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外貿體系發達，將美洲開採的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量的白銀透過外貿流入了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使團覲見大清乾隆皇帝，覬覦大清優惠的外貿政策。
英國使團馬格爾尼覲見乾隆皇帝
我們的歷史書上，對這場中英兩國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觸，認為乾隆皇帝的閉關自守、愚昧無知，因為使團下跪與否的爭執，讓中國錯失融入世界的寶貴機會。
這樣的史觀無關乎是非對錯，只是把這個問題看簡單了。更像是政治化的宣傳，刻意突出清王朝愚昧落後的形象。從芸芸美少女的史觀來看，歷史人物在當時歷史環境中的做出決策必有不得已。乾隆拒絕英國馬格爾尼使團的請求，正是因為他了解英國。
乾隆回信的內容，976個字，主要內容就是我天朝上國無所不有，沒必要與你們互通有無。禮物收下了，英國人的條件無法答應。
英國使節馬格爾尼
歷史書上沒有告訴我們馬格爾尼的要求。主要內容是：1、英國商船希望在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登岸經商；2、在舟山和廣州附近，給英國各一個不設防的小島；3、英國的船運到澳門的貨，請優先免稅減稅。其他的貨也不額外加稅。
對比約50年後的中英《南京條約》的內容來看，主要內容是：開放五處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中國和英國協定關稅，英國人可以在中國自由貿易，賠償英國軍費。
除了軍費的條款，基本無異。英國透過戰爭得到了五十年前想要的貿易條款。這樣來看，也就理解了這樣的不平等條約，乾隆皇帝是沒有答應的可能性的。而我們歷史課本里對乾隆的這般描述，更像是從當代的秩序刻意推演和評價古人了。在乾隆皇帝在位的十八世紀，國際上根本不可能出現一種理想化的平等對話和貿易關係，而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正是我國處理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
與此相反，西方當時真正通行的遊戲規則，是以貿易獨佔和殖民征服為基礎的重商主義。英國人真正想要的，是把中國納入他的貿易體系。
馬戛爾尼的這次來訪，並不是一個先進文明遇到了落後文明，而是一個大國遇到了另一個大國，殖民主義遇到了朝貢體系。雙方眼裡的世界秩序，是水火不容的。
這樣看來，糾結使節下跪與否來斷定乾隆的封閉愚昧，實在過於武斷。
而乾隆皇帝的態度，在英國人看來是愚昧無知，但從中國的視角來看，反而是一種務實的自我保護。
英國使團記述下的乾隆盛世
從最近幾年披露的檔案顯示，乾隆對英國人抱有極高的警覺性，正是源於他對英國的瞭解。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馬格爾尼使團進京約三十年前。當時的清軍正在西北攻打準噶爾，清朝頒佈了一項法令，關閉了寧波和其他幾處口岸，以防止海上再生事端，而只留下廣州口岸。這項法令，針對英國人意味明顯。
乾隆二十四年，有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為了衝破一口通商的限制，竟然駕船逃過清朝水師，一路北上，透過賄賂天津知府，把信送到了乾隆的手裡，除了痛斥廣州海關腐敗，還請求多開通幾處通商口岸。
但從乾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一個普通英國商人，竟可以逃過海軍，透過層層賄賂，告御狀。這樣的事態無疑很嚴重。他當然不在意貿易的一時得失，而是看到外國商人會以各種手段影響政策，甚至危機國家安全。
透過調查，乾隆知道了洪仁輝背後有東印度公司的資助。而在他當政的在幾十年中，他已經隱約覺察到了英國人的意圖。1792年，在馬格爾尼使團覲見乾隆皇帝的前一年，乾隆派兵反擊廓爾喀，就是今天的尼泊爾對西藏的入侵。廓爾喀與印度接壤，在被清軍擊敗以後，曾經向當時的英屬印度政府求助。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在給乾隆的信中解釋說英國非但沒有援助廓爾喀，還幫助了中國。
乾隆自稱“十全老人”
乾隆回信道：爾國王遣使前赴衛藏投稟，有勸令廓爾喀投順之語，其時大功業已告成，並未煩爾國兵力。意思就是，當你們表示願意幫忙時，清朝軍隊已經平息了叛亂，我們也沒麻煩到你什麼。
還有一層言下之意，就是我們對你們的行動非常關注，你們做了什麼，沒做什麼， 我們全都清楚。同時這意思，也是在表達對英國勢力的戒備。
