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涵
“在陶淵明身後1500年，梭羅在夏夜所看到的升起的銀河，正如當年陶淵明見到的那樣——同樣模糊的恆星，同樣的星座特徵。中國南方荒村的詩人和美國康科德市的自然主義者，在他們共同擁有的銀河系中毗鄰而居：兩顆遙遠的心，同一片荒野。”
——切特·雷默 《給仰望者的天文朝聖之旅》
寂靜年代裡，對話恆星
1986年，九歲的解仁江看到了哈雷彗星。
解仁江是1970年代生人，他定居大連，是大連市牧夫天文學會理事長，國內最早的天文愛好者論壇，牧夫天文論壇的創始人，也是國內頂級的天文發燒友。在他成長的年代裡，中國在改革開放浪潮中逐漸甦醒。
那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哈雷彗星迴歸。平均每76年才出現一次的彗星，引發了全國轟動。在解仁江記憶中，關於彗星迴歸的媒體宣傳鋪天蓋地，解仁江也和老師同學，前去海南觀測哈雷彗星。
他對哈雷彗星早有了解。在人們口中，哈雷彗星幾乎是彗星的代名詞：“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哈雷彗星，大家一提彗星，總是會先聊到哈雷彗星。”科普書的配圖裡的哈雷彗星，拖著長長的閃亮尾巴劃破黑暗，燃燒出白色的耀眼光芒。
但在1986年，解仁江透過望遠鏡，卻只看到了一團白色的霧氣。“其實是有點失望的。”解仁江坦言，“但戶外觀測的活動還是會給你不一樣的感覺。”
解仁江
他很看重戶外觀測帶來的參與感，認為自己天文愛好的形成，“得益於”當時媒體資訊來源單一，報道訊息容易給人留下印象：“每一次天文現象都會造就一批天文愛好者的誕生，有機會讓平時接觸不到的天象‘上演’，對天文現象出現的資訊的關注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那個時代，資訊量並不是像現在這麼多，所以星星反而能夠引起我們的興趣。”解仁江感慨道，“現在喜歡天文的孩子雖然比以前多了，但有些時候它被其他資訊淹沒了。”
在他成長的歲月裡，天文愛好是一顆沉默的明星。
解仁江80年代的童年是寂靜而平淡的，“遊戲機、電視都不怎麼見得到，也沒有什麼升學壓力”。那時，他常常坐在家中小院的石階上看星星，是閃爍的群星點亮了他的夜晚，“有時還可以看到流星”。流星雨可遇不可求，他看到更多的是偶發流星：某個晚上，突然一顆流星劃過天際。
城市光源條件也為觀星提供了便利。當時，大連的海上運輸業沒有如今發達，城市亮化工程也尚未實施，“一到門那邊，就是一片漆黑”。
解仁江家的屋子，是大連日據時期留下的“日本房兒”，每棟房子都有小院。他只要坐在院子的石階上，鋪開星圖，抬頭望向深邃的天空，就可以看到四等星（編注：星等是衡量天體光度的量，星等數值越小，星星越亮，星等數值越大越暗），甚至五等星都能看到。
遠距離通訊也未得到充分發展。除了發信函，人們最快的通訊方式也是發電報。但解仁江探索天文的興趣需要帶來了交流的需要。1993年，初中的解仁江在《天文愛好者》雜誌上發表觀測文章，文末有他的聯絡地址。電報價格高昂，解仁江和朋友們只能採取通訊的方式。全國各地的天文愛好者的信件像雪花一樣向解仁江飄來，“一天最多能有四十封信”。
郵件運輸很慢。解仁江從大連寄信到海南，要整整十天的時間。“信件往返下來，短短几句話，可能要將近一個月後才會有迴音，”他回憶道，“感覺就像在宇宙空間中傳送資訊一樣。”
