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個冬天，一位農民正扛著鐵鍁、鎬頭準備上山，他打算趁著農閒去山上採石，為家裡蓋個豬圈。

爬到半山腰時，他碰到了一群綴著花紋的亂石堆。隨即，伴著鎬頭砸石的一聲巨響，在碎石下的泥土之中，竟有一絲金光乍洩——這一鎬下去，前後刨出了百餘件的國寶來。

這些國寶到底是誰留下的？又怎麼會出現在這裡？現狀又如何了？今天，我們便走近這些“被鎬下國寶們”。

一鎬砸下，群金閃耀

在浙江省臨海城西中，有一個名為括蒼的小鎮。在這裡，有一座同周遭山丘都不同的小丘，叫王莊山。山雖不大，但有著多得出奇的石塊，所以居住在山腳下的張家渡村村民常上山採石。並且靠著這座山，築起了一間又一間的小屋，鑿出一條又一條的小道。

冬天正是農閒時，尋常人家也常用這段時間修繕房屋、補充農具，而這個村民也不例外。這天，他扛著鐵鍁和鎬頭準備上山採石。然而在行至半山腰時，本要在這裡直接採石的村民腳步一滯。

他的目光不僅牢牢鎖定在面前的大量石料上，更讓他感到不尋常的，是這些亂石堆上還有些花紋。

環顧四周、又對著地上的石頭細細觀察一番，村民也沒從中看出個不尋常中的結果來。只好選定了範圍，開始採石。隨著手中鎬頭一聲砸下，欲要錘擊第二次時，碎石地下卻瀉出了點點金光。

這種好事也能被我碰上？村民一時欣喜若狂，豬圈、石料也拋之腦後，他蹲下去小心翼翼地先挖出了這點金色、擦開泥土，赫然是一件純金首飾，上面還綴著些寶石......那底下是否還有更多寶藏？

慾念一旦翻湧，便難以停滯。他繼續碎石刨土，整整一個下午，便陸續挖出了金簪、金戒、金帶板等二十多件金器。而此時的村民雖興奮不已，但體力也到達了疲憊的極點。他決定揣著金子先回家。

然而，地小廟小，沒兜好金子的他便在途中遇上了同村人。沒過幾天，王莊山能挖到金子的訊息便在張家渡村不脛而走。此時，張家渡村的話題與眾人的目光不再停留於家長裡短，每家每戶都在熱議著王莊山神秘的金子。

村中無論男女老少，紛紛開始上山尋寶，企圖透過挖寶的方式致富。

眾人齊力挖掘下，半山腰的這堆亂石也被清除無幾，而石堆下的輪廓也清晰了不少。他們發現，這裡儼然是一座古代墓葬的樣子。

如此以來，先前帶著文化的亂石堆、挖出的金首飾，便也都說得通了。但在面對這座古墓時，張家渡村先是一陣沉默。

古墓初現，群金閃耀

先前的村民僅僅是挖到了古墓一角，便發現了數件金器，如今要是再挖掘下去，還有多少寶貝？眾人沉默對視著，心裡卻都各自打著算盤。即使不能全數佔有，可只要自己拿到一兩件，便是天大的好事了。

古墓雖規模不大，但卻五臟俱全。除了兩口已經腐爛的棺材以外，還有大量的金銀玉器浸在淤泥中，顯然是一批可觀的陪葬品。

即使是君子也不立於危牆之下，然而在金光閃閃的墓葬前，經過短暫的沉默，便是一陣哄搶。自此，究竟出土了多少件文物便成為了一個謎題。

隔天，這個訊息便傳到了縣上。事關重大，相關文物單位在得到訊息後十分重視，立馬派遣考古隊趕至現場。在考古工作者迅速採取保護性挖掘與現場勘探後，一番清理分析下，從出土的珍寶與山下發現的石人、石馬等石像中，初步確定是一座明朝官員的墓葬。

鑑於文物規模、意義之大，追回之前被哄搶的文物是十分必要的，當地文物部門工作人員親自上門，挨家挨戶宣傳教育。最後，工作人員得以收回了大量分走的陪葬品，清理統計為107件。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自墓葬被發現便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墓主人究竟是誰？這是考古專家、文物工作人員以及群眾心中揮之不去的疑問。

究其相關史料，最為貼切的答案藏在康熙年間的《臨海縣誌》中。縣誌記載，在明朝萬曆年間有一位遠近聞名的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名王士琦。而史料中，王士琦的墓正好便在臨海縣西30裡王莊山上。故作出墓主人即為王士琦的判斷，是確有道理的。

然而無論是在村民口述中，亦或是挖掘成果看來，此墓不僅有一定的規模，還有著大量的精美陪葬品，儼然於王士琦以清官著名的形象有所出入。

並且，史料中明確“歿之日，帑無長物，旅櫬蕭然，祀鄉賢祠”，指出晚年王士琦兩袖清風也窮苦潦倒，死後甚至湊不出買棺材的錢，只裹著草蓆便下葬。

因此，由王士琦墓展開發散的“傳聞”四起。有揣測王士琦雖面上清清白白，實際卻背後貪腐；也有稱是喪葬炒作、作秀……這些說法顯然是空穴來風，但為了弄清來龍去脈，特有專家查閱了大量的史料，經過深入探析，終於發現了背後的原因。

