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8日，瑞士富爾卡山口附近，隆河冰川被蓋上白色的“毯子”。隆河冰川是阿爾卑斯山脈最古老的冰川，為了減緩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科學家每年夏季都會用絕緣泡沫製成的巨大“毯子”將其覆蓋。
恩格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過一番精彩預言：“許多王冠會被打落到地上而無人撿拾。”一戰讓世界上從此少了4個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還有沙皇俄國。戰爭與革命大機率會帶來政權更迭、王朝隕落，一戰其實並非孤例。
早在17世紀中葉，氣候變化引發的全球危機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連環車禍一樣“幹掉”了太多王朝與政權，危機引發的動盪、戰爭如病毒一樣侵襲著歐洲大陸諸國。王綱由此解紐，乾坤因此滌盪，社會結構打亂重組，世界從此頭也不回地奔向了另一條道路，東西方也開始了至今仍令人疑惑、聚訟不已的“大分流”。
躲不開的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成為近年來一浪高過一浪的國際熱點問題。環保主義者的核心論點有二：人類工業（尤其是碳排放）給地球環境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直接後果就是以全球變暖為代表的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終將危及人類文明的存續。
17世紀的這場以“小冰河期、全球變冷”為標誌的氣候變化，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嚴重氣候事件。
根據冰川學的研究，17世紀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週而復始的“小冰河期”。去而復返的冰川留下的冰芯遺蹟，成為今人研究彼時氣候狀況的忠實證人。阿爾卑斯山的冰芯顯示，17世紀中葉的冰川向前推進了1.5英里之多。其中最重要的資料來自瑞士的阿雷奇冰川、戈爾內冰川、格林德瓦冰川、隆河冰川，以及法國勃朗峰地區的冰川。冰川的推進讓17世紀北半球的均溫下降了1.5℃之多，這樣的溫度變化看似微不足道，卻給全球社會經濟結構帶來了嚴重影響。冰川吞噬了田地、村莊與牧場，直接造成了生命財產的損失;氣溫下降也縮短了農作物的生長季，處處造成大量減產、青黃不接與隨之而來的饑荒。
《全球危機：戰爭，氣候變化與17世紀大災難》的作者喬弗裡·帕克以“笨蛋，是氣候！”（模仿克林頓在1992年美國大選時的競選口號“笨蛋，是經濟！”）來形容氣候變化在宇宙學視角里的“天命”性質。僅僅在有信史記載的人類世，幾千年來的地球經歷了若干次大的氣候變化。舉凡地球之外（太陽活動、小行星、宇宙射線，乃至引力波、超新星爆發）與地球之內（造山運動、大陸漂移、小冰河期、大氣層變動），宏觀尺度上的“氣候事件”在品類與頻率上都遠超人類個體經驗所能感受的極限，更遑論古人一鱗半爪的史料記載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變冷與禍不單行的全球危機，17世紀的人們有點手足無措。無論是危機的成因還是危機的後果，古人都有些茫然失措。他們要麼將之歸因於上帝的憤怒，比如比利時歷史學家帕裡瓦爾“壞天氣是暴怒上帝的僕人”的說法;要麼安慰自己“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比如17世紀的義大利傳教士蘭切洛蒂。但與今日的觀測技術和政治思想環境不同，即便不考慮事後諸葛亮的“後見之明”因素，我們也不能苛責前人對這場危機成因與後果的無知。這場危機絕不僅僅是什麼“茶杯裡的風暴”。
避不了的連鎖反應
躲不開的氣候變化，引發了避不了的連鎖反應——“致命合力”（fatal synergy），這是比人們熟悉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更進一步的社會科學概念。與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塊骨牌倒下，就會推動所有骨牌”的簡單模型相比，“致命合力”的概念要更為複雜：在全域性中有若干影響因素，這些因素或者各自獨立，或者彼此之間有所聯絡（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和多對多都有），在結構化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一點點火星就會引發整個系統的連鎖反應，造就毀天滅地的“致命合力”。
17世紀的“致命合力”主要有兩種模式：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的合力，人為因素之間的合力。如前所述，小冰河期第一時間就造成了農作物的大量減產，這對極度依賴天候的前現代人類社會而言，不啻為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在那個還沒有儲備糧與高產作物的年代，糧食減產幾乎與饑荒畫上了等號。大饑荒與小饑荒肆虐於亞歐大陸的兩端，“餓殍遍地”也是各國史料裡如出一轍的景況實錄。饑荒與死亡，也是全球變冷之後率先亮相的兩大騎士。在醫療條件有限的17世紀，遍地餓殍的下一步就是瘟疫橫行，“疫氣瀰漫”也成為時人筆下史不絕書的標準化措辭，這樣一來，瘟疫這名騎士也出場了。
