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
1945年，董必武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4月24日，代表團抵達美國舊金山當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藉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6月26日，中國代表團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透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1974年4月1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高層領導人首次登上聯合國的講臺。
半個世紀以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國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度不斷提升，在聯合國組織的職員總數也不斷增加。自1972年起，我國連續推送了9位副秘書長。自1973年起，衛生部（現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向世界衛生組織推送了9位助理總幹事級別官員。2006年，香港特區衛生署原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並於2012年連任。目前，在聯合國專門機構中有3位行政首長來自中國，分別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李勇、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然而，我國在聯合國組織任職的現狀仍是人員偏少、職位偏低、結構失衡，如何培養推送更多勝任於國際組織的優秀人才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課題。
表1：聯合國職員數最多的20個國家及其數量、所佔比例
資料來源：摘錄自聯合國2020年11月9日A/75/591號檔案
表2：地域分配崗位實際人數最高的前7個國家
資料來源：摘錄自聯合國2020年11月9日A/75/591號檔案
表3：D級以上職務人數最多的10個國家
資料來源：摘錄自聯合國2020年11月9日A/75/591號檔案
[注] 國際職員分幾類：G Staff指一般職員general service，G類從低至高分7級（grade下同）；P Staff指業務官員Professional，P類從低至高分5級，P5享受外交待遇；Director指司級官員，分D1和D2兩級。此外，聯合國高階官員有助理秘書長（簡稱ASG）和副秘書長（簡稱USG）。
一、我國在聯合國組織任職人員現狀
（一）中國職員總數
截至2019年底，聯合國共有36574名職員，人數最多的20個成員國裡，發展中國家有13個。（見表1）我國職員565人，排第21位，佔職員總數的1.54%。
（二）地域分配崗位
《聯合國憲章》規定招聘以“效率、才幹、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可能範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1988年，聯合國實施地域分配原則，依據會籍、會費和人口因素計算出各國的合理幅度。在2019年3158個地域分配崗位中，193個成員國中的22國無人任職，108國人數在幅度之內，29國人數偏高，34國人數不足，其中包括中國。
在地域分配崗位中，中國的幅度為238-322人，現僅有93人。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的幅度均低於中國，但實有人數卻高於中國（見表2）。有的國家實際人數遠超幅度上限，如肯亞的幅度為4-14人，實有56人；印度的幅度為48-64人，實有61人。
（三）D級以上職位
按地域分配原則，D級以上職務共有378個，其中中國有14人，排第8位（見表3）。
（四）世界衛生組織
截至2020年底，世界衛生組織共有職員8447人，職員人數排在前10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180人、英國125人、印度122人、法國112人、德國84人、加拿大70人、義大利66人、澳大利亞58人、菲律賓48人、烏干達46人，我國理想幅度為46-63人，實有40人，排在第12位。與美、英、法、俄等常任理事國相比，我國P5以上職員僅高於俄羅斯（見表4）。
此外，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世衛組織按地域分配的職員人數超出其合理幅度，如印度和菲律賓等國（見表5）。
（五）專門機構負責人
自陳馮富珍2006年11月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之後，2013年至2019年，李勇、趙厚麟、柳芳、屈冬玉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電信聯盟、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當選“掌門人”。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行政首長一般只能連任一次，陳馮富珍連任兩屆後於2017年卸任，柳芳連任兩屆後於2021年7月底卸任，屈冬玉第一任期至2023年，其他兩位也將在今明兩年結束第二任期。目前，中國已有5人出任過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負責人，但這樣的情況或不可持續。
表4：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職員數量
資料來源：摘錄自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3月16日Human resources：update
二、 制約因素分析
聯合國檔案稱“自本組織建立以來，會員國就一直非常關心其國民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人員中的人數”。我國職員數量的現狀則涉及多種因素。
（一）歷史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0月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次年4月唐明照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由於當時的新中國尚沒有條件大量推送新職員，周恩來總理決定留用尚在聯合國工作的中國名下職員。那時，我國缺乏具備國際經驗的人才，推送國際職員的難點之一便是外語。1964年，我國曾選派數百名高中畢業生出國學習外語，但受“文革”影響，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進入國際組織任職。我國最早的國際組織人才培訓始於聯合國譯員培訓班，1979年至1993年共舉辦12期，培養263位口譯筆譯人才。
（二）政策因素。改革開放前，我國對國際職員工作的重視不夠且缺乏激勵機制。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初期，在聯合國的會費分攤比例一度被高估，最高時佔總額的5.5%，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會費比例才開始重新調整，最低時降至0.72%。且當時我國外匯緊缺，國際職員收入要上繳國家，1992年才出臺了關於國際職員的新政策。
（三）人才培養。我國國際勝任力人才培養工作起步較晚且範圍不廣。聯合國對職員有明確要求，包括3項核心價值（誠信正直、專業精神、尊重多樣性）、8項核心能力（溝通能力、團隊精神、規劃與組織、責任心、創新精神、使用者導向、持續學習、技術意識）、6項管理能力（領導力、戰略視野、賦權增能、建立信任、績效管理、決策能力）。我們通常把以上要求簡稱為“三、八、六”，這個要求施行已經20多年，聯合國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符合新形勢的新要求，預計2022年將正式出臺。我國初期的培訓內容側重外語，而國際組織人才則要求全面發展，適應國際跨文化交流並具備全球視野。為此，要在廣泛篩選的基礎上進行精準培養，建立後備人才庫。
