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運峰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出版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分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原南開大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2017年入選“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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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畫像是我國傳統石刻藝術的瑰寶,堪稱最早的浮雕藝術,古代的墓穴、門闕、祠堂、井欄、橋身等,都有大量的石刻畫像存世,其中尤以山東嘉祥、河南南陽數量最多,藝術成就最高。作為漢代的一種造型藝術,漢畫像就其製作的過程和表現方法而言,屬於雕刻的範疇;但就其整體的藝術形式而言,又屬於繪畫的範疇,因此,人們將其命名為漢畫像石,簡稱“漢畫像”。
漢畫像分佈範圍及類別
漢畫像分佈的範圍非常廣泛,就地域來說,有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山西、陝西、四川、甘肅等地;就具體場所而言,則有石祠堂、石闕、墓穴、石棺、石橋、石壁、石井欄等,其數量繁多,約在數千塊以上。
就內容來說,漢畫像可分為七類。分別為:
第一類:天地鬼神。大多為宮殿、宗廟、祠堂、墓葬中的畫像石,其刻畫目的在於“圖畫天地,品類群生”。具體而言,其中有刻畫含有赤鳥影象的太陽和含有蟾蜍影象的月亮;有包括北斗星和牽牛星在內的各種星座,如《東宮蒼龍星座》《北斗星君》等,有神話傳說中伏羲、女媧、西王母、東王公、北斗大帝、雷公、電神、風伯、雨師、嫘祖等,如《女媧伏羲交尾圖》《王母賞月》《穆天子拜會西王母》《人祖高禖》等,反映的是人們對自然神和禖神的信仰與崇拜。
第二類:祥瑞圖騰。主要題材有虯龍、朱雀、白虎、雙魚、雙頭鹿、雙頭鳥、谷紋圭、連理木、大熊等,如《人面虯龍》《鳳求凰》《年穀熟》《隋侯得珠》《丹雀銜九穗禾》等畫像。在這些圖案旁邊,往往還刻有一些寓意吉祥的文字,如雙頭鳥旁刻有“王者德及高遠則至”,谷紋圭旁刻有“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至”,連理木旁刻有“王者德純洽,八方為一家則連理生”等,其目的在於宣揚“天人感應”的思想。
第三類:帝王聖賢。如《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高祖斬蛇》《柳下惠坐懷不亂》《伯樂相馬》等,其目的在於追慕先賢,勸善懲惡。所謂“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漢·王延壽《魯殿靈光賦》)其意在推行有利於統治的行為規範,使“三綱五常”深入人心並化作自覺行動。
第四類:忠臣烈女。包括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事蹟,如《義烏感孝》《管仲射主》《荊軻刺秦王》《狗咬趙盾》《陵母伏劍》《七女大戰咸陽橋》等;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如《完璧歸趙》《二桃殺三士》《劉媼夢蛇》《杯弓蛇影》等。
第五類:車馬出行。自西周開始,官員出行所乘車輛、所著服飾均有定製。漢畫像中有不少是反映主人出行的場景,以此來表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第六類:飛禽走獸。在農耕社會中,飛禽走獸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生活資料,因此在漢畫像中多有出現。如《百獸率舞》《獅子王》《熊兕鬥》《狐假虎威》等。
第七類:生活百態。漢畫像是漢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因此,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耕田、狩獵、征戰、和親、講經、宴飲、樂舞、百戲、講學、獻俘等場景。如《單于觀樂》《黃公斗虎》《孔門弟子候師圖》《端燈侍女》《執盾門吏》《建鼓樂舞》等。
總之,這些描繪在石頭上的畫像,形象地反映了漢代自廟堂宮廷以至達官顯貴的生活狀態,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和審美取向。不僅可以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而且能夠為繪畫提供有益的借鑑。正是由於漢畫像具有如此豐富的內容,因此自傳拓技術發明之後,畫像石拓片就成為歷代學者研究、收藏、鑑賞的物件。