解仁江每天都在寫信，樂此不疲地和各個地方的同好們溝通。等待的時間給他的生活增添了許多額外的樂趣。另一個宇宙在地球上誕生，他和他的天文同好們彷彿生活在不同的星系，“就像我們現在說尋找外星人一樣，向宇宙空間發射資訊：我們在哪，地球在什麼位置上，然後等著對方回應”。
1995年，解仁江有了第一臺電腦。1999年，他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天文論壇——牧夫天文論壇，成千上萬的天文愛好者透過網際網路能夠即時溝通聯絡，相約觀星，天涯如比鄰。
他仍然和早年通訊的朋友們保持著聯絡，也不斷在天文活動中認識著新的朋友。解仁江追著日全食觀測帶全球跑，有時在飛機上，看一眼旁邊人將裝著拍攝裝置的包裹舉過頭頂的行李艙，兩人會心一笑，他便知道：“哦，你也是來拍日全食的。”
日全食 解仁江 攝
從2000年起，解仁江在全國多地奔走，開展“跟牧夫學天文”為題的系列多媒體天文科普講座。2003年，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大型天文愛好者星空聚會，牧夫國際天文交流會，吸引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及北美的國際天文愛好者齊聚一堂。早年單純的觀星愛好，如今成為一種使命感，“我希望將對星星的熱情、對天文的理解傳遞給年輕一輩人”。
人群之外，我們和世界的聯絡
2011年，瞿秋石受邀在牧夫天文寫過一段時間專欄。
瞿秋石在豆瓣上的簡介是“語言學專業、獵頭、天文愛好者、綜合格鬥愛好者”。天文愛好者擺在學習專業和職業後的第一位，也是她成為《望向星空深處》譯者和《靜聽宇宙的聲音：走進中國天文臺》作者的重要原因。
瞿秋石與蒂莫西·費里斯（Timothy Ferris）——《望向星空深處》的作者合影
瞿秋石自認為真正開始喜歡星空的時間要從畢業後開始工作算起：“我之前一直覺得自己應該比較喜歡星空這一類東西，但是隻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畢業之後可能有一定經濟基礎了，所以也去買了望遠鏡，然後才開始出去，跟我那幫朋友一起去崇明看星星。”
她和“那幫朋友”在牧夫天文愛好者論壇結識。論壇上有各地的天文愛好者的QQ群資訊，方便在重要天象時相約觀測。瞿秋石在上海的QQ群內認識了復旦交大的校友，幾個人逐漸結成了固定的觀星同伴，後來也成為生活中彼此重要的朋友。
“那時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瞿秋石笑著說，“其中有一個人買了一個很大的望遠鏡，有200mm的口徑。我們幾個人就浩浩蕩蕩抬著望遠鏡頭，從復旦坐地鐵10號線到南京東路，換乘2號線到科技館，再坐申崇二線的公交車到崇明。”幾個人都是學生，經濟不寬裕，只能坐公共交通。到了崇明也沒辦法去酒店，只能在野外熬一宿，“早上五六點鐘，又冷又餓又困，眼巴巴等著司機來接”。
崇明給瞿秋石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2011年，她和同伴們還可以走進崇明的蘆葦蕩裡面去，遠處水鳥聲聲，水中影影綽綽倒映著天上的星子，有時流星就在頭頂劃過。“2013年的時候，有一次流星雨大爆發，”瞿秋石回憶，“一小時差不多是90多顆，當時我正走在木棧橋上，然後突然頭頂一下炸了5顆，我當時已經不會講話了，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
但就觀星而言，崇明其實是他們無奈的選擇。崇明的觀星條件並不是最好，一般瞿秋石和朋友們都是根據論壇先輩的經驗，去浙江的鄉村地區，或者大洋山。山路很險，雨季會有石頭滾落。有時他們的車從山路上駛過，旁邊就是新鮮的山石痕跡，“那時候覺得很好玩，但是現在想想還是挺後怕的”。
