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的一天,一個年輕人在通往瑞金的必經之路上,正艱難地逃避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檢查。然而,年輕人發現,離瑞金越近,檢查越厲害,只要被發現臉生,國民黨就會立馬進行無休止的盤查。
國民黨圍剿中央蘇區修築的碉堡
這種情況到了興國縣境內更加嚴重,尤其是青壯年,一旦發現臉生,不問緣由就會被冠以“赤黨探子”的名義抓走。
因此,這名並非當地人的年輕人想要安然無恙地透過檢查站,已經不太可能。然而,他又有必須到達瑞金的理由。因為,他身上有著一份決定中國共產黨未來命運的絕密情報,必須在國民黨圍剿大軍發動前送到瑞金。
就在他正發愁怎麼透過這些檢查站的時候,他的手無意間摸到了地上的石塊,他好像想到了辦法,隨即,他摸起一塊石頭就朝自己的嘴巴砸去,力度不亞於對待敵人。
年輕人的四顆門牙立刻被石塊砸了下來,疼痛讓他立馬捂住了嘴,而鮮血立馬順著他的手指縫滲出......疼痛稍稍減輕後,他趕忙把牙齒連同一大口鮮血吐了出來。
看著地上的血和被打掉的牙齒,這名年輕人笑出了漏風的聲音......
“乞丐”改變了中國歷史
這年輕人名叫項與年,1894年出生,是福建省連城縣朋口鄉人。項與年是一名老黨員,早在1925年就參加共產黨。他曾在中央特科擔任隊員,還曾親手擊斃過出賣彭湃的中共叛徒白鑫。之後,項與年奉命潛伏到國民黨政府,在前往瑞金之前,他是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的情報參謀。
此次前往瑞金,目的要把一份能夠改變我黨和中國近代歷史的情報送到瑞金中央手中。為了能夠一路順利,他扮成了一名教書先生,帶著四本有著絕密情報的學生字典出發。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減少與敵人的接觸,項與年這一段路程都是日伏夜行,而且為了儘量避免與人接觸,項與年一路走的都是一些偏僻、穿山越嶺的小路。
隨著越來越接近瑞金,項與年發現敵情也越來越緊張,這比他預想得更加嚴重百倍。在泰和山區,幾乎所有村子都進駐了“圍剿的國民黨士兵”,而能走的路,都早已被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把守著,只要發現可疑人員立馬就執行逮捕。
項與年為了安全前進,只能在山林中自己用雙腳開闢了一條又一條道路,渴了喝山泉,餓了吃不多的乾糧加野果,困了往樹下一躺,任蚊蟲叮咬。
等他到達興國時,項與年已經鬍子拉碴骨瘦如柴了。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完全沒有了通往瑞金的路,這幫剿匪的國民黨甚至連開闢道路的機會都不給。
因為,他們圍的跟個鐵桶一樣,每一寸土地都在他們的監控內。無奈之下,項與年只能用石頭砸掉了自己的四顆牙齒,扮演成乞丐。砸斷牙齒後,項與年躺下就開始睡覺。
等到第二天起來後,由於一滿嘴傷痕導致了他的腮幫子腫脹得厲害,一呼吸滿口血腥味,再加上他很瘦,頭髮跟雞窩一樣,再配上早就被樹枝颳得爛七八糟的衣服,項與年此時的形象比真的乞丐還要像乞丐。
同時,他還把已經餿了的食物放在裝有情報的四本字典袋子上面,拄著柺杖赤腳下山,光明正大透過檢查站。此時國民黨沿途設卡計程車兵們見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捂鼻子,對這個乞丐毫無敵意,反而連連叫他離自己遠點。
就這樣,項與年靠著自己超乎常人的膽識和智慧,他終於一路混過了所有的敵人崗哨,於1934年10月7日順利到達瑞金。
到了瑞金之後,他趕忙跑去找黨的臨時中央。由於項與年的形象太過驚奇,因此門衛也不讓他進,情急之下他指名道姓就要見周恩來。而周恩來聽到通報後,立刻跟著李克農走了出來。
兩人一見面,項與年高興不已,一邊說自己是項與年,一邊趕忙把絕密情報拿了出來。周恩來和李克農此時正用著不可置信的眼神看著項與年,當初他們在中央特科相識,如今剛分別三年,項與年已經完全讓人認不出來了。
二、改變歷史的絕密情報
周恩來看到這份絕密情報後,連項與年的身體狀況都顧不上,立馬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上確定了立刻進行戰略轉移的決定。1934年10月10日,也就是項與年送來這份絕密情報後的第三天,中央紅軍開始了自己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之路。
可以說,項與年帶來的這份情報促使了當時的臨時中央被迫作出戰略大轉移的決策,而這個決策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這份情報為何如此重要?事情的起因,要從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秘密軍事會議說起。在這次會議上,國民黨就進一步剿滅“共匪”進行了深刻探討。
