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個年輕的女記者聊了幾分鐘之後，畢肖普發現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老古董”，好作為激烈的女權主義者的對立面……“最後我問她到底讀過我的詩沒有，好像她只讀過一首”——女詩人向《巴黎評論》的訪談者抱怨，“我說我不相信詩能成為宣傳工具”，結果，見報就變成了“畢肖普女士不相信詩歌能夠傳達詩人的個人哲學”……
接受採訪是件很危險的事，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在採訪者筆下會變成什麼樣子，更無法確定讀者看到這些採訪後，會做怎樣的解讀——更多時候，是誤讀。作家對此深惡痛絕，他們心懷芥蒂，想要避開陷阱。
不過，話說回來，誰沒些獵奇心呢？人們對作家個人生活的關心，往往超過作品本身。我就沒有認真讀過海德格爾的哲學著作，可這無妨我“八卦”他和阿倫特的戀情。薩特和波伏娃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愛情故事肯定比著作有更多擁躉。凡人如此俗氣，不可救藥，作家們“請關心我的作品，而不是我這個人”的大聲呼喊，顯得氣若游絲。
改變芸芸眾生（包括大眾傳媒）沒那麼容易，不如躲避。“不（愛）接受採訪”於是成了作家的特性。我倒覺得，沒多少人真的願意“孤獨”地生活在作品中，他們的躲避往往出於驕傲和無奈——不屑與無知者交談，倘或真遇到“知己”或旗鼓相當的“對手”，一定徹夜長談，惺惺相惜。
某種意義上，《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很“懂”作家。“懂”的含義不僅是欣賞，更有挑戰甚至刺痛。你和一個洞察你作品、乃至內心的人對話，“它”像一個魔法師，吸引你靠近，讓你無處可逃，最終不得不坦露心聲。
埃萊娜·費蘭特就沒逃得掉，儘管她躲過了無數讀者和媒體的追尋。《我的天才女友》暢銷世界，作者卻遠離塵世，面目模糊，人們生出各種猜測：一個假借女人之名的男人，一對夫妻，還是幾個人？
《巴黎評論》的一對夫妻編輯帶著他們的女兒——哈，這種家庭式採訪可不多見，被採訪者要多信任採訪者，才能如此？——接受了埃萊娜的邀請，在那不勒斯開始了訪談，同時慶祝“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是其第一部）最後一部的出版。
那更像一次義大利旅行。從那不勒斯開始——埃萊娜原本打算帶採訪者看看“埃萊娜和莉拉”生活的城區，後來改變了主意，因為小說裡的地方“只能在文字中看到”。他們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海鮮大餐時，繼續；後來在羅馬，“我們在家裡喝著花茶接著聊”——你能想象這樣的情形，時間過得飛快，而交談意猶未盡。要知道，採訪物件可一直躲避公眾，不願“識得廬山真面”呢。
當小說中的女主角和作家同名，並且有著某些類似經歷時，我們很容易將其當成作家的自傳。讀者一定好奇，《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埃萊娜”和真的埃萊娜有多像？作家卻告訴你，那些都是“腦子裡盤旋很多年的碎片，突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故事，但我沒法把它忠實地講述出來”。
好的訪談者一定是好的讀者。和作家交流創作經歷需要深厚的文學功底，起碼，你得對他（她）的作品瞭如指掌，連一些被作家本人忽視的細節都要“牢牢抓住”，因為它很可能是對映真相的潛意識表達。除此之外，你還需要有所比較，同時代的作家，不同時代的作家，小說，詩歌，電影……每每讀到採訪者所寫的訪談前言（姑且這麼叫吧），我都心生敬佩，這些短短的文字，其分量不比被訪者厚厚的作品輕，至於那些提問，更得見功底，不然，一個大家憑什麼要“暴露”自己，回答你那些暗藏鋒芒的提問，將個人隱私公之於眾？
確實涉及個人“隱秘”。比如珍妮特·溫特森，比如簡·莫里斯。
珍妮特直言不諱：“我確實厭倦了不停地被撕成碎片，厭倦了他們以一種惡意的、試圖摧毀我的方式暴露我的私生活。”出版了《寫在身體上》《藝術與謊言》之後，珍妮特和媒體有過很多不愉快的經歷，她搬離了倫敦，“實在不想再待在那個魚缸裡”。主流文化對離經叛道者的批判和“窺視”讓她忍無可忍——有個著名的假新聞就是對作家在巴黎“扎眼”住所的探訪——是啊，她憑什麼住在那樣的房子裡？
對抗庸俗有時就像對抗“正統”一樣，需要勇氣。一個被基督教家庭領養，作為後備佈道者、最終脫離“正軌”的女子，如何寫出《我要快樂，不必正常》這樣的“驚世駭俗”之作？她怎樣構思一本書，又有著什麼樣的創作理念？——請注意，如此抽象化的提問很愚蠢，《巴黎評論》的訪談者會巧妙地將它化作一個個具體問題。
還有簡·莫里斯。這個報道過人類第一次攀登珠峰、走遍世界的人，其性別改變前後，作品呈現出怎樣的不同？如果你對作家變性的經歷感興趣也無妨，《Conundrum》（中譯名：《她他》）會告訴你，雖然莫里斯“寧願把整個事件以‘那個謎’簡單地帶過”。訪談者對此並無避諱，可他更關心創作本身，以及性別的改變會對創作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一本《巴黎訪談》是“女作家訪談”，不管你承認與否，女作家比男作家更容易引發關注和爭議。當然，訪談中也有“坑”，你不時能看到高手過招時的“刀光劍影”。來，談談你對某位同行的看法。溢美之詞通常是最安全的，不過，作家的個性你知道，他們往往敏銳、尖刻、好勝、特立獨行。有人曾問珍妮特·溫特森，誰是在世最偉大的英文作家？她斬釘截鐵地回答：珍妮特·溫特森。尤瑟納爾不喜歡同樣寫作“同性之愛”的科萊特，認為她“在處理情色的時候，經常墮落到巴黎門房的水準”；薩洛特提起波伏娃時，更狠，說她“生性冷淡”“無法忍受薩特和任何人發生知性關係”。
我不禁想，要是把這些女作家們聚在一起，會是怎樣一出好戲？
薩洛特說：“我覺得在藝術上我們都是雌雄同體”。她有三個孩子，卻“總是有足夠的時間”，並且“不相信中產階級女性說她們不寫是因為有孩子”；佩雷堅稱，世界上有兩種人，有孩子的和沒有孩子的。“如果你很窮的話，根本沒有寫作的可能”。埃萊娜認為，“男性小說傳統提供了豐富的、構建性的東西，我覺得女性小說缺乏這一點。”
作為訪談者，你可能不喜歡這些觀點，不時有爭辯的衝動，要是針鋒相對，那就大錯特錯了。小心巧妙地把你的想法不露痕跡地藏起來，藏在你那些充滿誘惑的問題裡，等待作家“入坑”。
溫特森說自己是偉大的作家，你怎麼理解偉大？沒準，我會這麼問。
有點兒壞，可不是嗎？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