（四）推送方式。聯合國專門機構在我國有對口部委，推送工作需要人事、業務部門相互配合。以往對聯合國機制研究不足，對其用人制度和聘用規則瞭解也不深入。除加強對其工作的研究外，還可借鑑其他國家人才培養推送的經驗，如推送初級專業人員（JPO）。2004年，衛生部提供經費，借調10人赴世衛組織任職，這是我國首次出資培養國際組織人才。截至2020年12月，世衛組織有初級專業人員48人，包括中國3人、日本10人、德國8人、義大利5人、荷蘭5人、瑞士3人、韓國3人，以及其他8國11人。
表5：世界衛生組織超出合理幅度的部分國家
資料來源：摘錄自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5月24日A/25號檔案
表6：18個國際組織負責人國別及任職時間
資料來源：摘自相關國際組織官方網站
三、 人才推送工作的幾個具體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全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突破人才瓶頸，做好人才儲備，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撐。近年來，這項工作進入新階段。一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國際組織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二是我國已成為聯合國第二大會費繳納國，2021年承擔會費比例升至12.005%，地域分配幅度也升至238-322人。對於培養並推送更多優秀人才赴國際組織任職，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筆者認為，可考慮從以下幾方面做好人才培養和推送工作。
（一）競選行政首長
國際組織負責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們“必須與組織外的任何權力機構保持獨立”，且“不應尋求也不應接受本組織以外的任何政府、個人或實體的指令”。聯合國秘書長和專門機構總幹事均由選舉產生，人選要考慮地區平衡，任期最多兩屆。在表6顯示的18個國際組織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負責人共9位，佔50%。2017年、2020年我國候選人參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總幹事均未勝出，如何參與行政首長的競選工作還需進一步認真研究、統籌規劃。
（二）爭取高級別職位
聯合國副秘書長、專門機構助理總幹事均參與決策工作，作用重要且任期無限制。聯合國D級官員的作用同樣重要。1972年以來，我國共推送9位副秘書長，保持了連續性，但平均入職年齡為61.5歲，平均任職時間為5.4年。在我國向世衛組織推送的9位助理秘書長級別人員中，同樣有成功案例和值得總結之處。近幾年，聯合國多個專門機構首長任命中國職員為副手，如2011年11月、2016年8月、2021年8月，朱民、張濤、李波先後被任命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2018年3月，曲星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2021年，劉華任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幹事；2020年12月，王彬穎任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副總幹事；2021年5月，張向晨任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行政首長換屆是推送高階官員的有利時機，但需要提前認真研判選情，做好深入細緻的工作。
（三）推送業務官員
業務官員是國際組織工作的主力，聯合國P5以上官員享受外交待遇，常負責某方面工作。可將推送人才工作重點放在中高階業務職位上，並注意以下幾個環節：
深入調查研究。提前掌握職位空缺資訊，預先選拔後備人選。主管部門的職能機構和有關單位要分工協作，駐外機構應積極配合調研和推送工作。有的崗位可跨部門選拔合適人選。
拓寬培養推送渠道。目前國家有關部門在培養推送人才赴國際任職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如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在國際組織實習專案的基礎上設立國際組織後備人才培養專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自2015年以來已連續主辦9期面向中央國家機關的國際組織後備人員培訓班，中國科協自2010年起持續面向國際組織任職和後備人員開展培訓。各有關部門需進一步加強相關工作，建立後備人才庫，進行精準培訓。
預做評估提高入職起點。國際職員晉升取決於自身素質和機遇等因素。推送前要預做評估，儘量爭取中高階職務，或在入職的級別（Grade）內提高階別（Step）。如P5級別官員分13階，資深人員入職可爭取高於step1的階別。
建立人才“旋轉門”。在“進得去、站得住、升得上”的基礎上，爭取“回得來、再進去”。可考慮安排有潛力的人才在任職一段時間回國後持續培養，爭取日後出任高階職務。如日本推送年輕人在世衛組織P5崗位工作3年後返回日本歷練，若干年後再推送到助理總幹事崗位。我國需深入研究這方面的工作，並制定相應政策。
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相關部委如衛健委與世衛組織簽約，推送JPO及中高階職務人員，有助於解決我國國際組織業務官員代表性不足等問題。
（四）大力開展普及工作
培養國際勝任力人才要從青年抓起。2017年以來，我國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迅速，國家資助了數百名大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各高校也爭相探索國際勝任力人才培養模式，部分院校還成立專門機構培養國際勝任力人才，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均成立了國際組織學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國際勝任力培養是一項長期的普及性工作，旨在建立國際化人才蓄水池，為日後長遠推送工作奠定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參與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瞭解我國國情、具有全球視野、熟練運用外語、通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談判的專業人才。國際組織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要從國際勝任力的能力建設著手，為推送工作奠定堅實基礎。我國培養國際勝任力人才的工作任重而道遠，對青年的培養，要把思政教育、通識教育和國際勝任力養成結合起來，重視3項核心價值、8項核心能力、6項管理能力的建設，使他們成為具備“我將無我”的家國情懷、兼濟天下的全球視野、尊重世界多樣性的包容心態、專業+外語全面發展並高度敬業的複合型國際化人才。（作者 宋允孚 系衛生部原外事司司長、世界衛生組織前夥伴關係與聯合國改革協調員。19歲赴摩洛哥留學，並先後在美國、法國進修，從事外事工作40年。現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國際勝任力培養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專家指導委員會專家）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10期）
作者：宋允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