而作為蔣介石的座上客,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制定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能一舉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計劃,這個計劃被稱之為“鐵桶計劃”。
所謂的“鐵桶計劃”,就是讓國民黨軍調集150萬人的龐大軍隊,在高達270架飛機、200門大口徑大炮的協助下,以瑞金為圓點,拉出150公里的半徑,以此半徑畫一個圓,然後再把這150萬大軍丟進所畫的圓線上。
然後,所有部隊開始往瑞金這個目標為進攻點猛攻,一步一步地縮短半徑距離。而且,為了能夠達到協同,計劃還規定,國民黨軍隊不能急於求成,每天只要進攻達到5公里就必須停下來,然後開始修築碉堡等堅固防禦工事。
等到全部大軍都攻打到瑞金邊上的時候,瑞金就會被包圍在一道有30公里縱深的,由鐵絲網、碉堡和火力封鎖線組成的“鐵桶壁”。
這樣一來,瑞金會被徹底斷絕掉交通輸出和輸入,無論是食物、生活物資還是武器彈藥都會運不出去也運不進來,時機成熟後,再逼迫紅軍主力在被壓縮的狹小範圍裡,與佔據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展開“被迫決戰”。
而為了防止紅軍集中全部實力攻擊一點進行突圍,這份計劃還有一個應對計劃,就是讓國民黨準備1000輛軍用卡車在三十公里“鐵壁”內待命,實現把後背快速反應部隊實現快速機動支援和截擊紅軍。
如此一來,按照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的規劃,蔣介石完全有可能在一個月內把中央蘇區徹底絞殺。
1934年4月,紅軍在廣昌被擊敗之後,當時的中央紅軍已經沒有任何實力能夠在瑞金現根據地內擊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可能性。
當時,臨時中央已經做出了把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的決定,而且,這個決定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同意。只是戰略轉移只限於中共中央少部分人知道,在轉移的時間和方向問題一直沒能具體落實下來。
在這個當口裡面,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竭盡全力地“賽跑”:國民黨部隊如果先完成合圍,成功建立“鐵壁”,那紅軍必輸無疑。紅軍如果在國民黨完成合圍之前進行轉移,跳出包圍圈,那就難分勝負了。因此,情報就成了決定成敗的關鍵。
但蔣介石認為自己十分有信心,他在會議上對這個“鐵桶計劃”寄予的希望特別大,激動之處,他甚至握緊了拳頭大喊:“剿共大業,畢其功於一役……奮勇進擊,一舉剿絕赤區匪黨,永寧華夏!”好像勝利已經掌握在了他的手上一樣。
三、身在曹營心在漢
但蔣介石沒想到,在他看來十分嚴謹、機密的廬山會議,雖然表面上手下們個個都跟自己一起群情激奮揮舞著手臂宣誓要消滅“赤匪”。
但其中,早有我們潛伏在國民黨的情報人員,其中一個,就是時任江西第四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的莫雄。
莫雄1891年出生,祖籍是廣東英德望埠莨新,不過,到他這一輩已經遷到了浛洸。莫雄資歷極老,他早在1907年就加入中國同盟會,還參加過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運動、討伐陳炯明、北伐戰爭等等革命活動。
同時,也正是靠著軍功,一路從士兵成為將軍,是國民黨裡面的老資格。當然,這只是莫雄對外給人展示的形象。
其實早在1930年,他因聯合張發奎反蔣失敗蟄居上海之後,就透過舊部、也是中共黨員的劉啞佛介紹,認識了很多共黨和進步人士,內心也心向共產黨,成了中共的一名“隱形黨員”。
本來,莫雄就是因為反對蔣介石被架空從而閒賦在上海,但蔣介石突然在1934年1月通過了莫雄的昔日好友舉薦,同意莫雄擔任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這個關鍵職位。
本來已經心向共產黨,因此,莫雄在赴任前,還專門跑到上海和中共黨組織秘密磋商,讓包括項與年在內的數十名地下黨員以“結義袍澤”的名義待在身邊,他們被安排進了自己的保安司令部。
結果屁股還沒坐熱,1934年9月底,他就奉蔣介石命令上廬山參加秘密軍事會議,看到了關於第五次“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檔案。
如果不能把這份絕密情報送出去,那麼,以當時第五次反圍剿的惡劣形勢,中央紅軍就真的危險了。於是在會議結束後,儘管蔣介石反覆強調作戰的保密條例,莫雄表面附和,內心卻打起了如何盜走資料的心思。
