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日本忍者情報功夫一流,在古代日本大放異彩;近代日本在中國也潛藏了大量間諜,在大陸攪動風雲;甚至今天透過新聞仍能知道日本有間諜潛伏在大陸竊取我國情報。但說起間諜戰,中國可是日本的祖宗,早在明朝萬曆援朝抗倭戰爭時期,明朝就已經有人潛入日本,給中國傳回了大量情報,對明朝從整體上把握戰局乃至取勝起到了積極作用,現在我們就來說說萬曆時期明朝在日本那些間諜以及他們的功績。
一、對日間諜戰的開始
1592年4月,日本侵略朝鮮。5月,朝鮮王逃到中朝邊境的義州。10月,5萬明軍入朝參戰,援朝抗倭戰爭正式打響。
在援朝抗倭戰爭中,明朝運用了間諜戰。對日間諜戰的重要負責人就是福建巡撫許孚遠。許孚遠寫有《請計處倭酋疏》,這是我們瞭解那些深入敵後的地下英雄的重要證據。戰爭開始後,沈惟敬、史世用兩人先後來拜訪許孚遠,他們都奉兵部尚書之命前往倭國打探倭情,但許孚遠認為沈惟敬“老而黠,不可使”,就打發他回北京,而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許孚遠就將他送到泉州府同安縣,讓他扮演海商,隨同海船前往倭國,“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日本薩摩州”。就這樣,史世用成功潛入日本,開始了對日間諜工作。
那史世用是什麼出身?《請計處倭酋疏》中說他是“指揮”。明代有指揮頭銜的大體是衛所軍戶體系,比如戚繼光就是軍戶官僚,是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所以推斷史世用應該也是軍戶官僚。
二、史世用的戰略書
史世用並非一人潛入日本,他是對日間諜總頭目,那些協助他的海商都是他的屬下,具體間諜活動是由這些海商進行的。
按照《請計處倭酋疏》所說,1592年7月,史世用一行人乘海商船從日本沿海薩摩藩港口登陸,隨後史世用以商人的身份遊歷日本九州,最終到了豐臣秀吉為侵朝而修築的大本營九州名護屋城。在遊覽名護屋城之後,史世原路返回薩摩,之後返航。照此路線,史世用並沒有接觸什麼日本政治人物,他更像是去探查日本地理。史世用格外重視琉球,他說倘若琉球不保,日本能以琉球為跳板,直接渡海攻略明朝東南沿海一帶,因此史世用強調明朝必須控制琉球。
史世用回到明朝時,恰逢中日在朝鮮戰場僵持,明朝國內議和勢力興起。針對這種情況,史世用明確指出:日本畏威而不懷德,不在軍事上打敗日本,想要議和是辦不到的;日本追求的是經濟貿易,但又不想朝廷冊封,所謂“只封而不允貢”是辦不到的。史世用從戰略角度對明朝援朝抗倭戰爭作出了正確判斷,其手下在日本則探聽到了大量與戰爭相關的具體情報。
三、對日本政治的探查
許豫是福建泉州海商,隨同史世用一起入日。當史世用遊歷日本時,許豫則利用他的海商身份在薩摩就地紮根,與日本地方領主接洽。他一度和薩摩藩家老伊集院忠棟有了直接交流。按照日本史學家松浦章的研究,許豫在日間諜活動持續旬月。1593年正月,許豫隨同商船返航,他向福建巡撫提交了報告書,內容大致如下:
1、探查日本實際領導者的資訊,即日本實際掌握在豐臣秀吉手中。豐臣57歲,有一子年方2歲,有養子30歲。
2、第一次侵朝之戰,日本之所以想議和是因為日本死傷太多、後勤壓力過大,“詭計講和,方得脫歸”。
3、豐臣最近下令地方再造大船,並言“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第一次侵朝戰爭結束後,中日議和,日本議和條件之一就是天皇娶大明公主)。
