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外交鬥爭

作者：張宏喜曾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領事副司長、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駐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任中國駐紐約大使銜總領事；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導語

新中國成立後，在聯合國的席位理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但由於美國的阻撓，這個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為此我國進行了一系列艱難持久的、爭取世界人心的外交鬥爭，最終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透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這一重大勝利，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勝利；同時也是美國及其追隨者長期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政策的失敗。

1945年4月25日，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6月26日，簽署了《聯合國憲章》。同年10月24日，中、法、蘇、英、美和其他多數簽字國遞交了批准書後，憲章開始生效，聯合國正式成立。

▷ 1945年6月26日，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時的會場場景。圖源：《中國與聯合國》

中國是聯合國制憲會議發起國和會議主席團成員之一，對聯合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抗日階段，中共推薦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舊金山會議，然而，蔣介石害怕共產黨的影響擴大，極力反對。

1945年3月7日和9日，周恩來分別致函代表國民黨與周恩來聯絡的王世傑和身兼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嚴正宣告國民黨獨佔舊金山會議代表名額的做法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並請轉告羅斯福總統。隨後，在羅斯福總統施壓下，蔣介石被迫同意董必武（共產黨代表）與李璜（青年黨代表）、張君勱（民社黨代表）、胡霖（大公報總經理）等作為團員與會，與首席代表顧維鈞一同在憲章上簽字。

新中國主動出擊

1949年11月15日，身為外交部首任外長的周恩來分別致電第4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和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所謂的“中國國民政府”已逃亡潰散，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資格，因此要求聯合國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23日，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在聯大全體會議上發言，支援周恩來的宣告，並表示不承認國民黨集團代表。

1950年1月8日，周恩來再次致電羅慕洛、賴伊並轉安理會成員國：國民黨代表留在安理會是非法的，應將其從安理會開除。10日，蘇聯代表馬立克在安理會提出支援周恩來的宣告，要求安理會作出驅逐國民黨集團代表的決議，然而該提案被否決。

與此同時，我國外交部組成了以張聞天為首席代表的駐聯合國代表團。1月19日，外長周恩來照會並通知羅慕洛、賴伊，我國已任命張聞天為首席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參加聯合國工作，要求其回答何時開除國民黨集團的非法代表和何時允許以張聞天為代表的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並參加工作。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記載統計，1950年，周恩來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參加聯合國及其下設機構會議直接照會、致電聯合國負責人達20餘次。

▷ 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幹部大會上，抗議美國的侵略行為。

蘇聯本是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堅定支持者，其代表馬立克卻於1950年1月10日以不承認國民黨集團代表、不能與其一起開會為由，退出了安理會，等於放棄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這就給了美國獨霸安理會的機會，以致同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輕而易舉地在聯合國獲得授權，組成所謂“聯合國軍”，糾集其僕從國出兵侵略朝鮮。

圍繞朝鮮戰爭、美國侵佔我國臺灣和侵犯我領空，我國與蘇聯相互配合在聯合國對美國等國進行了一場尖銳鬥爭。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共同提出“八國提案”，美國提出所謂“聯合國軍報告”，為他們的侵略行徑辯解。周恩來以外長身份致電聯合國，要求派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控告美國對我國的侵略。

▷ 1950年11月28日，中國政府特別代表伍修權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會議。

1950年11月28日，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作了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的發言，他的發言是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初戰勝利。然而，美國千方百計對伍修權在聯合國的活動進行阻撓，操縱安理會拒絕討論伍修權提出的建議，使聯合國大會無限期休會，伍修權不得不於12月中離開紐約返回國內。

自此，新中國為爭取本應具有的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除得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支援外，為獲得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乃至歐洲國家支援，開展了一系列的外交工作。直至1950年11月28日，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宣佈已有16國贊成我國進入聯合國。

▷ 美國操縱聯大以“延期討論”、“時機不成熟”為理由，將新中國的代表權擱置起來。

在1950年第5屆聯大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審議過程中，美國操縱大會透過加拿大關於成立七國特別委員會審議中國代表權的提案，結果將中國代表權問題擱置起來。1951年11月13日，美國操縱第6屆聯大透過總務委員會建議大會“延期審議”任何“從大會開除中國國民政府代表或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以在大會中代表中國的提議”的決議。

此後直到1960年的歷屆聯大，美國都操縱聯合國使用類似措詞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議，拒絕將蘇聯、印度等國所提“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議程。1961年，“延期”“擱置”的老辦法行不通了，美國又提出所謂“重要問題案”需三分之二多數透過，繼續頑固阻撓恢復我國的合法席位。

堅持“一中原則”立場不動搖

美國感到一味地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難以為繼，於是就玩弄新花招，堅持保留蔣介石集團代表在聯合國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同意接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

對此，1957年11月15日，周恩來總理在同各國駐華使節談話時說：“現在，我要說說美國為什麼要轉到製造‘兩個中國’上來。問題的焦點就是美國要把臺灣掌握在它手上……新中國總要被世界大多數國家正式承認的，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中國是存在和發展著的，而且要永遠存在、發展下去。美國就想在這一天來到之前搞成‘兩個中國’，把臺灣掌握在它手中。”