在說到與朋友們的共通之處時，她反覆提及“格物致知”。觀星與天文成為她向未知探索又一塊可能的拼圖，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瞿秋石在工作間隙經營著自己的豆瓣小站，或寫作黃道十二宮系列星座的科普文章，或記錄自己的觀星日誌。
瞿秋石和朋友們在龍王山觀測 高健平攝
星空將遙遠的事物相互聯絡起來。曾經天文小群中的朋友們在畢業後也沒有分開，現在他們已經是瞿秋石生活中很好的朋友，他們週末一起吃飯，有天象時也會相約觀測，在去觀星地的路途中談起星星、工作、近來的社會議題和彼此的生活。
這種聯絡感對瞿秋石十分重要。2020年，瞿秋石為了追新智彗星去了哈爾濱。彗星的最佳觀測點轉移很快，他們行程很緊，上午敲定計劃，下午立刻坐飛機到哈爾濱，驅車400公里，在佳木斯的一塊麥田裡看到了彗星。“其實我帶個望遠鏡跑了這麼多公里，也就只是為了那麼一個小小的三角形、一個扇面。”她笑著，“因為那種時候，你知道這東西就在那裡，你會覺得ok，我們和這個世界還是還是有點關係。”
這種聯絡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實存在於遙遠空間中的實體。瞿秋石回憶在望遠鏡中看到的土星：“因為大氣抖動，你會看到土星的形象也會有點微微的顫抖，然後你就知道，它確實在那地方，周圍什麼都沒有，一片漆黑。這很酷，也有點恐怖感，因為恐怖是來源於真實。”瞿秋石對世界的真實面貌孜孜以求，它帶給她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如同焦慮症剛剛恢復的時候，化妝刷的毛在她臉上輕輕刷過的觸感。
2015年，瞿秋石和上海的同事去青海旅行。朋友在旅館裡睡著了，她帶著望遠鏡和相機去後院看彗星，卻突然注意到很多原野上出現一隻隻眼睛。“我嚇死了，”瞿秋石笑著說，“趕快回到房間和他們說，結果他們告訴我那是犛牛。”離開婚姻後，瞿秋石開始自己一個人的旅行。她去了青海的德令哈天文臺，又去西藏拜訪了山腳下的羊八井天文臺。
旅行給了瞿秋石長時間一個人整理自己的時間。她將自己的旅行寫成遊記《雙球記》，發在《天文愛好者》雜誌上，收穫了不錯的反響。
瞿秋石決定記下國內天文臺承載的歷史故事。2016年至2018年，她從西藏青海走到了南京紫金山，順著抗戰時期的文物遷移脈絡去往雲南鳳凰山、麗江天文臺，又北上到北京帝城古觀象臺、密雲、懷柔和興隆，去往青島天文臺探訪清末民初西方自然科學引進的歷史遺緒。歷時兩年的天文臺之旅，在河南登封的告成觀星臺結束。這座中國現存最為古老的天文臺默默立於天地之中，成為瞿秋石天文臺遊記《靜聽宇宙的聲音》的結尾，標識著日常生活之外，另一條探入天空的道路。
在快節奏的、緊張而瑣碎的城市生活裡，觀星給瞿秋石提供了生活的支撐。“感覺大家都被生活蹂躪得很厲害”，但瞿秋石和她的朋友們堅持一年一定要抽空看一兩次星星，“不是說我一定要看到一兩顆流星才行，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自己還有這塊空間存在。”
留影福州，星空下的家鄉
2017年的五一假期，蔡胤霖拍下了第一張星象延時攝影作品，福州平潭島的銀河。
那時蔡胤霖還在上高中，他所擁有的拍攝裝置只是一臺小小的卡片機。“當然技術很差，”他說，“但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第一次拍到，還是會覺得很神奇：居然會有這個樣子的東西存在。”蔡胤霖從小就對天體、宇宙感到神奇，即使不拍照片，自己躺在地上看著漫天的星星，對他而言也是一種享受。