4、日本也妄圖利用中日商人貿易之機,用間諜潛入大明竊取情報。
5、豐臣統轄日本66州,然半數之州不服,皆是“以和議奪之”(豐臣和不服從他的地方領主議和,雙方相互妥協,豐臣取得名義上的統一),各州留質子於豐臣家,然“各國暫屈,讎恨不忘”(這裡的“國”就是“州”、就是日本地方的藩,意思是日本各州暫時屈服於豐臣,但沒有忘記對他的仇恨)。
6、福建、浙江、江蘇三省百姓多有流落日本者,他們“雜活”於日本三分之一的地區,他們在日多年,“頗知倭情”,大多愛國,“多有歸國立功之志”,發動他們近可以引發日本內亂,遠還可以將之送回國內,成為對日戰爭的助力。
四、對日本軍事力量的探查
張一學、張一治也是隨同史世用入日的商人,他們跟隨史世用遊歷九州,最後到了名護屋城。史世用返回後,張一學二人繼續留在名護屋城,主要負責探查日本軍事力量,他們得到的情報大致有:
1、豐臣秀吉的崛起過程。包括豐臣秀吉和織田信長的相遇;織田信長被明智光秀刺殺;“吉統兵乘勢捲殺參謀,遂佔關白職位”等。張一學探查到的情報大體與豐臣崛起的真實歷史相吻合。
2、侵略朝鮮的日軍頭目是石田、淺野、大谷,三人皆是豐臣親信。
3、侵朝日本軍資轉運困難,導致日本國內物資匱乏,社會動盪,“家家哀慮,處處含冤”。
4、日本侵朝,因明軍參戰,日本損失頗大,比如“大船裝倭三百,折回者止五十人”。
5、薩摩彙集各地船隻,乃日本咽喉。
6、日軍所用刀劍、盔甲、弓箭、鳥銃皆由日本自造,但鳥銃所用彈丸主要材料鉛乃大明所產,從廣州販來。
7、日本有國王,然豐臣竊政,自號“大閣王”。
日軍
文史君說:
史世用、許豫、張一學、張一治等人刺探的情報大體都是日本的真實情況,這對明朝制定對日政策有巨大作用。許豫在日時,深入薩摩高層,一度和薩摩藩主島津義久有了間接聯絡,許豫忽悠島津反叛豐臣,如此一來明朝就能“挑引諸國,共圖平酋”。這次挑撥是有效果的。《明經世文編》記載,島津義久的左膀右臂、薩摩藩軍師、僧人玄龍在1593年的確隨同明人間諜來到福建,但此時朝中議和派得勢,包括福建巡撫許孚遠在內,直接負責對日間諜活動的諸多官僚都以私通倭國的罪名而被彈劾、革職,繼任的福建巡撫對挑動日本內亂之事並不熱心,玄龍被打發回日本,顛覆豐臣政權之事就此作罷。
但間諜並非全無作用,明朝在日間諜對日本國情、日本民族性格的正確論斷還是引起了朝廷中有識之士的警惕。倭人“畏威而不懷德”,日本根本不知道禮義廉恥,唯懼武力,和平談判行不通,日本也不會守信義,談判只是為了拖延時間。1597年初,日本果然發動了第二次侵朝戰爭,明朝反應迅速,在2月就再次出兵。明朝能出兵如此快速,這和史世用尤其是許豫提供的日本正在造戰船的情報密切相關。第二次援朝抗倭戰爭爆發後,史世用即被調往前線,任明軍總指揮邢階參謀,直接負責對日戰爭戰略安排。總的來說,明朝間諜在援朝抗倭戰爭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對明朝把握戰爭主動權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石原道博:《萬暦朝鮮役後の日明交渉》,《茨城大學文理學部紀要》1962年第13期。
鄭潔西:《萬暦朝鮮役により明軍に編入された日本人》,《 東アジア文化還流》2008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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