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73年的一天，在國務院的會議室裡，周總理正在講話，但是一向儒雅溫和的總理，今天卻怒容滿面，聲音也比平時高了許多。

“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是重大的外交事件！”周總理拍著桌子怒聲說，停了一下，他又放低聲音說：“真是周門不幸！”

周總理為了何事發怒？他為何又說是“周門不幸”呢？

周恩來總理

震驚中外的“雅典事件”

原來，外交部門出了一件大事，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因為工作疏忽鬧了一個大烏龍，他誤入了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造成了影響一時的“雅典事件”。

1972年，我國和希臘正式建交。1973年初，周伯萍作為首任駐希臘大使來到了雅典。

1973年5月的一天，周伯萍受外交部指令，前往希臘外交部，就邀請希臘副相馬卡雷佐斯訪問中國的事項進行磋商，雙方約定了希臘副相訪問的具體日期。周伯萍在返回使館的路上，看到街上警察比平時多很多，他推斷應該是附近的駐希臘使館有重要活動。

周伯萍

周伯萍回到使館問翻譯，有沒有收到外國使館的請柬。翻譯趕忙翻看使館的相關檔案，發現確實有一份請柬，是捷克斯洛伐克使館請周大使參加他們舉行的國慶活動。捷克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但翻譯誤以為是科威特，也就把他當成了科威特大使館的大使。

請柬上註明的時間是次日，而翻譯卻在忙亂中並沒有看清具體日期，以為就是當天，而當時距離人家的活動結束時間只有十幾分鍾。所以翻譯就對周伯萍說，當日有科威特的國慶活動，還有十幾分鍾結束，還去不去參加？

這事就有些倉促了，如果不是倉促，正常情況下大使應該看一下請柬，而且應該派司機去探一下路徑，然後，才會正式乘車去目的地。但由於當時事情緊迫，擔心趕不上人家的活動，所以這兩個程式都省略了。

司機和翻譯對周圍環境不熟，再加上除了翻譯，大家跟周圍人語言又不通，所以司機啟動汽車以後，就想當然地以為剛才拉著周大使在街上遇到許多警察，想必那個街區就是科威特使館的位置。於是司機拉著周伯萍和翻譯等人，來到那個熱鬧的街區。

來到街區後，這裡依然很熱鬧，警察正指揮著幾輛車進入一個駐雅典外交官的官邸。周伯萍的車子也稀裡糊塗被引導到那個官邸裡，但是周伯萍卻不知道，這個官邸不是科威特使館，而是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

而周大使在進入官邸的時候，又犯了一個粗心的錯誤，他居然沒有看一下大門口的標誌，因為駐外官員的官邸都會有本國的國旗和國徽，一看就能辨清其國別。

更巧的是，周伯萍不認識科威特大使，也不認識以色列的外交官。恰巧以色列的外交官正在門口迎客，他也就稀裡糊塗地迎上了周伯萍。於是兩雙不應該握在一起的手，糊里糊塗地握在了一起。

就在周伯萍跟以色列外交官握手的時候，一位美國記者恰好在場，他是《紐約時報》的記者，這位記者感到非常意外，因為他知道當時的中國和以色列並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於是這位記者問周伯萍：“您來到這裡，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

誰知翻譯又出現了錯誤，他把“這裡”翻譯成了“雅典”。周伯萍非常生氣，我來雅典跟承認以色列有什麼關係？所以他認為這位記者是故意挑釁，於是厲聲回懟了他。

紐約時報

這位美國記者雖然討了個沒趣，但是中國大使到以色列外交官邸拜訪的事，可是太有料了，於是，他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篇文章，大肆報道中國大使向以色列祝賀國慶。這事很快就傳播開來，連雅典的各國大使都知道了，而恰恰是中國的外交官員對此一無所知，周伯萍當然也一直被矇在鼓裡。

後來在捷克大使館的慶祝會上，很多國家的外交官見到周伯萍，眼神都十分奇怪，這令周伯萍莫名其妙。羅馬尼亞大使把翻譯叫到一邊交流了幾句，翻譯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錯。周伯萍就問翻譯：“你們說什麼呢？”翻譯的臉色非常難看，當時就對周伯萍說：“大使，我犯大錯了！”