這位出生於2001年的年輕攝影師是8ARKW、視覺中國的簽約攝影師，也是星聯CSVA、夜空中國攝影師、中國延時攝影聯盟的成員，《榕城似季 - SEASONS OF FUZHOU》系列片作者。
蔡胤霖
蔡胤霖對延時攝影感興趣的出發點在於“記錄”。小學時，他拍攝過自己搭建多米諾骨牌並推倒的過程。多米諾骨牌需要很漫長的時間才能一張張搭好，但推倒只需要一個瞬間。蔡胤霖想要將這些時間用另一種方式儲存下來，留作紀念。
“就一張張照片拍，然後將它快放，”他回憶道，“其實這已經算是延時攝影的一種了，只是那時候我是用最笨的方法去做這件事。”慢慢地，蔡胤霖的鏡頭轉向陽臺上方流動的雲彩，他身邊的同學、老師、花草和街道。
蔡胤霖的攝影內容多為福建的星空。2016年，蔡胤霖和兩位網路上的攝影師在兩個月內，不約而同地釋出了福州相關的攝影作品，就是在那段時間，他開始上網搜尋福州的攝影作品：“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所有這些片子都是拍的市區，最多去一下平潭，並沒有包含像閩清這樣的小縣城、或者一些偏遠地方的景觀。”
蔡胤霖萌生了用鏡頭留下福州天空的想法，他開始利用假期和平時的空餘時間出門拍攝星空。“父母一開始的態度比較中立，看到我拍出來的銀河也好看，就覺得還行”，蔡胤霖笑著說。為此，他選擇留在福州本地讀大學：“如果你不留在本地的話，有一些比較罕見的氣象、天象就很難拍到了。”
南靖田螺坑土樓銀河 蔡胤霖 攝
星空下的福州 蔡胤霖 攝
夏季，福州的夜幕大約在八點半落下，如果要拍夜景，蔡胤霖可以左右獨自出門。但如果要去偏僻地點拍星空，就需要提前準備，他通常會拉上父母或朋友，在假期裡一同出遊拍攝。
福州儲存了豐富的民俗古蹟，蔡胤霖尤其喜歡古建築作為地景。這樣的選擇突出了畫面的故事性。當凝聚著歷史的古建築與永恆的星空並置於相機畫面之中，一種人與時間對話的廣闊感油然而生。
福州的時間被蔡胤霖一寸寸儲存在相機之中。燈火通明的南靖田螺坑土樓上方璀璨的銀河、馬尾羅星塔下斗轉星移人來人往的景象、解放大橋和中洲島逐漸點亮的燈光、飛鳳山奧體公園中瞬息萬變的天光雲影……自然的光影在其中宛如日常行走般運轉流變，在它的尺度下，地面上人們的生活被拉成稍縱即逝的斑斕線條。
2019年，蔡胤霖和陳子融合拍的福州延時攝影紀錄片《榕城四季》在網上引發廣泛好評，蔡胤霖被福州日報採訪報道，父母對他的攝影活動也更加支援，帶著他在鄉間輾轉。
星空之下拍攝的無數夜晚，蔡胤霖有時會聽聽歌，或者看著星星。他想到銀河與地球之間2.6萬光年的距離。銀河的光線要走2.6萬年才能到達地球，自己看到的銀河實際是它幾萬年前的樣子，“相當於我們看到了它的過去”。
在星星的陪伴下，蔡胤霖並不覺得孤單。來自數萬年前的星光讓他感到奇妙。蔡胤霖的書架上放著時空轉化等物理理論的書籍，有時候他接受著億萬光年外傳過來的資訊，也會想到星星和人類、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其實來源於同一種物質。
但城市的燈光卻拒斥著星空。星空攝影讓蔡胤霖對城市燈光的光汙染問題更加關注，蔡胤霖感慨道，“我們建造路燈也好，建造景觀也好，需要考慮到原始的自然環境，包括一些動物，動物在這麼強的光線狀況下也是很難生存的。”
2019年7月，當蔡胤霖再去平潭拍攝銀河，卻發現當地景區工地新建了一些照明裝置。“整個平潭的銀河都變得非常淡，”他說。平潭是蔡胤霖第一次拍到銀河的地方，但當他兩年後站在同一個觀景臺上，鏡頭中的銀河卻變得乾澀，“說實話，心裡是有點難受的”。