魯迅與漢畫像之緣
1912年5月,魯迅隨國民政府教育部來到北京之後,由收集碑刻拓片開始逐漸接觸漢畫像。
1913年9月11日,魯迅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筆:“胡孟樂貽山東畫像石刻拓本十枚。”魯迅對這些漢畫像拓本極為喜愛,專門在一張紙上一一列明題目、所在地、著錄情況,並特意註明:“以上十石在山東圖書館,尚有十七石在學宮。前十石胡孟樂自山東來,以拓本見予。”這可以算作魯迅收集漢畫像的開始。
1915年之後,魯迅逐漸將蒐集金石拓本的興趣轉移到漢畫像上來。
1915年4月11日,魯迅自琉璃廠買到馬槽畫像石拓本1枚;25日,買到《射陽石門畫像》等拓本5枚。5月1日,買到《澠池五瑞圖》1枚、雜漢畫像4枚、武梁祠畫像並題記51枚;9日,買到漢石刻小品拓本3枚、漢永建五年食堂畫像1枚;16日,買到《文叔陽食堂畫像》1枚、武氏祠新出土畫像1枚、不知名畫像1枚;23日,買到濟寧州畫像1枚;30日,買到《李夫人靈第畫鹿》1枚。10月30日,買到《郭氏石室畫像》10枚、《沂州畫像》14枚、《食齋祀園畫像》《孔子見老子畫像》各1枚以及《紙坊集畫像》、不知名畫像各1枚。
1916年之後,魯迅購買漢畫像的次數更為頻繁,直至1918年方告一段落。
除了到琉璃廠一帶購買漢畫像的拓本,魯迅還託人到畫像石的原地尋訪或拓印。在一冊《金石雜件》手稿中,有魯迅開列的請人代為蒐集、拓印漢畫像的目錄,上面記有山東濟南、曲阜、蘭山、嘉祥、金鄉、濟寧等14處及山東金石儲存所收藏漢畫像石的情況,同時註明對拓本的具體要求:“一 用中國紙及墨拓。二 用整紙拓全石,有邊者並拓邊。三 凡有刻文之外,無論字畫,悉數拓出。四 石有數面者,令拓工註明何面。”1916年1月12日,魯迅收到汪書堂代購的山東金石儲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117枚,其中有漢畫像10枚、嘉祥畫像10枚、漢畫像殘石2枚。
琉璃廠一帶的古董店在得知魯迅蒐集漢畫像的訊息後,便主動到魯迅住處推銷。1915年9月1日,敦古誼派人送來一批漢畫像拓本,因未有中意者,魯迅未購;10月4日,富華閣給魯迅送來出自嘉祥、汶上、金鄉一帶的漢畫像拓本137枚,雖拓印效果不佳,但因其價格合適,魯迅便以14元全部購入;11月24日晚上,師古齋給魯迅送來一批拓本,魯迅從中選購了端方匋齋所藏的漢畫像殘石拓本1枚。值得一提的是,這枚拓片沒有收入端方的《臧石記》,魯迅特意在日記中做了說明。1919年6月1日,敦古誼帖店給魯迅送來石刻拓本,魯迅選購了《忠州石闕畫像》6枚,此畫像又稱《丁房闕》,魯迅明知為唐代畫像石,但仍決定買下,同時還買了1枚《楊公闕》。
魯迅的同事、朋友對魯迅蒐集漢畫像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或是贈送拓本,或是推薦給魯迅購買。如1917年2月5日,魯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宮午門察看設立京師圖書館一事時,同行的王叔均贈給魯迅《李業闕》拓本1枚、《高頤闕》拓本4枚,漢畫像拓本25枚、簷首字24枚;5月16日、21日、31日,魯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視學的楊莘士分三次寄贈魯迅漢畫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濟南金石儲存所所藏漢畫像拓本10枚;1918年11月20日,魯迅的好友陳師曾將梁文樓所藏漢畫像拓本介紹給魯迅,魯迅從中選購了其中的《賈公闕》1枚;1920年4月8日,魯迅收到好友許壽裳寄贈的《嵩山三闕》拓本,共5枚。
魯迅收藏漢畫像,並不是出於考古學和社會學的考慮,而是著眼於其美術價值。漢畫像中那流暢奔放的線條,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別具一格的形式,給魯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美術的角度,肯定了漢畫像的藝術價值。在《看鏡有感》一中,魯迅寫道:“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提倡美術》一節中也說,魯迅“蒐集並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鑑家所未曾著手的。他曾經告訴我: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採取。即使是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讚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於我國的漢畫呢。”
正是基於以上這樣的判斷,魯迅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收集漢畫像及唐代的石刻圖案拓本。現存魯迅收藏的漢畫像拓片共700餘幅,其中山東漢畫像有340餘幅,河南漢畫像320餘幅,四川、江蘇、甘肅等地漢畫像40餘幅。