翻譯把整個事件的過程向周伯萍說明之後，周伯萍如夢初醒，他大叫一聲“不好”，這是一次嚴重的外交事故。周伯萍明白當時各方面的反華勢力，一定會就這件事大做文章，事實上，他們已經做了很多文章。與此相應的是，很多阿拉伯國家也會對我國的做法產生疑惑，更重要的是會影響這些國家跟我們的友好關係。

但是事情已經發生，就要設法儘可能消除或者減少影響。周伯萍立即著手處理此事。他首先向希臘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國家的大使館說明事情的真相，告知各國，這件事乃是外交失誤所致，中國的外交政策並未改變，中國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不會因此受到絲毫影響。

這件事因為是翻譯造成的，所以翻譯非常後悔，以至於痛哭流涕，他最擔心的是會給周伯萍和中國造成不利影響，甚至擔心會影響周伯萍的政治前程。翻譯員甚至寫好了血書檢討，整個使館人心惶惶，大家都感覺周伯萍和相關同志一定會受到嚴厲處罰。

周伯萍沒有考慮這麼多，他立即向外交部彙報了整個錯誤的經過，外交部則馬上召他回國。於是周伯萍馬上乘坐飛機回國，他先向外交部進行檢討，並遞交檢討書，外交部又把事件的全部過程，寫成報告，連同周伯萍的檢討書一併呈送周總理。

周總理看過報告和周伯萍的檢討以後，震驚之餘，憤怒異常，他說：“美國鬧了個‘水門事件’，中國弄出個‘雅典事件’。‘水門事件’的主角是尼克松，‘雅典事件’的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之後總理辦公室以外交部的名義出了一個通報，把這件事定性為“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稱這件事“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顯然這是按照總理的意見釋出的，是總理定的調子，甚至連措辭都是總理確定的。

當時的中以、中阿關係

說起我國跟以色列的關係，其實兩國並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從某種意義上，兩國甚至還有很多共同點。二戰時期猶太人和中國人民都是受害者，這讓我們兩個民族有同病相憐之感。所以民國時期，對於猶太復國，很多人是表示同情的。

特別是二戰時期，一些猶太人還參加了我們的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一點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一位名叫羅生特的猶太人，先在新四軍中擔任軍醫，後在東北民主聯軍做到縱隊的衛生部長。還有一位叫希伯的猶太人，參加了山東的抗日鬥爭，並在日寇的掃蕩中壯烈犧牲，為中國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第一次阿以戰爭的時候，國民政府保持中立態度。而解放區的報紙甚至對猶太復國行為表示支援。

以色列剛剛建國的時候，自顧不暇的國民政府，甚至承認了以色列。

雅各布·羅生特

1950年，以色列外交部主動向新中國示好，表示如果新中國和國民政府發生聯合國席位之爭，以色列會把他們的一票投給新中國。特別是以色列的外長夏利特還專門向周總理致電，正式承認新中國。但是我國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考量，當時並未跟以色列建交。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堵中國，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團結一切被壓迫的國家，正因如此，我們制訂了團結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而且我們跟阿富汗、巴基斯坦相鄰，從維護睦鄰友好關係的角度出發，我們也應該跟阿拉伯國家搞好關係，更何況我們國內也有穆斯林民族，這樣做也有利於國內的團結。

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我們不僅同情，而且把他們的鬥爭視為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一部分。當時的以色列逐漸親美，這也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跟以色列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所以那時的中國跟以色列沒有建交的基礎。

當時我們有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就是要加入聯合國，而要加入聯合國，就需要朋友的支援，阿拉伯國家數量眾多，是我們團結的物件，所以我們不可能犧牲這麼多朋友，去交好一個跟我們缺乏建交基礎的以色列。

我國多次向世界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支援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爭，對以色列的很多行為我們都進行了譴責。

正是基於這樣的國際關係背景，周伯萍誤入以色列外交官邸，絕對是一個政治錯誤，雖然這是無意間犯的錯誤，但其政治影響無疑是很大的。

毛主席對“雅典事件”的處理

1973年5月24日，關於“雅典事件”的報告送到了毛主席的辦公室，這個報告是周總理批閱過的，上面有周總理給這個事件下的結論。但是毛主席對這件事的態度卻非常寬容，他看了事件的整個過程和周總理的批示以後，就在報告上圈點起來。

毛主席把周總理批示的“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和“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等字眼都圈掉了，然後又加上了幾個字：“是沒有調查研究造成的”。

