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上篇文章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境內的蘇聯紀念碑演變講起，為讀者大致勾勒了波羅的海三國的現代史脈絡和政治社會面貌。前文提到，有關前蘇聯紀念物如何處置的討論，映射出波羅的海三國內部族群關係、價值取向、歷史觀念、以及對外關係等方面的多重矛盾。其中起根源性作用的還要屬佔主體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民族與相對少數的俄羅斯族之間的對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族群間的隔閡，表現是多方位的：小到對公寓樓牆面鐮刀錘頭標誌的處理、對一處街心公園的改建，大到針對國家教育、經貿、媒體、邊境、國籍、外交、國防政策的爭論，可以說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圍繞這個話題，我在今天的文章裡向讀者介紹一些實地觀察和思考。
從牆面是否保留鐮刀錘頭標誌便可大體判斷當地俄羅斯人佔比幾何，圖分別為立陶宛維爾紐斯一處辦公樓（左）和愛沙尼亞錫拉邁埃民居（右）
相較於立陶宛，主體民族和俄羅斯族的矛盾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表現更為突出、敏感和複雜。從人口構成看，俄裔在立陶宛佔比僅為6%，而在愛沙尼亞達到四分之一，在拉脫維亞接近30%。1990年重獲獨立後，立陶宛針對莫斯科的政策和行動比其他兩國更加大膽激進，國內包袱小是原因之一。
上面的數字還僅僅是基於種族不同進行的統計。如果按語言劃分，在愛、拉兩國，把俄語作為母語的居民（包括一些當地的烏克蘭、白俄、猶太人）要佔到總人口的40%以上。比如拉脫維亞，近一半人口都透過俄語獲取新聞資訊。國內前十個最受歡迎的電視臺，五個直接來自俄羅斯或以俄媒為主要內容來源。
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被稱為“小莫斯科”的俄裔聚居區
今天生活在波羅的海三國的俄裔居民，絕大多數是蘇聯時期的移民及其後代。二戰結束後，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開始系統性地向波羅的海國家輸出俄裔人口，並同時把當地主體民族中的“問題”群體流放到邊遠地區。這些舉措（加上戰爭本身帶來的人口損失）在短時間內顯著改變了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的族群構成：以愛沙尼亞為例，到50年代初，主體民族佔總人口的比例較十年前的90%下降到不足一半。
鑑於斯大林時期的移民政策，如今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主義者普遍將國內的俄裔人口視為莫斯科實施“種族滅絕”的操縱工具。然而這樣的觀點卻有失公允。事實上，系統性的民族遷移工程在斯大林死後就停止了。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進入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人更多是當地工業化程序的產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作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其地理環境、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較聯盟內的大多數地區要更為優越。在這裡興建工廠、能源設施和港口碼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專門人才，而生活在蘇聯內陸的人口也樂於來此地工作安家。另外，還應考慮到波羅的海三國成為蘇聯西部邊陲後，軍事基地和後勤設施籌建所帶來的移民問題。
愛沙尼亞的科赫特拉-耶爾韋是因發現油頁岩礦藏而發展起來的化工城，圖為市中心新近修繕的礦工紀念碑
愛沙尼亞錫拉邁埃是蘇聯時期為提煉氧化鈾而設立的保密行政區，俄羅斯族佔當地人口80%以上，圖為該城的標誌性雕塑
上述因素綜合作用，使得三國國內形成了界限清晰的俄族人口分佈格局：作為外來者的俄羅斯移民及其後代，絕大多數生活在城市而非農村；他們主要聚居在首都、重要港口和工業地帶，或是為某些計劃經濟下的重大專案特別興建的工人或專家新城。
在立陶宛，俄羅斯族主要生活在首都維爾紐斯和該國港口城市克萊佩達，數量佔到兩市人口的10-20%之間。此外，還有東部邊境地帶的維薩吉納斯：這是為興建伊格納利納核電站而設立的工人城，城內近90%的居民是俄裔。（關於維城，我在之前的立陶宛遊記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重複。）
在拉脫維亞，俄羅斯族聚居在該國最大的兩個城市：里加和陶格夫匹爾斯。前者既是首都也是工業化港口都市，俄裔佔到總人口數的一半。後者是拉國的第二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城內居民超過半數是俄羅斯人。
拉脫維亞科學院大樓是里加俄羅斯人聚居區的標誌建築
在愛沙尼亞，俄裔人口聚集在首都塔林（占人口40%）和同樣位於芬蘭灣南岸的東北工業區。
塔林港灣半廢棄的原列寧文化和體育宮
地處芬蘭灣南岸東北工業區的典型城市有：1）化工城科赫特拉-耶爾韋，俄羅斯族佔到人口的70%；
化工城科赫特拉-耶爾韋修繕一新的文化宮
2）“專家城”錫拉邁埃——蘇聯時代為提煉氧化鈾而設立的秘密行政區，專家和工人均從俄羅斯引進，實施封閉管理；
錫拉邁埃既是專家城，也是花園城市，蘇聯時期雖封閉管理，卻提供高於當地水平的供給
