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曾為清王朝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被稱為“勁旅”。在清初，八旗兵抗擊沙俄侵略，平定“三藩”叛亂，鎮壓噶爾丹、新疆大小和卓木、西藏第巴桑結的叛亂，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是清朝統治者賴以維繫統治的軍事支柱。
八旗入關後，作為開國功臣，享受特殊的優待和特權，逐漸失去了往日的鬥志和尚武精神，安於享樂和不勞而食，成為寄生階層。康熙平定三藩時，八旗武力衰落已見端倪。雍正乾隆時期的統一邊疆戰爭中，八旗兵的戰鬥力已不如綠營兵。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初，大量八旗軍被派往前線，不但未能鎮壓起義，反而連連敗陣。江北大營滿蒙八旗“不習南土炎日高溽雨，疫痢雜起，人無固志”。官員“歌舞宴樂，流連僕妾，又弋貲厚，日括古玩書冊為雅緻”，對朝廷諭旨、民間譏諷置若罔聞。連東北八旗兵丁也吸食鴉片，坐食俸餉，遊惰無志。依靠這樣的軍隊，其結果可想而知。
咸豐四年十一月（1854年12月）太平軍在揚州河汊地區轉戰運動。清蒙古旗兵“久役於南，馬足阻於河汊尤不利，或望賊潰”。太平軍將士，“袒衣跣足，追迫如飛，至則旁曳馬足而覆之，兵立蹶死。山陝步卒亦木重艱馳突”。相對英勇善戰的太平軍，八旗軍簡直不堪一擊。迨至同治三、四兩年多隆阿、曾格林沁、相繼斃命之後，忠於滿族統治者的兵將基本喪失。
戰鬥力的喪失是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的失去是其對自身存在意義的否定。八旗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的表現，證明八旗已經再也無法擔負起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的重任，作為清政府所依靠的軍事支柱，已名存實亡。
自烏蘭泰死後，主要使用綠營對太平軍作戰，但此時的綠營也不堪重用，一樣對太平軍束手無策。經制兵已不堪戰守，代替它的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興起的勇營。
面對經制部隊的節節敗退，清政府無奈，只好詔令地方，鼓勵興辦勇營，依靠地方的漢族地主武裝組織抵抗。戰爭波及的各省官紳，相繼組建等級不一的地方勇營軍。
勇營不是國家的正規軍，經費自籌,領導權也歸組織者。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湘軍和淮軍。
其實，早在清朝前期由於軍事需要就曾出現過臨時募集的“鄉勇”，以補八旗綠營之不足。但當時的營勇都是因事而募，事畢即裁。此時，曾國藩在湖南編練了湘軍，並建立了一套正規的軍事制度，建立起獨立的體制，發展成為勇營，連立戰功，逐漸發展壯大，轉戰全國各個省區，成為清軍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晚清湘軍
淮軍和湘軍一樣也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支應急募集而成的地主階級的地方性武裝力量，是一種勇營組織。它在剿滅北方捻軍的戰鬥中壯大起來，是繼湘軍之後晚清勇營的又一支重要武裝。
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清政府的經制部隊受到沉重打擊，不少地方的八旗綠營蕩然無存，其腐敗無用昭然若揭。“咸豐軍興以來，各省立功員勇，大率出於召募，不歸經制之營”，在後來的軍事戰爭中，營勇實際上已經代替了八旗綠營兵的國家正規軍的職能，成為國家武裝力量的主力和清王朝統治的支柱。
八旗綠營及其經制兵制度雖沒有廢除，但因難以承擔起其固有的軍事職能，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成為一種擺設。制軍的極度衰弱和勇營勢力的不斷膨脹，意味著中央軍事大權的削弱和地方軍事力量的增強，這對清政府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但面對迅速燃遍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的戰火，即便是飲鴆止渴，亦不得已而為之了。
咸豐、同治時期，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興起的勇營軍，對當時戰爭形勢地逆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對清末，乃至民國時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它引發了清代兵制的重大改革，造成兵為將有的局面，弱化了皇權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功能。各地擁兵自重，最後形成軍閥割據。
其次，分解了中央集權，地方督撫由此擁有兵權、財權、人事行政權，形成了督撫專政，尾大不掉的局面。再次，勇營裁撤，大量精壯無法安置，給社會帶來隱患。因湘軍裁撤而壯大的哥老會，成為瓦解清朝統治的力量之一。
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以後，清廷雖不得不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勇營，但出於維護中央集權和防止外重內輕的考慮，並不願意用勇營取代綠營，所以軍事逐漸平定以後，清廷在整頓經制兵的同時，多次下令各省裁撤勇營。
同治十年就曾規定各省勇營“多不過暫留七八千人，少或酌留三四千人”。光緒三年（1877年）又頒佈上諭，指出各省留防勇營尚多，“難保無缺額糜餉情事”，要求各省督撫“力除浮冒”，次年又明確要求各省“以半年為限，統裁十成之一”。
但由於國內的動盪不安和連綿不斷的外患，以及制兵改造後仍不得力和缺少遣散勇營經費等原因，卻使其繼續保留下來。被保留的勇營駐防各地，稱為“防軍”，擔當起維護清朝統治的主要任務，但它卻未能獲得制兵地位。光緒年間所纂的《大清會典》中制兵也無防勇一項，可見其在當時的軍事地位。
勇營在晚清已經成為國防力量的主體，但是在傳統軍事體制內卻沒有相應的位置。這反映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以及清政府對勇營的依賴和排拒，更反映了清政府對於經制部隊，尤其是八旗軍隊的衰落，已無回天之力，這是何等的無奈與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