報告中敘述了周伯萍對錯誤的認識，上面用的是“認識較好”，毛主席看過之後又給改成了“很好”。經毛主席這麼一改，對“雅典事件”的錯誤定性也就得到了徹底改變。

毛主席

周總理後來又看了毛主席的批示，就在報告上寫了這樣一行字：“請外交部遵照毛主席的批示，評價這次事件的性質。周伯萍同志的檢查也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給予鼓勵，請把毛主席的批示在部內傳達。以前的通報，也請予以改正。”

1973年5月20日，就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來華訪問，周伯萍全程進行了接待。這表明周伯萍並沒有因為這次“雅典事件”影響他的工作，更沒有影響到他的前程。事實上，這件事之後，周伯萍還先後擔任了駐阿爾及利亞以及扎伊爾兩國的大使。

等周伯萍忙完了接待工作，周總理特意留下週伯萍跟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周伯萍首先感謝總理對他的寬大處理。總理卻笑笑：“你要感謝毛主席，這是毛主席的處理意見。這件事算是劃上句號了，這樣的結果很好，我很滿意。我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是，外交工作無小事，意思是說外交工作非常敏感，弄不好，小事會釀成大的事故。這件事是一個教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周總理工作如此繁忙，他跟周伯萍居然談了足足3個鐘頭，他們從工作談到生活，又談到家庭，真是無話不談。周伯萍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稱，自己從總理那裡受到深刻教育，令他終生難忘。

其實跟同志談話是周總理經常採取的工作方式，他認為只有深談才能更深入地瞭解一個同志，也只有深談，才便於彼此相互瞭解，才有利於以後的工作和相互配合。周總理跟他身邊的很多同志都曾經有過這樣的長談，很多同志敬仰周總理也是因為他善於做這種細緻的工作。

雖然在對這件事的處理上，周總理的態度是十分嚴厲的，但是周伯萍對總理依然敬仰有加。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周伯萍痛哭流涕，他還寫了一首詩寄託自己的哀思。

周總理的“周門不幸”從何說起？

周總理聽說“雅典事件”以後，反應強烈，這跟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風有關。周總理是我國的首任外長，他開創了我國的外交事業，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他對自己和身邊同志的工作要求可以說是一絲不苟，他不允許出現哪怕一絲一毫的紕漏，他對同志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

而周伯萍居然鬧出這麼大一個烏龍，這讓一向認真的周總理無法接受，所以他的第一反應非常強烈，他的震怒，也跟這件事確實太過荒唐有關。

1964年周恩來訪問蘇丹

而周總理脫口說出“周門不幸”，除了是一種情緒宣洩之外，也跟周總理和周伯萍的關係有關。誠然，兩人並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但他們都姓周，而且他們都是宋代文化大家周敦頤的後人。從這一層來說，他們是同宗，周總理說“周門不幸”其實是沒錯的。

周總理說出這句話後，當時參加會議的國務院一些領導人都注意到了，比如李先念就向周伯萍進行求證，周伯萍對他說，我跟總理沒有什麼關係，他是淮安人，我是合肥人，我們都不是一個省裡的。其實周伯萍隱瞞了他和總理同宗這一層關係。

周伯萍隱瞞這層關係是有道理的，周總理一生光明磊落，從來不搞宗派，不拉小集團，而且他本人對這樣的人是堅決鬥爭的。總理和周伯萍雖然是同宗，但是他從來沒有特別照顧過周伯萍，如果說照顧的話，那就是對周伯萍要求特別嚴格，此外再沒有別的。周總理的為人就是這樣，他對自己的親兄弟和侄兒侄女向來也是這樣嚴格要求的。

那麼周伯萍為何會從事外交工作呢？當時我們的外交事業剛剛起步，非常需要人才。而周伯萍原本並不在外事部門工作，他之前長期在糧食部門工作，曾經擔任糧食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

周伯萍因為政治水平高，能力強，於1964年被調到外交部，他做過坦尚尼亞大使館政務參贊，並擔任臨時代辦。

人們都知道，新中國跟坦尚尼亞的關係非常密切，組織上派他去主持駐坦尚尼亞大使館的工作，足見對他是何等信任。周伯萍後來多年在歐洲和非洲國家擔任大使，都能順利完成外交部交給的各項工作。拋開“雅典事件”的烏龍，周伯萍的確是一位優秀的外交官，是我黨外事部門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