“在國際紅十字常設委員會里，美國代表公開說，這個組織既然有兩個越南、兩個朝鮮，為什麼不能有兩個中國……這種情況我們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於是，我們在加入聯合國問題上就不再急於求成，而是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絕不動搖，必須將蔣介石集團代表驅逐出聯合國，我們才進入聯合國。為此進行了持久戰。

▷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北京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之外的國家，採取逐一談判建交的辦法，沒有采取通常採用的凡與原政府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不需談判即可自然延續外交關係的做法。因為有的國家雖然承認了新中國，卻繼續與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保持外交或領事關係，並在聯合國繼續支援蔣集團維持原有的席位。這就會形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局面，使蔣介石集團的繼續存在合法化。

所以在建交談判中，我們要求對方必須斷絕與臺的外交或領事關係，在聯合國必須支援驅逐蔣幫代表、承認新中國為唯一合法代表，否則寧願不建交或僅建立代辦級關係，對歐洲國家尤其如此。

▷ 1954年7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會見英國外交大臣艾登。

1954年9月17日，挪威談判代表照會我副外長章漢夫，稱挪威、丹麥、冰島、瑞典4國已於8月31日在雷克雅未克舉行的會議上，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取得協議。

9月23日，挪方函告我方，挪威代表在第9屆聯大上投票反對美國關於延期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的提案。10月5日，中挪雙方同意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1955年10月8日，周總理在宴請香港總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時指出，如果英國在聯合國投票贊成恢復我合法地位和權利，那麼中英關係就能得到改善。

1955年10月25日，周總理在接見比利時工商貿易訪華團時說：中比關係正常化在中國方面沒有問題，但在比利時方面有些問題，例如，要排斥在比的國民黨集團的“代表”，不承認國民黨集團在聯合國的地位等。中國願同各國建交，但不急於要建交，如果對方不同意我們的要求，我們可以等待。

周總理還指出，英國、荷蘭承認新中國，同國民黨集團斷絕了外交關係，但在聯合國支援國民黨集團，不承認新中國的地位，這不是完全承認新中國，我們同他們只有半外交關係，只有代辦處駐對方首都。

抓住機會對聯合國負責人開展工作

將軍大使耿飆為我國首任駐瑞典大使。1953年1月，法國代表提名瑞典副外交大臣哈馬舍爾德為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耿大使聞訊後報告國內。周總理當即回電指示耿大使抓緊與哈會面，爭取他就任後為恢復我合法席位作出努力。哈指定1月7日清晨，在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與耿大使進行秘密會晤。

耿大使向哈介紹我國的革命歷史，說明蔣介石集團被推翻的必然性，及已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坐在聯合國的席位上。耿大使還談到中共在二戰中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包括他親身參與接待美國觀察組到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及“軍事調處執行部”與美國打交道的經歷，進而指出美國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是沒有道理的。

耿大使的談話給哈馬舍爾德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其對新中國的瞭解，哈讚揚“大使閣下很有外交才能。”他表示：瑞典很早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斷絕了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作為瑞典副外交大臣，完全同意大使闡述的觀點。但作為聯合國秘書長，這需要耐心和時間，貴國也要有接受不願接受的現實的心理準備。

▷ 1955年1月10日晚，周恩來總理設宴為行將離開北京的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餞行。哈馬舍爾德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聯合國秘書長。圖為周總理和哈馬舍爾德在宴會上碰杯。圖源：《中國與聯合國》

1953年3月25日，哈馬舍爾德當選聯合國秘書長。1954年12月19日，瑞典皇家圖書館館長維勒斯邀請耿大使參加他的午餐會，耿大使 “巧遇”回國休假的哈馬舍爾德。兩人商談了哈經印度德里從廣州入境到北京的事宜。

1955年1月5日，哈受“聯合國委託”抵京會談有關中國審判美國間諜案及其家屬來華探視等問題。周恩來在哈到達北京的當天就會見了他。哈在京參觀了故宮等名勝古蹟，觀看了京劇“三岔口”。之後進行了4次會談，雙方發表公報稱此次會談是有益的，希望能繼續接觸。

▷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出席亞洲和非洲29個國家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會議。

時任周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曾撰文《一錘定音》，其中談及1955年亞非會議期間，印尼外交部禮賓官馬利克多次接觸周恩來， “深深為周恩來政治上的大智大勇和人品上的赤誠、謙遜、熱情、博學所感動，周恩來對他也很尊重，相互之間建立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友誼。”

“1971年9月，馬利克作為印尼外交部部長，準備赴紐約任第26屆聯大執行主席。他經香港時，出於對周總理的敬重和友誼，特意託朋友給周總理捎來了口信，表明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深切關注，表示願為此作出貢獻。馬利克準備派一名私人顧問專程來北京徵求周總理的意見，就雙方的配合工作具體磋商，他本人將在香港逗留，等候迴音。周總理立即讓我安排專機，把馬利克先生的顧問接來北京，由我代表周總理與他會談，對外要絕對保密。”

馬利克的私人顧問就是居住在澳門、曾在印尼與總統蘇加諾、禮賓官馬利克等私交很深的愛國華僑司徒眉生。就在那次聯大會議上，馬利克在主席臺上一錘定音，宣佈透過恢復我國在聯合國所有權利的議案。

“朋友們把我國抬進聯合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發起的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有26個非洲國家投票站在中國一邊，是各大洲票數最多的。毛主席高興地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