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視野下的古代晚期研究

自20世紀以來，公元4-8世紀地中海世界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一直是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經典課題。這一時期涉及奴隸制生產方式向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問題，因此同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所關注的領域。

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研究者仍然在“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框架下考察這一時期的歷史程序，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不例外。例如，佩裡·安德森在1974年出版的《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中，將蠻族入侵看成是地中海世界轉型的主要外因，農民們受到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沉重的稅負讓他們絲毫不關心蠻族的入侵，這是西羅馬帝國衰亡的內因。

就在同一時期，“羅馬帝國衰亡”研究正規化被改寫。當時年輕的牛津大學講師彼得·布朗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提出了“古代晚期”這一概念，強調羅馬帝國晚期和中世紀早期地中海世界文化中的活力和創新，反對“羅馬帝國衰亡”的傳統解釋框架。“古代晚期”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逐漸成為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領域的“顯學”。許多學者追隨布朗的研究路徑，藉助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方法，考察這一時期的文化變遷。文化史、藝術史和思想史成為古代晚期研究的主要領域，而政治史、軍事史和社會經濟史等傳統研究主題則一度受到冷落。

自21世紀初以來，賈留斯·巴納吉和克里斯·維克漢姆這兩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古代晚期研究的新視角與傳統的研究主題結合起來，分別對地中海世界轉型階段的社會經濟史進行考察，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巴納吉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關於地中海世界轉型研究的代表作有《古代晚期土地制度的變遷》和《探索古代晚期經濟》。他對古代晚期的興趣最初來自閱讀聖克魯瓦的《古希臘的階級鬥爭》，但並不認同書中對羅馬帝國晚期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狀況的悲觀主義描述。在他看來，聖克魯瓦、瓊斯以及之前的絕大部分研究者對羅馬帝國晚期社會經濟發展的悲觀態度，都可以追溯到馬克斯·韋伯在“衰亡正規化”下對羅馬帝國晚期社會經濟狀況的闡釋。韋伯認為，公元3世紀以後，地中海世界的經濟開始了一段長期衰退的過程。當時的羅馬帝國飽經戰亂，勞動力短缺，貨幣貶值，民眾稅賦繁重。為了應對這些危機，土地所有者們恢復了在土地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導致地中海世界的貨幣化率大幅度下降。

巴納吉試圖論證韋伯的觀點並不成立，他透過研究提出了兩個主要的學術觀點。第一，考古資料表明，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貨幣化率要高於之前的任何時期。第二，當時存在著較為繁榮的、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經濟。這樣的發展趨勢源於4世紀以後羅馬帝國在行政體系和財政制度上的改革。戴克裡先皇帝對羅馬帝國行政體系進行改革，吸收了大量行省精英，以此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這一新興的精英階層充分利用羅馬帝國的稅收體系，讓國家用貨幣來支付他們的報酬，以方便他們更加快速地積累財富。

巴納吉還試圖透過這一時期埃及紙草中儲存的大量私人商業契約來論證，古代晚期的社會經濟狀況並非如此前學者們描述的那樣衰退，而是充滿了活力。他將這一時期的埃及描繪為一個農業經濟繁榮的地區。新興的精英階層佔有大量土地，僱傭大量的自由勞動力，以貨幣支付勞動者的報酬。

大多數研究者並不反對巴納吉對韋伯理論的批評，但他得出的結論也引起了不少質疑。首先，埃及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經濟版圖中具有特殊性，並不能代表整個羅馬帝國東部的社會經濟狀況。其次，他沒有討論這一時期地中海世界大規模的瘟疫和自然災害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衝擊。最尖銳的批評來自於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湯姆·布拉西，他認為巴納吉試圖論證這一時期地中海東部存在著資本主義特徵的經濟，這等於走上了現代派的老路，回到了19世紀蒙森、邁耶等人對羅馬經濟的看法上。而蒙森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所批判的物件。巴納吉所謂的自由勞動力實際上並不自由，許多土地上的勞動者都被迫終身依附於土地所有者。此外，巴納吉並沒有詳細論述當時埃及生產關係的變遷，而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與巴納吉相比，維克漢姆的論著受到了更多學者的認同。維克漢姆是牛津大學中世紀史教授，關於地中海世界轉型研究的代表作有《構建中世紀：400—800年的歐洲與地中海世界》，此後出版的《羅馬帝國的遺產》則是對前一部著作的補充，將文化史的內容納入其以社會經濟史為主要視角的解釋框架中。