直接拿走很容易被發現,這不僅會丟了官職命都不會保,因此,參加會議回到司令部後的莫雄焦慮不安,一直走來走去,最後,他咬咬牙下定決心,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把“鐵桶計劃”送出去。
於是,莫雄叫來了自己的保安司令部機要秘書項與年,把資料交給了他,讓他務必把資料儘快送到瑞金紅軍的手上。
項與年拿到這份情報並看了內容後,心中也十分震驚,他立即找來了地下黨員劉啞佛和盧志英兩人商量,看到這份情報的重要性後,立馬啟用秘密電臺,向中央蘇區緊急傳送了國民黨要搞“鐵桶計劃”的計劃要點。
可是,由於電報的限制,如此少的內容是無法說明這些資料所表達出來的緊迫性,為了能安全起見,也為了更加穩妥,項與年再度和同志們商量後,決定把所有絕密資料都拿去報告給黨中央。
但拿著如此多且機密的檔案出行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們三人連夜使用了密寫藥水把“鐵桶計劃”裡面的兵力部署、指揮機構設定的等等要點逐一密寫在了4本學生專用字典上,還把作戰圖用透明紙全部描摹下來。然後,三人決定,讓會說客家話的項與年親自負責送出情報。
就這樣,項與年開始出發,這才有了後來自敲四顆牙齒裝乞丐透過國民黨檢查站的事情。情報送來的很及時。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決定長征時,蔣介石的“鐵桶計劃”已經基本成型,僅剩些許漏洞還沒填補。紅軍利用這個空擋,利用項與年帶來的作戰地圖等情報,發動了針對性很強的突圍作戰,並一舉踢破國民黨的鐵桶,就此揚長而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徵。
而蔣介石本來志得意滿,結果紅軍居然全身而退,心中之氣憤可想而知。也許蔣介石怎麼也想不到,莫雄這樣的老資歷國民黨都早已不是跟他一條心,如此失敗的領導,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焉能不敗?
那麼,在最關鍵時刻送出絕密情報,促成中央紅軍長征的項與年,在完成情報工作之後,又去了哪裡呢?
由於送到情報後沒幾天,中央紅軍就開始了長征,因此,為了安全起見,項與年與中央紅軍大部隊一樣,踏上了長征的征程。
然而,就在長征的路上,項與年突然接到他的直接領導劉子華的命令:返回上海,帶領兩名隊員前往南昌執行爆破任務。
項與年之所以接到這樣的命令,是因為紅軍長征之後,仍面臨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尤其是國民黨的空軍,以上空中優勢,讓長征中的紅軍隊伍損失慘重。
在這種情況之下,組織決定派人炸掉南潯鐵路和南昌飛機場油庫,從而遲滯敵人的追擊。最終,有過中央特科經歷、曾多次參與承辦叛徒行動的項與年被賦予了這項重任。
然而,由於奸細地出賣,項與年還沒完成任務,就在南京下關碼頭被國民黨抓捕。不過,由於他巧妙地與敵人周旋,最後在南昌地下黨的幫助之下順利逃出。
隨後,項與年一直在情報戰線工作,他曾參與營救方誌敏的工作,後又被派往香港。全面抗戰爆發後,1938年,項與年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的介紹,到達延安並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4期第五大隊學習。
隨後,項與年先後在中央軍委參謀訓練隊、中央黨校35班等地學習。學成後,又進入陝甘寧邊區工作,先後擔任三邊分割槽黨委常委兼統戰部長、關中分割槽黨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等職。
陝甘寧邊區
解放戰爭爆發後,項與年奉命前往東北,先後擔任松江省建設廳副廳長、南滿土改工作團副團長、遼南行署實業廳副廳長、旅大行署農林廳廳長等職務。
新中國成立後,項與年長期在東北地區工作,先後擔任過東北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高階專員、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等職務。1978年10月2日,項與年在福建龍巖病逝,享年84歲。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在新中國成立第7個年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國情報戰線的卓越領導者李克農上將,專門將項與年和在廣州的莫雄接到了北京,請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活動。兩個曾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的老戰友,在時隔24年後再次重逢。
項與年與莫雄在新中國成立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