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反壟斷仍在繼續,美團因“二選一”問題被罰款34.42億元。
調查結果顯示,2018年以來,美團濫用在中國境內網路餐飲外賣平臺服務市場的支配地位,以實施差別費率、拖延商家上線等方式,促使平臺內商家與其簽訂獨家合作協議,並透過收取獨家合作保證金和資料、演算法等技術手段,採取多種懲罰性措施,保障“二選一”行為實施,排除、限制了相關市場競爭,妨礙了市場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削弱平臺創新動力和發展活力,損害平臺內商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這種行為,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所禁止的“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此前,阿里巴巴被處罰,同樣是因為“二選一”。
收租與收稅
一家平臺企業,何以能在其業務領域實行“二選一”呢?又何以要在其業務領域實行“二選一”呢?
因為它擁有了強大的控制力,而且試圖運用已有的強大控制力,進一步增強控制力,排他性地獲取高額利潤。
這是商業衝動,很容易理解。
這種控制力,又可以稱為社會權力。它是與政府權力相對而言,但從所有制上看又不具有公共性。儘管平臺本身是私人所有而不是公共產品,但卻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它是把現實的市場數字化,搬到了網際網路上,形成了一個虛擬場景。
這種虛擬場景一旦利用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擴充套件能力籠罩了整個社會,那麼現實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就會對其產生依賴,直至無法擺脫,此時,壟斷權力——目前突出體表現為“二選一”的要求,就可以變現了。
變現的方式就是透過限制競爭,取得壟斷租金。
想象這一場景:整個國家的土地,都變成了幾家企業的私有財產,人們想要耕種,或者租用來進行工業、商業生產,就必須向這幾家企業繳納租金。
這種情形非常可怕,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但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它真的可以透過數字方式來實現,相當於在實體的空間之上搭建了一個平行空間,其經濟上的重要性不亞於實體空間。
平臺經濟擴充套件能力之強大,已經顛覆了人們過去的大企業概念,也顛覆了人們過去對大企業成長過程的理解。阿里巴巴、亞馬遜、facebook這樣的平臺企業,讓福特、洛克菲勒、戴姆勒、卡內基、豐田這樣的的傳統巨頭光芒黯淡,甚至已經不值得再用於進行商業案例剖析。
藉助科技能力,輕資產和無限擴張,它們創立了一個自有王國,一方面在避稅,一方面在收稅,不可能有比這更舒服的生意了。
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人們進行網際網路創業,但凡真有點實力的,一般都是瞄準了要做平臺,不管大小,至少在所屬領域佔住一個地盤,讓租金湧流。
因此,如果社會權力無度擴張,就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因為它會形成經濟機會集中,使得佔大多數的普通人,必須仰其鼻息。
國家重拳反壟斷,在平臺經濟條件下,就在所難免。
反壟斷的歷史邏輯
壟斷與反壟斷雖然是現代生產關係的產物,但在前現代歷史上,也一樣存在,因為邏輯相同。
前面我們說到,平臺的壟斷收益,其實是一種虛擬地租,前現代的壟斷問題,也都是圍繞土地而產生的。
在古代農業社會,所謂經濟機會,主要指的是是否擁有土地,可以是私有,也可以是由國家授予使用權。從大的歷史視野上看,朝代更替,都貫穿著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聚與散的問題。
史籍浩瀚,且從東漢末年說起。
東漢末年戰爭頻仍,其經濟社會原因,主要是土地兼併,豪族擁有巨量田宅,平頭百姓則日益淪為佃農、家奴或流民,社會矛盾尖銳。而豪族兼併,使得國家稅收流失的同時,也使得豪族的社會權力無度膨脹,甚至發展成為地方政治集團勢力。
吃一塹長一智,每一個王朝的立國之主,往往都很重視土地問題。戰亂基本平息之後,北魏就實行了均田制,土地所有權屬國家,平均分配給人民耕種,人民只有使用權,土地買賣受到嚴格限制,因此也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併。
當然,北魏均田制的建立,並不是“反壟斷”的結果,而是戰亂導致大量無主地出現,具備了實行土地國有的基本條件。
北魏以後,均田制被沿用了300多年,北齊、北周、隋唐都繼承了這一制度,但隨著時間前行,事實上又日益崩解。權貴豪族難以抑制兼併衝動,不斷衝擊這一制度,常使法令無法貫徹,故而北齊時代,一樣出現“富有連畛亙陌,貧無立錐之地”的局面。
隋朝以來,均田法的土地國有性質徒具虛名。唐代放寬土地買賣,使得土地又進一步集中。在一個農業佔比極高的社會,土地就是經濟機會和生活機會,是窮人的“低保”,如果兼併過度,衣食無著,必然生亂。
於是,一場更加恐怖的戰亂日益醞釀——安史之亂。
那些喪失土地,喪失機會的人,事實上已經被控制,無可選擇,只能接受佃農、奴婢等卑微身份,連“二選一”的可能性都沒有。
土地兼併主要靠買賣來完成,其中也伴隨巧取豪奪。人總有倒黴的時候,急需用錢,或者出於其它緊急原因,會把土地賣掉。
只要土地可以買賣,兼併就不可避免,這是1949年以前,一貫的歷史問題。如果土地兼併的社會力量同時還經營金融業務,那就更加慘烈,因為金融會放大土地兼併的能力。
典型的例子是古代的佛教。
也是在魏晉時代,均田制實行的時期,因為戰亂導致的洶湧的社會悲傷需要撫慰,國家支援佛教發展,併為之免役除稅。國家會贈予,信徒會施捨,有一些小農甚至富戶為求免除稅役,也會主動攜田產加入,佛教的“資產”越滾越大。南北朝時期寺廟富可敵國,連政府都要向它借錢。唐代開元年間,“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佛教之富,很大程度上與它利用既有財富和龐大的組織網路經營“金融業務”有關。典當業,就是起源於南北朝的佛寺;而到了唐代,佛教高利貸已經非常發達,三階教的“無盡藏”就是一個龐大的高利貸組織,利率可高達50%。還不起錢,土地和其它資產自然都進入佛寺囊中。
“無盡藏”在宋代又被成為“長生錢”,一轉再轉,其利無盡,可謂貼切。唐代韓愈雄辯而激烈地反對佛教,就是因為其資產規模、控制的人口規模都過於龐大,社會權力已經危及政權的經濟基礎,也使得民生日蹙。接下來,就是唐武宗滅佛——相當於用暴力手段反壟斷。
需要強調的是,前文所說的佛教都是歷史上的樣子,今天的佛教與此無涉。
同樣地,今天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都與前現代有天壤之別,人民的經濟機會不再那麼單一。但是如果本質性地理解經濟機會,那麼性質也沒有太大差別。
現在的中國是從歷史中走出來的,對歷史的咀嚼與反芻,一直貫穿於社會治理之中,反壟斷,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或法律問題。
平臺企業記吃要記打,在中國,這個嚴肅的治亂問題,是反壟斷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背後的那隻手。
作者 | 李淳風
編輯 | 莫奈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