一代清官，後世追葬

說王士琦清白是假的人，實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光是憑當時王士琦的名聲與功績想，即使是窮困潦倒，四周八方的百姓也不會不願湊款厚葬。而王士琦有自己的節操與風骨，這番草蓆裹屍，想來也是一般明智之舉。

王士琦，字圭叔，號豐輿，浙江臨海城關人，是明朝著名軍事家王宗沐的次子。《臨海縣誌稿》中提到，王宗沐督學廣西時，曾在夜裡夢到上天將宋朝大學士韓琦賜予自己。恰好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兒子，所以就為這個孩子取了“韓琦”的“琦”。

念想韓琦膽識過人、一身正氣，多次以己力力挽狂瀾，安頓國家，王宗沐便取“士琦”，盼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如同韓琦一般，有朝一日成國之棟樑。

而王士琦也在後來表現出了眾多過人之處。萬曆二年，王士琦進入國子監學習，僅過兩年便中舉。

萬曆十一年，32歲的王士琦高中進士，被授為南工部主事，後轉職方員外郎中，歷任兵部郎中、福州知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等職，可謂為輾轉於祖國各地之間，任職期間恪守職責，“庭無留牘”。

作為巡撫大同的王士琦常年守衛北疆，在紛繁敏感的邊疆問題上剛柔並濟，處理得圓滑到位，在周圍也頗有一番名望。由於熟知兵事的緣故，王士琦後來還參加過幾次大大小小的重要戰役，且在其中立有大功。

播州平叛中，他單騎前往招撫楊應龍，並在事後因功升任四川按察副使。後在面臨朝鮮多次求明援兵抗倭情況之下，王士琦奉旨急救，最終力挽狂瀾，至今在中朝兩方間傳為一段佳話。可謂是貨真價實的能文能武之士。

萬曆四十六年，王士琦因病去世。由當時在職的山西省轉移回老家安葬。

轉折點在《明熹宗實錄》中有記：幾年後，天啟皇帝即位。在知曉屢立大功的王士琦作為一代清官，最後只是裹草蓆下葬，甚感不妥、下旨賜“御葬”，且令禮部商討重修墓葬。

而禮部經過一番複議，勘查王士琦一生，認為其功大過小，於是提高了墓葬的規格，並在墓前修建了一座石牌坊，上書“天恩賜地”。其中的“御葬”也正好能夠解釋了王士琦墓中大量金銀器的來歷。

如此一看，事情便十分明朗了：墓葬的主人確是王士琦無疑，而王士琦為官清廉同樣無疑。因後來統治者的深明大義，後人便得以看見了如此燦爛的眾多陪葬佳品。

無價之寶，傳世佳話

位於張家渡王莊山的王士琦墓，在新志中曾有所記後況：“於1956年4月14日被掘。墓前石牌坊於1982年8月毀於暴風。現尚存石人、石馬、石虎、石羊、石華表各一對。”

由於王士琦墓是村民偶然採石時發現的，而非考古專業人員挖掘，故並未出現挖掘簡報。但在當時文物學界所刊登的相關資訊中，我們可以知道幾件事：在王十琦墓前有一座御碑亭；其次，是在天啟五年（1625年）賜葬的。

萬曆四十七年，朝廷對王士琦曾有“減半造葬”之命。天啟五年，可能禮部覆議，認為士琦功大過小，才有如此規模賜葬之舉。其三，墓葬出土文物很多。故而可以推測，舊志所記“訃聞”和“賜祭葬”是完全有可信的依據。

令人驚喜的是，王墓的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在目前已坑被挖時間較長、而未挖的兩坑情況不明的前提下，具體的更多資訊還難以考證。但在實地考察中，僅從從王墓出土文物的數量和質量出發，初步可判斷墓葬未被盜擾。

同時，得益於20世紀50年代的民風淳樸，當時的文物追回工作較為順利，公家較好地儲存王墓一坑出土的107件珍貴文物。

同時，依據現存文物與史料考證，《台州會要·臨海王氏父子》所記載，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王墓出土文物僅僅只有“54”件的說法是立不住腳的。

而在現存王墓的石人、石馬、石虎、石羊、石華表等大型石刻中，我們得以窺見石刻多數形象生動、神態自然，在展露出明代的建築風格的同時，也體現了明代的雕刻藝術水平。

1983年，王士琦墓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在國家文物局經過多位專家鑑定，王士琦墓所出土的107件文物最後都被認定為國家級文物。其中，特別是束髮金冠、金扒耳、金帶板等22件文物，皆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如今，這些文物被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同時也成為了該館的重要藏品。

結語

一聲鎬擊，鑿開了先人偉績背後的曲折蜿蜒；道道金光，蘊含著時代與社會對於一個清官的認可與追崇。無論是從泥土中發現寶藏，還是在追尋偉人時所看見的精神，都令人震撼、振奮。

歷史作為一面鏡子，既讓我們觸控到百年前高等製品的優越先進，更讓我們以此為介，看見先輩的光輝偉業與崇高品質。憶古追古是漫長的，而歷史留下的回聲最為彌足珍貴，而我們能做的，便是銘記與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