維克漢姆的研究有兩個出發點：其一，當今的古代晚期研究多偏重文化史，且集中於對社會上層的研究，缺少對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研究，對這一時期社會的中下層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情況關注不多。其二，對“羅馬帝國衰亡抑或轉型”的爭論存疑。維克漢姆認為這一時期既有斷裂又有連續，並不存在某種單一的發展特徵。

維克漢姆將公元4到8世紀的地中海世界分為一些區域進行比較研究。他將義大利地區、高盧、伊比利亞和北非作為羅馬帝國西部後續發展的研究案例，將埃及、敘利亞地區、愛琴海和安納托利亞（拜占庭帝國核心地區）作為拜占庭帝國統治下地中海東部地區後續發展的案例。此外，他還將當時的英格蘭、威爾士和丹麥地區作為非羅馬化地區在這一時期發展的案例。對於每一個地區，他都結合當時的文獻和考古證據，從國家形態、貴族的權力結構、農民的生存狀況和交換體系四個方面進行考察。他指出，研究者仍然可以從這一時期地中海世界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中總結出一些普遍的特徵：比如，與此前的羅馬帝國相比，中世紀早期國家在財政體系上普遍更為簡化；貴族階層（原先羅馬帝國中的大土地所有者與蠻族統治者合作，形成西歐各國中的貴族階層）更為衰落，經濟實力大不如前，並且逐漸轉型為軍事貴族，強調尚武的風俗；農民的負擔總體上減輕了，他們擁有較大的自由，甚至在部分地區完全擺脫了對貴族的依附；羅馬統治的衰亡導致各地區之間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差異日益擴大；羅馬帝國時期較為固化的社會等級制度消失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增強了，而所有這些發展趨勢都始於羅馬帝國時期曾經將整個地中海世界聯絡起來的跨地區財政體系的崩潰。

農民問題是維克漢姆關注的重點。他認為這一時期地中海西部一度出現過一種“小農生產方式”，其特徵是農民在勞動生產中不依附於貴族，擁有較大的獨立性，勞動強度也較小。但由於當時物質文化條件的衰落和地中海世界跨地區交換體系的崩潰，大多數農民的勞動僅僅滿足於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難以透過交換盈餘的勞動產品來致富。這種生產方式一直持續到公元7世紀。隨著法蘭克和義大利等地區貴族階層力量的增長，農民所遭受的剝削加重，各地陸續從小農經濟轉型為封建經濟。

維克漢姆的兩部著作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好評，尤其是《構建中世紀》一書，先後獲得了2005年度英國的沃爾夫森歷史獎、2006年度德國的“多伊徹紀念獎”和美國的“詹姆斯·亨利·佈雷斯特獎”。

當然，研究者們也指出了其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比如，他沒有將巴爾幹、亞美尼亞等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地區納入考察範圍內，對宗教文化的影響以及這一時期的貨幣制度缺乏充分論述。實際上，維克漢姆在《構建中世紀》的序言中已經有所提及。他表示，從社會經濟史視角構建的地中海世界轉型的解釋框架無法涵蓋這一時期的所有方面，再加上語言能力和研究專長的限制，他也不可能對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地區進行詳盡的考察。

總體而言，這兩位研究者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問題意識出發，考察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和社會下層農民的狀況，為當今方興未艾的古代晚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他們的研究也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視角、理論和方法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認可，對地中海世界的轉型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

（作者：康凱，繫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