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和寧夏的老輩人裡頭，不知道馬鴻賓的人應屬寥寥。同為聲名鵲起的臨夏州“西北三馬”軍閥之一，馬鴻賓不像馬步芳那樣陰毒狠辣，也不似馬鴻逵一般老奸巨猾。他給大多數甘寧兩省的人的印象是“儒將”，甚至是“馬善人”。

20世紀40年代後期，正當西北人民喜迎解放之時，“西北三馬”卻面臨著歷史的抉擇，最終三馬分道揚鑣，走出不同的人生。

馬步芳出逃大陸，客死異國。馬鴻逵敗走臺灣，漂泊於美利堅。而馬鴻賓卻在1949年9月揭竿而起、和平起義，投入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

英烈之後，儒將風範

馬鴻賓選擇了與二馬不同的道路並不是偶然的。他的人物性格、家庭背景以及深刻的時代烙印應是主因。

有人說，如果論“西北三馬”的實力，馬鴻賓應該是最弱的。但是如果論年齡、資歷、影響力，馬鴻賓應該是西北群馬的翹楚。

從輩分上可以看出，馬鴻賓是馬鴻逵的堂兄。而縱橫西北、桀驁不馴的馬步芳在馬鴻賓面前，也要尊稱一聲“叔父”。

馬鴻賓的父親馬福祿在馬家家族很出名，是清末的武進士，曾在朝廷當差。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馬福祿忠貞不渝、以身殉職，是馬家家族的榜樣和自豪。

馬鴻逵的父親馬福祥受其長兄馬福祿的蔭庇，在西北成就了一番基業。因此，雖然馬鴻賓是馬福祥的大侄子，但是馬福祥對他比自己的兒子還看重，南征北戰都帶著他。馬鴻賓也很是爭氣，軍旅生涯鍛煉出一身文韜武略。

這直接導致馬福祥的兒子馬鴻逵一度對這個堂兄又嫉又恨。馬鴻賓雖有叔父的厚愛，但幼年失祜的他心理十分敏感，總有種傍人門戶的自尊心作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與“西北群馬”截然不同的做事穩重、自力更生、行不苟合的性格。

此外，與馬步芳利用宗教和民族維護其獨裁統治截然不同，馬鴻賓受馬福祥的影響，有相對開明的宗教和民族觀念。同時，他又喜歡研究中國古代的儒家文化，這在“西北群馬”中是極為罕見的。

馬步芳

有人回憶，由於受孔孟之道教化，馬鴻賓雖然步步高昇，但每到一處對百姓均秋毫無犯，實行仁政。他自己平時生活十分節儉，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其奉行的人生哲學。

這些應該都是馬鴻賓力排眾議、毅然投誠的內因。

審時度勢，揭竿而起

1949年8月26日，解放軍攻破“固若金湯”的金城蘭州，隨後揮師北上，直指寧夏。同時，解放軍也派出了不少西北地區的德高望重之士，勸說當時盤踞在寧夏的馬鴻逵和馬鴻賓，釋放出和平解放的誠意。

面對來勢洶洶的解放大軍以及部分民主人士的遊說，矢志效忠蔣介石的馬鴻逵對和平解放斷然拒絕，定要負隅頑抗到底，而馬鴻賓心裡卻打起了自己的算盤。

當時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過對馬鴻賓的好感。彭認為馬鴻賓在寧夏民調不錯，是個好人。這讓馬鴻賓認為自己投靠解放軍至少沒有生命危險。

面對我軍的大軍來襲，馬鴻逵私下裡曾經不止一次地勸說過馬鴻賓攜帶金銀逃到香港或者國外去。

但是跟馬步芳和馬鴻逵不同，馬鴻賓一生清廉為官，本身就沒什麼積蓄。再加之馬氏兄弟兩人由於軍權等關係早已貌合神離，藉助馬鴻逵的財物和力量跑到國外，勢必又回到處處掣肘、仰人鼻息的境地。

況且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馬鴻賓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故土難離，中國人講的是落葉歸根，拋棄了家庭和部下跑到異國他鄉，實在沒什麼意義。

在1949年9月14日解放軍攻佔馬鴻賓根據地寧夏中衛縣後，馬鴻賓覺得自己已經到了人生的岔道口，要做出選擇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鴻逵在吩咐完自己兒子馬敦靜要誓死抵抗之後，自己卻連夜飛往了重慶——這無疑對於馬鴻賓的投誠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此時，解放軍也從蘭州派來了和談代表，進行遊說，宣傳黨的寬大政策。為了穩妥期間，馬鴻賓乘坐飛機來到包頭，向老友傅作義和鄧寶珊徵詢意見。

傅作義、鄧寶珊和馬鴻賓就起義投誠之事抵足長談，直到深夜。原來，傅、鄧二人也在策劃綏遠起義。面對老朋友，馬鴻賓將自己的疑慮合盤端出。原來馬鴻賓之前與當時還是紅軍的我黨軍隊交戰過，狐疑兩端的原因就是害怕解放軍重翻舊賬。

傅、鄧二人以北京和平解放為例，苦口婆心地向馬鴻賓解釋瞭解放軍的政策，並表示馬鴻賓是寧夏的老長官，為了地方的黎民百姓和舊部，應及早投誠。

與傅、鄧二人的交談無異於給馬鴻賓吃下了定心丸。

在9月18日回到寧夏銀川后，9月19日，馬惇靖遵從父命，在寧夏中衛起義投誠，我解放軍也信守諾言，保證了馬鴻賓家族的生命財產安全。而表示要負隅頑抗到底的馬鴻逵之子馬敦靜，則搭上了逃亡重慶的飛機。