三大騎士都已出動，下一步就是人為因素之間的合力。孔子的名言“苛政猛於虎”用在這裡恰如其分：老虎會睡覺，苛政不休息。天災如同老虎一樣，時而出沒時而休息;各國的社會結構與統治模式一時間遭遇了他們那一代人也沒經歷過的驟然變故，根本沒有可資借鑑的先例蕭規曹隨（至少缺乏切身經歷與實操經驗）——天災來了，究竟要不要減稅恤民？減稅恤民的話，龐大的行政開支要到哪裡籌措？打仗的軍費怎麼辦？這麼多官員與貴族要怎麼養？遍地都是逃荒的饑民，要不要出兵把住邊界防止人們逃往他國避荒？實在不行的話，要不要發動對鄰國的戰爭，以戰備荒？
這些問題並非孤起，而是彼此相連的連環難題。各國政府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前現代的社會結構與統治模式根本無力招架天災派生的結構化震盪，各個階層、地域、國別之間的利益難以協調，最終引發了不絕如縷的武力相向，17世紀的黑色旋風誕育了最後一名天啟騎士——戰爭。生逢此時的霍布斯親眼目睹了英國本土與歐洲大陸此起彼伏的暴亂、革命、戰爭，引發他思考“人和人是狼” “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這些哲學概念，他在《利維坦》第13章中這樣表述：“產業將無法存在，因其成果並不穩定。這樣一來，舉凡土地栽培、航海、海外進口商品之應用、宜居之建築、移動與卸除皆須耗費巨大力量的物體之工具、地貌知識、時間之記載、藝術、文學、社會都將不復存在。最為糟糕的是，人們持續處於暴力死亡之恐懼與危險之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汙、殘忍而短壽。”
史料記載，17世紀的歐洲僅有3個年頭沒有戰爭——1610年、1670年與1682年。
歪打正著的“天人感應”
人為因素之間的“致命合力”，也是17世紀全球危機中最為激烈灼人的一段悲劇。在那個東西方都盛行“天人感應”理論的時代，天災的到來被認為是上天或上帝的懲罰，而人間君主的應對不力，恰恰“自我歸因”式地“印證”了上天或上帝的憤怒。
在亞歐大陸兩端，全球變冷引發的社會經濟危機，最後都轉化成了政治軍事災難。傳統社會的統治者，遇到天災的第一反應當然是認為這是上天或上帝降責。中國明朝的崇禎皇帝頻頻下“罪己詔”，熱心天主教的英國查理一世也加強了他自己版本的“宗教改革”。不過，這些絕對君主隨之而來的內外政策，恰恰與危機之後的民生需要背道而馳。崇禎皇帝加派三餉的同時精簡行政機構（比如裁撤驛站），同時惹惱了國內的各個階層;查理一世一邊加稅一邊鎮壓蘇格蘭，最終也走向了自我毀滅。危機引發革命，革命推翻君主。
危機也引發了暴動與起義。在法國，人民對馬紮然主教的不滿引發了“投石黨之亂”;在義大利南部，起來造反的底層貧民讓西西里島與那不勒斯“紅旗遍佈”;在奧斯曼帝國，世界末日的景象催生了天啟宗教的原教旨主義運動，黎凡特與小亞細亞經受了海嘯一般的政治混亂與社會騷動。
在中歐、東歐與南歐，予智自雄的統治者為了轉嫁危機不惜發動戰爭。本國的糧食不夠，就去外國搶;本國的統治不穩，就把人民的怒火轉向外敵。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認為，危機正好是代表上帝鎮壓葡萄牙、加泰羅尼亞與尼德蘭的大好機會，不惜加重人民負擔也要窮兵黷武;德意志的天主教諸侯與新教諸侯則正好趁著這個機會以鄰為壑，大打出手的同時還引入外力，觸發了一場將德意志化為焦土的“30年戰爭”，戰爭期間不乏“馬格德堡大屠殺”這種假借宗教之名消化危機損失的人道災難;在東歐，波蘭-立陶宛聯邦與俄國之間無日無之的戰爭，在一馬平川的東歐大平原上經年累月，吞噬生命的同時也引爆了波俄兩國的政治震盪。各國也在紛紛著手尋找危機的替罪羊。除了敵對教派之間的互相攻訐，印第安人、猶太人、女巫都曾經成為危機前後的替死鬼。
在歐洲“30年戰爭”時期，即使是比較友好的軍隊，也會對當地農民進行燒殺劫掠。
17世紀的全球危機確實造成了“天人感應”——人間君主的拙劣應對，延長了危機的時間，增大了危機的破壞力，擴充了危機的波及範圍。
氣候變化註定帶來“四騎士”嗎？
歷史上，《聖經·啟示錄》在全球危機到來之時總是特別流行。《啟示錄》預言的“天啟四騎士”（戰爭、瘟疫、饑饉、死亡）在17世紀緊隨氣候變化“如約而至”，更是讓號泣悲鳴的受災民眾如坐針氈。“如果真有世界末日的話，那麼現在就是”成為時人掛在嘴邊的末日想象。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而言，世界末日固然並未如期而至，不過另一個問題恐怕仍然躲不開——“天啟四騎士”一定會在氣候變化之後接踵而至嗎？
這裡要引入另外一個與“致命合力”相對應的理論——“關鍵變數”。首先要明確兩個概念——“基礎設施”與“突發事件”。一國或是一個地區的行政管理水平、社會財富總量都屬於“基礎設施”，它們決定了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突發事件”到來之時，該國或該地區的應對結果。
在“突發事件”驟然降臨的時刻，“關鍵變數”就尤為重要，它能決定“連鎖反應”與“致命合力”的規模大小與持續時間。誠如美國曆史學家安德魯·阿普比所言，“關鍵變數往往並非是天氣，而是應對天氣的能力。”遍觀17世紀的全球，各國各地區在應對這場天降災禍的時候展現出了萬花筒一般的不同策略，千人千面，言人人殊。最終，並非每一個國家都完整迎來了全部四個騎士，每一個國家也都在經歷震盪之後走上了完全不同於危機前的道路。17世紀的黑色悲劇誘使東西方走上了分途發展的道路——“大分流”。西歐從此快速強盛起來，福利國家取代之前的軍事政體，科學勃興啟蒙興起，工業革命與對外殖民互為表裡，一舉奠定了領先世界的基礎;東方則在危機之後裹足不前、固步自封，王朝迴圈與政權興衰的戲份舊劇重演。回望這場17世紀氣候變化引發的全球危機，觀瞻東西方在危機前後的命運，我們發現有一點是相通的：正是各國應對危機的“關鍵變數”決定了天災究竟會引發多少人禍，天啟四騎士會來幾個，以及天災人禍之後國家、社會將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