除了蒐集漢畫像的拓本,魯迅還對這些漢畫像進行了專門研究,包括確定其名稱、所在地、形制、內容、著錄、儲存地點等。在魯迅手稿中,有大量關於漢畫像的說明文字,如《李家樓畫像》,魯迅的說明文字為:“平刻。高二尺五寸,廣三尺三寸。左右□緣,中分二區。左獸環,右一人拱立右向。無字。”再如,《食齋祠園畫像》,魯迅作了這樣的說明;“石高二尺二寸四分,寬一尺二寸八分。四角經磨蝕,略作橢圓形。象高一尺六寸五分,字徑一寸五分。分書‘食齋祠園’四字,在象左側。”再如,對於《武氏石室新出畫像》,魯迅說明文字為:“右武氏石室新出畫象,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泐,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書。一石上有獸首,口銜大環。與射陽石門畫象同。一石上層二人騎馬前後行,下層漫泐,中層似有題字五行,不可辨。餘俱作人馬宮室形,無題字。”
魯迅擬議中的《漢畫像集》
魯迅早期的漢畫像收藏,以山東出土者為最多。在對這些漢畫像進行蒐集整理的基礎上,魯迅一度決定編輯一部《漢畫像集》,並擬定了目錄。魯迅所擬的這份目錄,大致是在1926年8月離開北京之前完成的,共分七篇十五卷,現分述如下:
第一篇為闕。闕為古代祠廟和陵墓前豎立的石頭建築物,通常左右各一,由於中間空缺,故名闕。該篇分為兩卷,包括山東費縣的南武陽闕,四川新都的王稚子闕,河南登封的太室闕、少室闕、開母闕,山東嘉祥的武氏闕,四川雅安的高頤闕,四川德陽的司馬夢臺神道闕,四川渠縣的沈君闕以及四川忠州的丁房闕。
第二篇為門。門即石門,共一卷,包括江蘇射陽的聚石門畫像,山東蓬萊的李夫人靈第門畫像。
第三篇為石室。石室即墓室,多刻有畫像。該篇分為三卷,包括山東肥城的郭巨石室畫像(亦稱“孝堂山石室畫像”),山東金鄉的朱鮪石室畫像,山東嘉祥武宅山武氏祠石室畫像。武氏包括武梁、武斑、武榮,畫像分佈於右室、前室、後室、左室等處。
第四篇為食堂。食堂即饗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該篇共一卷,包括山東魚臺的永元食堂畫像,山東濟寧的永建食堂畫像、壽貴裡文叔陽食堂畫像。
第五篇為闕室畫像殘石。所收錄者為散落於各地的殘雜畫像,分為四卷。
第六篇為摩崖。摩崖為刻於山間崖壁上的畫像和文字。該篇共一卷,包括甘肅成縣的黽池五瑞畫像,山東沂水鮑宅山的鳳凰畫像。
第七篇為瓦甓。瓦甓即刻在磚瓦上的畫像,分為三卷,魯迅沒有列出細目。
由上述目錄可以看出,魯迅的確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編成一部體例完整、內容豐富的《漢畫像集》。而且,魯迅對此一直念茲在茲。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隨身就攜帶了部分漢畫像的拓本繼續進行研究。12月31日,魯迅在《廈門通訊(三)》中對李小峰說:“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裡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整合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沉》印出。”
1927年10月,魯迅定居上海,蒐集漢畫像雖不如在北京時便利,但仍未曾忘懷。11月30日,魯迅託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書局購得《漢畫》兩冊,魯迅翻閱後大為失望,稱其“甚草率,欺人之書也。”這也說明,魯迅自信能夠編出一部有水平、有價值的《漢畫像集》來。1929年3月23日,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說:“擬往北京一行,以歸省,且將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漢畫照來,再作後圖。”
遺憾的是,魯迅的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魯迅對漢畫像藝術的主張
對於漢畫像,除了發自內心的喜歡之外,魯迅還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為新興的中國木刻運動提供有益的參考。他主張將漢畫像藝術與中國新興版畫相融合,創造出既繼承傳統藝術又能夠煥發新的生命力的藝術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魯迅的青年朋友、畫家陶元慶帶著立達學園的學生來到魯迅家中,選取了一部分漢畫像拓本,在該校的繪畫展覽會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慶和錢君匋來到魯迅家中,談到在書籍裝幀設計中採用古代銅器和石刻中紋樣的設想,魯迅大為贊同,“認為可以試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蒐集的許多漢唐畫像石的拓本,說:‘我所蒐集的漢唐畫像石的拓本,其中頗有一些好東西,可以作為這方面的部分借鑑,現在時間還早,不妨拿出來大家看看。’說著,便端出一大疊拓本來,由於幅面很大,必須鋪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樓上地位較窄,鋪不了多少,便改到樓下客堂裡,把這些拓本鋪了一地,隨鋪隨作解釋,娓娓動聽,鋪了一層又鋪一層,我們一時目不暇接,只能膚淺地瀏覽過去”。(錢君匋:《我對魯迅的回憶》)