面對此時的馬格爾尼使團，從乾隆的角度來看，收縮和保護自己更像是一種本能反應。當馬格爾尼誇耀他們送來的禮物時，乾隆的感受恰恰是英國的傲慢。所以才會在給英國國王的信裡說，中國皇帝很富有，不需要那些奇技淫巧。這樣的回覆，更像是對英國的防守而非自我膨脹。同時，在馬戛爾尼從北京到廣州一路上，乾隆都命令軍隊嚴加戒備，還試圖向英國人展示清軍的實力。馬格爾尼卻把這種戒備，理解為乾隆皇帝還在記恨之前的事情。
乾隆皇帝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要回答，拒絕馬格爾尼，實行防禦策略，是不是客觀上也造成了閉關鎖國，錯失了接觸世界的好機會呢？
不然！
“閉關鎖國”是一種誇張的說法，是後世對滿清當政不滿的一種符號化的概述。事實並非如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清王朝透過對外貿易賺取很大一部分白銀。初步估算在1550-1830年間，透過貿易順差淨流入中國的海外白銀約為5.6億兩（約合2.1萬噸），海外流入白銀約佔中國同期新增白銀的90%，大致佔同期全球白銀總產量的15%左右；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對外貿易，鴉片戰爭前，中國才有多得讓英國難以忍受的貿易順差。
清朝當時的海上貿易依賴於廣州十三行，同時在陸上還保留恰克圖和伊犁兩個口岸，分別負責對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的貿易。外國商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入境，中國商品和商人，也可以順利出境。
回顧歷史，康雍乾三朝，甚至嘉慶一朝，中西方之間的貿易和使節往來，始終沒有中斷過。除了傳教士，包括政治使團在內雙方各種官方和非官方接觸是很頻繁的。中國也從來沒有關閉和西方接觸的大門。
馬格爾尼訪華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還是當時的英國和清朝，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各自構建國家和世界體系。
英國提出的條件，是自己一廂情願，不是一個雙贏的方案。而在清朝的考量裡，能從英國那裡得到的利益非常有限，英國使臣咄咄逼人的態度，也進一步增加了乾隆皇帝的戒心。
所以，乾隆皇帝不可能滿足馬格爾尼的要求。在他的世界觀裡，防範英國人的勢力進入中國內部，維護大一統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那麼，清朝當時有沒有可能在貿易上吃點虧，從而換取和西方接觸、學習的機會，早日完成向近代國家的轉型呢？
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清王朝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其實當時的情況是清王朝沒太當回事，沒有太積極履行
這也是不可能的。
《南京條約》簽署以後，清朝滿足了英國的要求，但整體上的貿易情況，還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列強還是需要發動更多的戰爭，來迫使中國接受西方的規則。
縱觀整個晚清史，不管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試圖立憲，都是清政府在不斷地學習西方規則，學習西方長處，向近代化國家轉型的一次次嘗試。
但這些事情，從歷史程序來看，幾乎沒有一次能順利完成。認為乾隆皇帝本人落後愚昧，只要接受馬格爾尼的條件，就能避免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屈辱歷史，這還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英國使團記述下的乾隆盛世
以馬格爾尼訪華為標誌，中國在西方眼裡的印象，從馬可波羅、伏爾泰等人筆下的“理想國”，從此變成了愚昧、封閉的落後帝國。
20世紀初，隨著清朝的結束，這些觀念反過來又輸入中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過，隨著近些年越來越多本土檔案的披露，到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就不應該再繼續苛責古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