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員 王文翰 劉昕宇
編者按：為迎接建校70週年，學校正在緊鑼密鼓地組織校史修訂工作。自今年年初，組建學生志願者團隊採訪學校老幹部和老教授，記錄他們講述的法大建設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刻畫法大師生與時代同行、為全面依法治國艱苦奮鬥的一幅幅歷史畫卷。
（廉希聖）
廉希聖，男，1932年生，天津人，1949年夏考入中國政法大學三部學習，院系調整時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來到北京政法學院任教。任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院導師組組長，中國憲法學會秘書長、副會長，北京市憲法學會副會長，中國香港法律研究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比較研究所所長兼港澳臺法研究室主任，《比較法研究》主編，校學術、學位委員會委員、兼職律師等。1996年9月，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政法工作研究班畢業。1992年起，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終身）。
憶崢嶸歲月稠 承半載法大緣
時值中國政法大學七十週年校慶前夕，我們有幸採訪了憲法學界泰斗廉希聖教授。廉老雖已入耄耋之年，但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仍精神矍鑠；經過他的講述，為我們撥開了歷史的風塵，拂去了歲月的迷霧，瞭解了這位老人與中國政法大學的一生之緣。
廉希聖曾在中國政法大學就讀半年，後因院系調整併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大學畢業後，重新回到法大這片土地上，播撒法治的種子。廉老先後擔任過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院導師組組長，比較研究所所長兼港澳臺法研究室主任，校學術、學位委員會委員等職。在中國政法大學波瀾壯闊的宏偉詩篇中留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
廉希聖是天津人，1949年初天津解放後，他“進京趕考”，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國政法大學三部（即原著名的私立法科大學朝陽大學），時任校長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的“長征四老”之一——謝覺哉先生。據廉希聖回憶，當時他被中國政法大學錄取的訊息還登報了。“這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啊”，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廉老開心地回憶道。
半年後（即1950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原中國政法大學二部三部的同學被併入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廉希聖教授和同學們就這樣離開了這所存在僅半年的“中國政法大學”，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繼續完成學業。畢業後，廉希聖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批法律系畢業生來到北京政法學院任教。他們將家當扔進了來接他們的大卡車裡，也將熾熱的青春投進了他們將為之燃燒一生的地方——北京政法學院。
“大學之大在大師之大，不在大樓之大”
建校初期，北京政法學院條件十分艱苦。據廉希聖回憶，學校曾經請過一男一女兩位蘇聯專家到校指導。當兩位專家走進學校時，他們愕然了，狹小的校園、破舊的校舍、甚至連座像樣的牌樓都沒有。站在學校裡向遠方眺望，遠方的遠方一無所有，只有荒涼的農地，他們失望的評價道“還不如一個小作坊”。兩位蘇聯專家的話，著實反映了建校初期北京政法學院的簡陋。
北京政法學院原來僅有三幢樓，即一號、二號、三號樓，其中三號樓是聯合樓、辦公樓，這三幢小樓又被師生們稱為“北樓、中樓、南樓”。後來學校的經濟條件慢慢好轉了，又陸陸續續地蓋了四號樓，在現在的籃球場位置，還蓋了小禮堂，在現在的學生餐廳位置。
起初，北京政法學院附近沒有通公交，交通問題成為了橫亙在師生心頭的一大難題。大家通常的做法是沿著學校附近的一條鐵路線，一直走到西直門，然後進城辦事、採購等。後來在學校和各方的努力爭取之下，北京政法學院附近通了331路，雖然稍有繞路，但終於讓師生們免受腿腳之苦。
“大學之大在大師之大，不在大樓之大”。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孕育了一大批共和國優秀的法律人才。當廉老回憶起當時的學科設定時，心酸地感慨道，建校初期的學科設定尚不完備，學院裡並沒有系、專業這樣的設定，但師生們的學習積極性卻很高。當自己初次站上講臺時，我國尚未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學校的憲法老師只好先教授同學《共同綱領》的相關知識。儘管辦校條件簡陋，但在大師們的諄諄教導之下，任何困難都抵擋不住同學們學習的熱情。
守法治國底線 構基本法藍圖
1956年，對於廉希聖而言有著極為重要和特殊的意義。就在這一年，作為中國第一代律師，廉希聖受司法部指派在瀋陽為侵華的日本戰犯進行辯護。當廉老再次穿越歷史的長河，回憶起那段歲月時，總是覺得痛並快樂著。痛，是因為當時的民眾並不支援他們的工作，“怎麼能給殺人犯辯護”的呼聲此起彼伏，洶湧的民意大有綁架司法獨立、進行廣場式審判之勢，廉希聖等人也為此遭受了國人的不理解、批評與指責；而快樂，則源於他們守住了法治國的底線，實現了程序正義的應有之意，保障了日本戰犯受審時應有的權利。
1980年至1982年，憲法的修訂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作為這一領域研究專家的廉希聖也從學校被抽調去全國人大參與國家修憲的工作。他當時的日常工作都是在人民大會堂的秘書處完成的，主要是進行資料整理與彙集各方面意見。在這一過程中，廉老善於儲存資料的好習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次散會後廉希聖都會主動收集立法過程中的相關草稿、資料等，這一舉動為後人研究八二憲法的修訂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隨後，廉希聖還參與了港澳臺基本法的起草。在面對著世界上沒有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法先例的困難時，他和同事們沒有畏懼，而是迎難而上，構築了中國特色的基本法藍圖，並最終見證了這部具有極高價值的法律誕生。近期，當廉老接受鳳凰衛視的採訪時，又一次強調“《香港基本法》是授權法而非分權法”，話語之間，是對港澳基本法的拳拳之心。
廉老用他不凡的一生，踐行著法大人“揮法律之利劍，持正義之天平”的誓言。是這樣一位堅守初心的人書寫著中國法治的藍圖，播撒著中國法治發展的希望之種；是這樣一位砥礪前行的人書寫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也為中國政法大學的歷史發展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