1935年2月4日,魯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樺的信中說:“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圖,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結合起來,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9月9日的信中又說:“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由此可見,魯迅收集漢畫像的目的,一是出於對中國傳統美術遺產的熱愛,二是對這一寶貴遺產的傳播與弘揚。
傳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魯迅念念不忘的也是設法將自己收集的這些漢畫像印成畫集,讓更多的人分享。
1934年3月6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到漢畫像時說:“我在北平時,曾陸續搜得一大箱,曾擬摘取其關於生活狀況者,印以傳世,而為時間與財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機會,還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說:“漢唐畫象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尚無暇,無力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魯迅再次提到編印畫集一事:“漢唐畫像極擬一選,因為不然,則數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魯迅的這一動議得到了姚克的支援,並表示可以把魯迅所寫的說明文字翻譯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範圍的傳播。4月22日,魯迅在覆信中說:“石刻畫象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譯成英文,更好。但做起來頗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儘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魯迅在致臺靜農的信中說:“對於印圖,尚有二小野心。一、擬印德國版畫集,此事不難,只要有印費即可。二、即印漢至唐畫象,但唯取其可見當時風俗者,如遊獵,鹵簿,宴飲之類,而著手則大不易。”魯迅還想請臺靜農在北平代為收集拓本,一是補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換拓印效果不佳者。
1935年初,魯迅在得知河南南陽一帶有大量畫像石出土,立即託人蒐集購買相關書籍,請人拓印原石。
1935年11月15日,魯迅在致臺靜農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編印《漢畫像集》的計劃:“我陸續曾收得漢石畫象一篋,初擬全印,不問完或殘,使其如圖目,分類為:一,摩厓;二,闕,門;三,石室,堂;四,殘雜(此類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後又欲選其有關於神話及當時生活狀態,而刻劃又較明晰者,為選集,但亦未實行。”
蔡元培在《記魯迅先生軼事》一文中曾說:“我知道他對於圖畫很有興會。他在北平時已經搜輯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於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
令人欣慰的是,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將《魯迅輯印藝術圖錄全集》列入該省重點出版規劃,該書分為8卷,即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錄了根據魯迅先生擬定目錄的《漢畫像集》,從一定程度上說,算是了卻了魯迅先生當年的一個遺願;同時,也是對魯迅先生誕辰140週年、逝世85週年的一個紀念。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