2017年的平潭銀河 蔡胤霖 攝
2019年的平潭銀河 蔡胤霖 攝
蔡胤霖在B站上傳了平潭銀河的影片短片，名為《<消失的星空 - Vanishing Star>——致敬平潭即將逝去的星空》。影片開頭的字幕引用了保羅•波嘉德(Paul Bogard)《暗夜的終結》的話：“400年前，在佛羅倫薩的每個人都可以看見星空，但只有伽利略擁有望遠鏡。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有望遠鏡，但卻幾乎沒人能看得見星星。”
“銀河甚至可以照出你的影子來”
在解仁江看來，天文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天文學可以團結全人類。可能有的人從小就生活在城市當中，在城市的燈光的影響下，人們仰望夜空，也看不到多少星星。我們看到幾顆星星，就感覺天上的星星就這麼幾顆，是感受不到星空的壯觀的。如果你有機會去沒有光汙染、遠離城市的地方，比如草原、沙漠，在沒有月亮的晚上你抬起頭，你會發現銀河有多麼壯麗，甚至可以照出你的影子來。”
解仁江覺得仰望星空能給人帶來更高的格局、更長的眼光和更有穿透性的認識。面對無數的星子匯聚而成的浩蕩銀河，面對銀河中人渺小的倒影，人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你對人生的一些得失、紛爭就會釋然”。而另一方面，“天文學成為第一門自然科學、成為科學之母，也證實了實驗科學的必要性。”它用實踐觀測的方式，不斷探向宇宙中廣袤的未知之地。
觀星者逐星而動。星空觀測與攝影都必須等待最佳的季節和天氣。蔡胤霖的手機日曆上標註著各種特殊天象出現的時間和天氣狀況，“奇奇怪怪的東西”，但氣象預測也不一定準確。為了拍攝南靖田螺坑土樓銀河，蔡胤霖等了三個夏天，才終於在2021年7月，在三個預報的晴天中踩準了真正放晴的視窗，收穫了滿意的作品。
在瞿秋石的天文臺之旅中，有時會有種“脫節感”，她解釋，天文臺為了避開城市的光害，往往建在荒無人煙或經濟不發達的偏僻小鎮。當地居民身處偏遠，卻是“離星空、離最先進的天文科學最近的人”，有時甚至當地民眾沒有“天文臺”的概念，在她問路時，必須將“天文臺”換成“大天線”“雷達站”甚至“看眼鏡”才能得到天文臺位置的線索。
反差有時製造出荒謬離奇的旅途體驗。世界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射電望遠鏡設在貴州省平塘縣克度鎮，小鎮藉此建設起“天文小鎮”的旅遊專案。瞿秋石注意到，小鎮中有很多拼湊起來的與天文相關的元素，甚至有一座很高的雕像，底座上用隸書寫著“阿凡達”，“像走進馬克吐溫的小說裡”。
宇宙構成了更大的時空座標，靜靜關照著大地上世道更迭，人事興廢。觀星多年來，瞿秋石覺得自己對時間有了更明顯的感受。當年她帶著自己的薩摩耶小狗“狗弟弟”一起出門看星星，“覺得它永遠都會是小狗”，它卻迅速地長大了、換牙了。如今“狗弟弟”已經10歲，養在瞿秋石父母那裡。“它現在已經不怎麼動了，每天在睡覺。這時候你再看星星，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一種哀逝感。”
頭頂的星空依舊旋轉不停，2021年8月13日，瞿秋石打算和朋友們繼續一年一度的儀式：去崇明，去看英仙座流星雨。
責任編輯：徐穎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