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康（右）在90歲生日時，題詞表達對兒子的教誨
雖老猶健，88歲的何康登上黃山
周總理題詞“儋州立業，寶島生根”
為了突破冷戰對蘇聯的封鎖，1950年11月21日，斯大林親自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國幫助從南洋購買橡膠。隨後斯大林在1951至1952年與毛澤東的多封往來電報中，商討在中國華南地區種植橡膠，這成為蘇聯向中國提出的幾乎是唯一的經濟支援要求。
毛澤東和黨中央高度重視，請陳雲主抓這項工作。為了開闢中國的橡膠事業，也便於和蘇聯專家打交道，需要挑選一個有專業文化，又有政治資歷的年輕幹部主持具體工作。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的爸爸被選調到北京，擔任新成立的林業部特種林業司的司長，時年29歲。由此，他人生的最好年華都奉獻給了中國的熱帶作物事業。
隨著中蘇關係轉冷，1956年開始縮減橡膠種植規模，中央橡膠統籌機構熱林司也由林業部轉至農業部，1957年又轉到農墾部。面對機構的調整，爸爸可以有多項選擇，科學院以至外交部門都歡迎他去。但爸爸認為自己一直在中央部門，高高在上，缺乏基層的鍛鍊，他給媽媽的信中提到總感到時間流逝，“一事無成”，他渴望著到基層去幹一番事業。
他主動選擇了離開北京相對平靜安逸的生活，南下廣州，擔任了華南熱帶作物研究所所長和黨委書記。其實，在1952至1956年的四年裡，爸爸跑遍了中國種植橡膠的宜林地，做了大量的考察、協調、規劃的工作，長年不在北京，我跟他一起生活的時間還不如與爺爺、外公的時間多。我1957年夏天也隨著他來到了廣州，而媽媽正在北京市委黨校學習，一家人分成京穗兩地而居。
為了貫徹王震部長把研究所搬到生產第一線的指示，爸爸堅決執行，因為這符合了他沉到基層、幹番事業的願望。但是所內相當大一部分研究人員認為搬到海南儋縣，既不具備進行科研的條件，還不利於與外界的溝通，更不要說家庭的吃住與孩子的教育問題了。為了說服大家，必須身先士卒。那時爸爸給媽媽的信都是勸她早日南下，不必顧慮太多，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記得1958年的暑假期間，我們全家搬到了海南儋縣。落腳的聯昌試驗站總共也就二十間磚房，爸媽分得一間十幾平方米住房，而我、弟弟和保姆兆蘭阿姨只能住在茅草房。沒想腳跟還沒落穩，就遇到了颱風。那個夜晚，颶風颳得茅草房頂一掀一掀的，上下起伏，嚇得我們趕快跑到爸媽的磚房裡躲避。我跑出去找爸爸，看到在電閃雷劈、狂風暴雨之中，有個黑乎乎的身影，揮著手電，大聲叫喊，爸爸正在指揮抗風救災。一時間，爸爸的形象就在我心中矗立起來了，至今仍難以忘懷。第二天清晨，颱風已過，看到我們住的茅草房已被刮塌。這成為我在海南兩院創始階段上的第一課。
由媽媽收存的舊書信，爸爸在裝信的大紙袋上寫的《兩地書》，記載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信中有爸媽當年的思想交流，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痕跡，慷慨激昂、豪情滿懷，彰顯了到群眾中去改造自己、獻身熱作事業的決心。爸爸寫道：“我常在想，透過艱苦的鬥爭搞好一個事業，對人民有所貢獻，在群眾中生根，這是最大的愉快。我們都還年輕，下個10年20年工夫，什麼搞不透？我有信心依靠群眾，創立新型的熱帶作物科學體系，這是我國應擔負起的任務，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熱帶國家的解放，那時世界熱帶作物更有飛躍的發展。”
就在當年蘇東坡的流放地，從草棚上馬，愣是辦起了後來非常著名的“熱作兩院”，創立了“一統四包三結合”新型的科研、教學、推廣、生產服務體系，在“文革”爆發前已成為全國教學、科研的一個典型。
1960年2月，在雛形初現時，周恩來總理來兩院視察，結束後專程要到我們家中看一看。那是一套兩室的簡樸住房，沒有幾件傢俱，然而正值春節期間，與家家戶戶一樣，大門上貼有爸爸寫的春聯“儋州落戶，寶島生根”。總理看後說，應該立業，才能生根吶。總理並說，你們的父母都是我的舊交，老朋友了，你們一定代我向他們問好。總理看到新人念及舊情，讓爸爸媽媽感到溫暖與激勵，更加堅定了為中國熱作事業奉獻一生的決心。隨後他的題詞“儋州立業，寶島生根”，成為了兩院的院訓。
經過20年的努力，中國橡膠與熱作事業取得了巨大進展。1982年“橡膠樹在北緯18-24度大面積種植技術”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
