道,這三者就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最基本的三大思想。
帝道、王道、霸道這三者並不矛盾,不同時期又有不同的用法。三者其實對應著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就戰國時期而言,帝道顯然不能適應當時戰亂的情況,帝道在政治上的表現為無為而治,他產生於上古時期部落林立,小“國”寡民,而且生產力低下,適合無為而治。西漢初年亦採取過這一方法恢復國力。但之後的統治者再也沒有采用這一方式治國。
到了夏商周時期,國家所採用的政治制度為分封制,具體表現是分封諸侯以為藩屏,王的權力也不大,諸侯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便可。統治者若不懷德,結局也只能被各諸侯聯合推翻,湯武革命便是如此,因此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是:依靠道德施行仁義的,可以稱王,稱王不必有大國做基礎。
秦孝公所鍾愛的霸道,正是春秋五霸所行之策,春秋時期周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為爭奪土地而發生的戰爭數不勝數,這一時期“貴詐力而賤仁義”,霸道自然倍受推崇,而且秦孝公改革的原動力就是因為被人欺負了想要報仇,所以當商鞅向其兜售霸道之策時表現得欣喜若狂,連談幾日幾夜,巴不得明天秦國就能成為超級大國,把那些看起不秦國的國家全給滅了。
商鞅見過秦孝公後曾對景監說過這樣一句話:“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正如商鞅所言,秦孝公急功近利,秦國的國力在短期內可以根據他的改革得到很大的提升,最終為以後秦始皇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但他急於求成,律法制定得極為嚴酷,而且制定的每一條法令都只為富國、強兵,這使得秦國百姓只為兩件事而活著,一個是農耕,一個是征戰,從此秦國便有了虎狼之國的稱號。所以說秦國滅六國的功績確實偉大,但是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所作出的犧牲也不在小。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統治階級的刻薄少恩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最終“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當我們瞭解了商鞅變法的精髓後,在來看蘇綽的六詔,就越覺有意思了。可以說蘇綽六詔正是儒家治國之道的具體內容,若按商鞅的說法,便是行王道。儒家一直以來都把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要想治國、平天下,首先必須修身、齊家,蘇綽在六詔中把治身心和敦教化放在最前面,正是這一思想的表現,就當時禮崩樂壞的現實而言,其意義不言而喻。自漢末儒學衰落,魏晉佛學傳入,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遭到極大挑戰,要麼篤信厚黑學以及功利主義,要麼信仰宗教寄希望於神明或者來世。同春秋戰國一樣,出現了“貴詐力而賤仁義”的現象,“上無教化,唯刑法是用”,要想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這頭兩詔,不但是對百姓的要求,更是對統治階級的要求。
蘇綽同時又認為“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所以就必須“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要想足衣食,就得盡地利。西魏剛建立之初,曾遭到一次嚴重的旱災,致使關中出現糧荒,東魏又趁機來攻,若不是宇文泰運用其高超的軍事計謀大敗敵軍,然後率軍就食於河南,西魏差一點遭到滅國的危險,所以西魏如不解決糧食問題,不但難以改變其所處劣勢地位,而且連生存都很困難。因此蘇綽要求地方政府勸課農桑、赦免奴隸、不失農時,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西魏糧食問題最終得以解決。
蘇綽提出擢賢良的措施意義就更大了。北魏自孝文帝實行九品中正制以來,北魏的統治階層平均智商呈直線下降的趨勢,用人制度的改革的確非常迫切。在這方面,蘇綽參考了兩漢時期的政策,將舉薦人才的權力交給了州、郡、縣地方政府,這樣便從制度上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寒門的政治地位因此提到了不少。而且在人才標準方面,蘇綽要求非常嚴厲,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蘇綽這種謹慎的態度,使得西魏政治清明,同時又使得改革措施執行的非常到位。更重要的西魏的政治繼承於北魏,統治集團由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共同組成,但是軍權基本掌握在鮮卑貴族手裡,經過與東魏多年的戰爭兵力損失較大。然而西魏時期大多數鮮卑人已經與漢族生活方式的差異不大,透過唯才是舉的措施使得更多的漢族地主納入了西魏的統治,一方面增強了西魏的實力,另一方面也改變了西魏的政治結構,加速了民族融合。同一時期宇文泰實行了府兵制,即讓更多的漢族地主的武裝加入到軍隊編制,使得西魏的政權性質與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恤獄訟的意思是慎重對待訴訟。自兩漢以來,儒法合流,兩家遠非戰國時期那般涇渭分明,儒學講究德治,法家推崇法制,兩者都有其缺點與不足,正因為如此,兩家相互影響、取長補短,最終統治階級採用了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思想,其表現為德主刑輔。蘇綽正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堅持儒家德治為主,又不否認刑罰的作用,而商鞅卻將刑罰作為治國的唯一途徑。
六詔中最後一個是均賦役,蘇綽要求均賦役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所謂民不患貧而患不均,畢竟南北朝時期的階級矛盾十分的尖銳。話又說回來,西魏為了支援連年的戰爭,所以在賦役方面還是很重的,甚至高過東魏、北齊,蘇綽因此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世君子誰能弛乎?”還好西魏因為前幾條改革措施實行得比較好,官員都比較廉潔,反而社會矛盾遠沒有東魏、北齊那麼尖銳。
西魏、北周經過這些措施的改革後,國力得到了很大的躍升,雖然比不上商鞅變法效果來得明顯,但也足以使得西魏、北周的在二十年後有了統一整個北方的資本。而且蘇綽改革的復古思潮加快了儒學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體系得以重建,這就成功的阻止了西魏像東魏那樣在胡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遷的遊牧民族逐漸漢化,民族矛盾隨之化解,偉大的大唐文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得以建立。從這點看,蘇綽六詔意義非凡。
遺憾的是,蘇綽和商鞅一樣,都沒能親眼看到改革的成功。商鞅因改革而得罪了權貴,秦孝公死後,很快就被人誣告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旅店,結果因沒有證件,店家害怕他發明的連坐法而不敢留宿,商鞅又想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亦不願收留,還把他送回了秦國,結果被處以“車裂之刑”,臨死前,商鞅自嘆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
商鞅的死算是咎由自取,他以法家思想成就了強秦,自己到落了個作法自斃的下場。他三見秦孝公,其表現更像一個商人,秦孝公就是一買家,他以帝道、王道、霸道三家學說投其所好,秦孝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缺乏長遠的政治考慮而採取了霸道,雖使大秦能在短期內一統天下,卻也落了個二世而亡的下場。
就個人而言,蘇綽死後的待遇比起商鞅來要好得多。蘇綽積勞成疾,於公元546年病逝,宇文泰對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便想厚葬他,可又擔心違背了他生前的心意,於是問百官曰:“蘇尚書平生兼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進言:“儉約,所以彰其美也。”宇文泰便採納了他的意見,僅用一輛白色喪車載著蘇綽的遺體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領著大臣們步行護送靈車直至城外。
靈車走遠,宇文泰悲慟難制,於是把酒灑地祭奠:“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說完便放聲痛哭起來,不知不覺中,酒杯從手上滑落。蘇綽、商鞅為何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呢?一切諸果,皆從因起,一切諸報,皆從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