9月22日，解放軍對於銀川城進行了總攻。由於馬鴻逵父子的逃走，銀川城裡群龍無首，一片混亂，有垂死掙扎的，有四散奔逃的，甚至出現了打砸搶現象。

面對此情此景，馬鴻賓顯示出了大無畏的精神和寬廣的胸襟。他親自召集軍官們召開會議，動員城內馬鴻逵舊部投誠。在曾經的“老長官”的感召下，城內的主要將領紛紛開啟城門，繳械投降。

在向彭德懷致電之後，馬鴻賓親自開了城門，調集幾十輛卡車，迎接解放軍進城。

這些主動投誠的馬鴻賓舊部，全部被整編進解放軍部隊，在解放後駐紮在寧夏，成為建設部隊，為寧夏的經濟社會發展添磚加瓦。

馬鴻賓對於寧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得益於他內心埋藏的嚮往光明的種子。1949年12月23日，馬鴻賓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此他的人生又展開了新的一頁。

愛黨愛國，造福一方

1950年1月8日，馬鴻賓當選為甘肅省人民政府政協副主席。1954年，已達古稀高齡的馬鴻賓又當選為甘肅省人政府第一副省長，這充分說明黨和人民對他的肯定。而他自己也不辱使命，為人民和社會做了諸多貢獻。

馬鴻賓一生生活簡樸，住的房子從來不是富麗堂皇，而是幾間窯洞和土木結構的房子。日常飲食也由家人操辦，早餐吃一點胡蘿蔔和粥類，午餐和晚餐也十分隨意，從不主動要求。就算有貴客造訪，招待的飯食也無非是經典的面片和手抓羊肉。

馬鴻賓的穿著也很樸素。除非正式場合，他永遠是標誌性的灰布大褂，一雙千層底的布鞋。這在橫行一方的“西北群馬”中是很罕見的，馬鴻逵曾不止一次地譏諷馬鴻賓為“大聖人”。

他最喜歡的是讀書學習，解放後對有關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書籍手不釋卷，思想境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他曾經對身邊的人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新的先進思想，自己雖然老了，但是要好好學習，多向人請教。

1951年7月，為支援解放軍抗美援朝，他向國家捐贈了一億人民幣。在土改運動中，又是他帶頭上交了自己的土地，以支援國家政策。

馬鴻賓治軍紮實，是一名實幹家。他十分喜歡槍械，據說在八十一軍的時候，每天要趴在地上打靶上百發子彈。由於馬鴻賓訓練刻苦，所以打靶特別準。每到一處，在處理完軍務之後，他都要校驗此處軍隊的槍械。

所以，基本上八十一軍的每支槍都由他親自校準過，校準完後他會讓槍械師在槍支的槍托處打上特有的“品”字記號。

馬鴻賓把這種精神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當中。他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和西北地區領導的時候，經常深入到基層調研指導工作，得到群眾和幹部的好評。

1951年國慶，他做的報告對甘肅解放兩年來的變化做了詳盡的描述，這是他兩年來深入甘肅基層調研的結果，也體現了他的文化素質和對廣明前途的樂觀態度。

1954年甘肅大旱，馬鴻賓來到他的故鄉臨夏縣調研。此時，臨夏縣正在修建水利工程，將夏河水引入縣城，馬鴻賓調研的時候對此項工程十分重視，勉勵當地的幹部和群眾要不畏艱險，辦成這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之後，在技術人員和工人幹部的不懈努力下，水利工程終於竣工，連當時臨夏縣最乾旱的北塬用上了夏河水。馬鴻賓得知這個訊息後十分高興，對臨夏縣“不破樓蘭誓不還”的開拓精神給予了肯定。

除了在經濟建設和民生上積極投身，馬鴻賓對於當地的民族團結更是功不可沒。他曾經在各種場合，以近現代甘肅的民族事件為例，語重心長地教育各族人民要以史為鑑，求同存異。他積極透過與黨和人民的接觸，改變民族之間的誤會和隔閡。

他認為中國人民民族內部的糾紛，就應該在當地政府的領導下，本著平等的原則，進行民主協商，爭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把事態擴大化。

馬鴻賓自己也永遠秉承著民族互尊互敬這個理念。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北京飛機場擴建，馬鴻賓父親馬福祿和叔父馬福祥的墳墓恰好在拆遷範圍之列。

得到這個訊息後，馬鴻賓主動找周總理說明了情況，表示自己要將二老的墳墓遷到甘肅臨夏的老家去。周總理對他的深明大義十分讚賞，安排專人負責此事。

1960年10月21日，馬鴻賓由於胃癌惡化，經過多方轉院治療，最終還是沒有抵擋住病魔，於下午在蘭州去世，享年77歲。

為此，時任甘肅省第一書記的張仲良和甘肅省省長鄧寶珊特地組織社會各界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周恩來總理也為他送來了花圈，以寄託哀思。

結語

馬鴻賓的一生可謂傳奇。

他早年參加國民黨，馳騁於西北，但沒有跟馬步芳等人同流合汙。他治理地方的理念一直是保境安民，反對暴政，一直給人以謙謙君子的印象。

在全國解放的大潮下，他更是看清了當時形勢，揭竿而起，率先投誠，促成了寧夏的和平解放，維護了民族團結。

馬鴻賓任甘肅地方政要以來，雖然已然年屆古稀、年邁體弱，但“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一直關注著西北的經濟建設和民族團結。

他為人穩重厚道、勤奮踏實，吸收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轉化為對中華民族和黨和國家的高度認同，歷經多次政治活動，在大是大非面前總是能分辨清楚，他以真實的行動踐行了作為一名中華赤子的擔當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