兩岸三地農業領導人歷史性的會面
1991年11月，媽媽陪爸爸到香港與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李崇道會面，他們曾是同宿舍睡在上下鋪的室友，又都是當年的優秀學生。李崇道的弟弟是美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由他牽線，臺海兩岸的農業機構領導人在香港首次會面。他們的另一位同學黃成達任香港漁農署署長，而他們的老師，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的兒子、臺灣著名的農學家馬保之教授也來到香港，見證了兩岸三地的農業領導人歷史性的會面。
我曾讀到1990年5月29日《中國青年報》上的一篇短報道《農業部長和青年》：“部機關的一個集體婚禮正在進行。瞧，何康部長偕夫人繆希霞——農業部的一位離休幹部來了。大家呼喊：‘請何部長和繆大姐來個節目！’何康當仁不讓，拉起繆大姐一曲京劇對唱，把參加集體婚禮的人逗得不亦樂乎。輪到何康講話了，他說新郎新娘要互敬互愛，一邊說一邊拉過繆大姐，說：‘你看，我們結婚四十五年沒吵過一次嘴，你們要向我們學習。’” 爸爸說的是真心話。媽媽與爸爸從同窗同學、到同心同志，對爸爸的愛伴隨著她走完了人生。在媽媽生命的最後日子裡，這種愛越發顯示出它的純潔、無私和奉獻。
1992年春節前，媽媽希望出院與家人一起過節，醫生警告可不能再感冒了，否則會有生命危險，因為她自幼患哮喘病，在海南20年艱苦的環境與不適的氣候，大大損害了她的健康，心肺功能差到僅能維持生命。沒想到春節過後，爸爸的眼睛突然出現了問題，查出是顱咽管瘤壓迫了視神經，必須及時動手術。媽媽急壞了，她完全不顧醫生不能再感冒的警告，冒著初春的寒風，天天跑醫院陪爸，找大夫會診，研究治療方案。最後爸爸轉到海軍總院，採用新技術手術。爸爸很快出了院。但是媽媽不幸再次被感冒擊倒，住進北京醫院，正如醫生所言，這次感冒真讓她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由美國趕回北京的我，陪伴了媽媽最後的時光。媽媽於5月27日去世，沒能度過73歲這一關。
不忘媽媽的囑託，讓愛延續
但是，媽媽對爸爸的愛並沒有隨她的去世而終止。這次感冒入院，媽媽完全知道將危及生命，來日無多。於是趁清醒的時候分別向弟弟何巍、兒媳王苗留下最後的囑託。她說：爸爸是非常重感情的人，我去世後，他不會再找別人。但是有一個人，爸爸可能會接受，那就是他們大學的同學鬱雋民。鬱雋民是烈士鬱華大法官的女兒，郁達夫的侄女。1944年湘桂大撤退時，爸爸與她一起逃難，扒火車，坐在車頂上，搭木炭燃料的汽車從柳州輾轉貴陽到重慶，直到把鬱雋民平安送到重慶她姐姐鬱風和姐夫黃苗子處。他們有患難與共的經歷，爸爸對鬱同學的印象很好。這讓我想到了“千里送京娘”的故事。
為了媽媽的囑託，我和王苗開始了尋找鬱阿姨的征程。我們打聽到鬱阿姨從《中國日報》社退休後去了美國，於是透過原《中國日報》主編馮錫良拿到傳真地址，由王苗先後發了兩封信去聯絡，均未得迴音。
媽媽去世半年後，許多熱心人和朋友開始為爸爸張羅新老伴。我們試探過爸爸，如媽媽所料，他完全沒有興趣。我記得媽媽去世時，爸爸悲痛極了，我看到爸爸親吻媽媽額頭時是那樣的深情，在家中陳設的靈堂裡，爸爸一個人一邊凝視媽媽遺像一邊落淚的情景。面對爸爸精神低迷的狀況，王苗將媽媽最後的囑託告訴了爸，並說我們正在努力地找鬱阿姨。爸爸聽後大哭，一邊哭一邊叫著媽媽的名字：“希霞，希霞，你對我真是太好了！”
終於在1993年春夏之交，我們得到訊息，鬱阿姨要從美國回來了。她到京第二天晚上，我和王苗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門去。當告訴她我是何康的兒子，鬱阿姨很吃驚，我們一一敘說了媽媽最後的囑託，並如實說明了爸爸目前的身體狀況。她聽後很感動，答應考慮。這之後，爸爸與鬱阿姨相伴了二十六年。
2019年8月鬱阿姨病逝，我寫了幅輓聯：“少時同窗千里京娘留佳話，老來相伴廿載滿堂紅夕陽”。在送別會上，我說到了媽媽的囑託，感謝鬱阿姨的相伴，讓爸爸在家庭、子女的溫暖中度過了幸福的晚年。
此刻，我心中更加懷念親愛的媽媽。是你讓愛延續，讓你最愛的人能健康、愉快、安享晚年。爸爸一刻也沒忘記你，90歲生日時，我們在剛剛落成的禾苗居里為他祝壽，他即興作詞並寫成巨幅掛在臥室裡。這首《浣溪沙》最後兩句是“朝陽夕霞，康樂興旺人家”，將媽媽繆希霞和爸爸何康的名字鑲在詞中，霞康朝夕相伴，永遠是幸福一家。供圖/何迪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