3）愛俄邊境上的納爾瓦——愛沙尼亞第三大城市和電力供應基地，這裡幾乎只說俄語。
納爾瓦市內一處荒廢的劇院
鑑於其高比例聚居特性，俄羅斯族在很大程度上被波羅的海主體民族視為國家安全隱患。這種警惕和忌憚心理貫穿了三國自獨立以來的歷史程序，並伴隨近年與俄羅斯關係惡化而變得越發強烈。由於俄裔人口占比不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對國內族群問題的處理方法雖具一定共通之處，但也各有側重。
1990年波羅的海三國脫離蘇聯獨立時，俄羅斯族佔立陶宛總人口的比例約為十分之一，在愛沙尼亞佔三分之一，在拉脫維亞達到一半。從立陶宛的角度看，少數族群雖是問題，但無傷大雅——即便俄羅斯人聚在一起搞政治小集團，也無法阻礙佔主體的立陶宛民族推行新政。正是基於這種考慮，獨立後的立陶宛宣佈，生活在本國的俄裔居民，只要個人有意願，政府可無條件接納其入籍。
同樣的國籍問題放到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事態則剛好相反。脫離蘇聯後，兩國開始實行西方民主制，搞一人一票的選舉和公投。在這套新規則下，一旦圍繞重大問題產生爭議，投票結果如何殊為難料。國家決策能否依照主體民族的意志推行，兩國沒有十足把握，因此必須在發放國籍問題上（取得國籍意味著擁有政治權利）嚴格把關：俄裔居民除非能證明與主體民族存在親屬關係，否則不能自動獲得公民身份；有意歸化者需透過語言和政治考試方能入籍。
這種通不過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考試就不給國籍的做法，被世居當地的俄羅斯人批為種族歧視，但愛、拉兩國政府30年來卻一直堅持該立場。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加入歐盟後，關於國籍的爭端也驚動了布魯塞爾。負責人權事務的官員要求兩國放寬俄裔居民的入籍限制，但安全部門卻態度曖昧。一些歐盟成員國提出：如果不看證件，它們根本分不清波羅的海民族和俄羅斯人，後者一旦取得國籍，在歐盟範圍內自由工作定居，可能受俄羅斯指使從事顛覆和破壞活動，而西歐國家寬鬆的政治環境會為執法帶來很大困難。
除歐盟外，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和言論也讓事情朝更加戲劇化方向演變。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後，莫斯科對三國俄裔居民入境俄羅斯採取了幾乎等同於俄國公民的優待，但前提是他們沒有獲得當地國籍。一旦拿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或是立陶宛護照，那就要和一般外國公民一樣申請簽證了。出於探親訪友便利考慮（當然還有語言考試方面的障礙），許多居住在波羅的海的俄羅斯人，尤其是年長的一代，不願申請當地國籍。而這無疑加深了主體民族對俄裔忠誠度和動機的質疑。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常年為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人發聲，強調有責任為他們爭取平等權利，導致事態變得更加複雜。上篇文章中提到，2007年愛沙尼亞遷移塔林市中心的蘇軍紀念碑，引發族群衝突和騷動，政府雖以謹慎剋制態度平息了國內事端，但堅決咬定這起事件是俄羅斯操縱的陰謀。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波羅的海三國的不安全感劇增。一年後普京在接受美國記者訪談時提到，“2500萬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外國居民，這顯然是我們要操心的問題”。這段話在波羅的海三國被頻繁引用，成了莫斯科試圖利用俄族人口在當地製造混亂的證據。
俄裔市民在里加的二戰勝利公園參加義務勞動
為了防範風險，三國加強了北約框架下的軍事合作，並在歐盟層面推動對俄製裁；立陶宛率先和俄羅斯電網脫鉤，其餘兩國正穩步跟進；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要求在俄羅斯族學校增加官方語言教學，使之佔到主體；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封殺了RT；三國都意識到要培植一批受本國政府監管的俄語媒體，抵制來自境外的“虛假宣傳”。今年7月以來，白俄羅斯故意放鬆邊境管制、輸送西亞非洲難民進入立陶宛又成了歐洲的新聞焦點，修建東部邊境隔離牆的呼聲在波羅的海國家再度高漲。
從納爾瓦看愛俄邊境，納爾瓦河兩側分別是愛沙尼亞和俄羅斯國土
平心而論，波羅的海三國的主體民族將當地俄裔視為效忠於莫斯科的外來者，這種看法和事實有很大出入。獨立以來的眾多民調和研究表明，世居三國的俄羅斯人早已把腳下的土地當成了自己的家，不認同自己是俄羅斯國民。尤其是年青一代，甚至沒什麼興趣去關心俄羅斯國內發生的事。
但另一方面，又應當看到，居住在波羅的海三國的俄裔確實在許多方面與當地主體民族有著不同的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比如，他們希望保持使用俄語和接受俄語教育的權利；他們樂見三國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他們對俄羅斯媒體認同度高，普遍不贊成政府對俄媒的打壓；他們反對主體民族將俄羅斯移民視為莫斯科的殖民工具，要求客觀看待蘇聯時期的成績和錯誤。
建於前蘇聯時期的里加發電廠文化宮重新修繕後的內景
如果只就事論事，上述觀點和訴求不構成什麼大問題。然而放到獨立後波羅的海國家的具體政治環境下看，雙方矛盾就很突出了。為了鞏固民族認同，全盤擁抱西方，三國需要不斷強化反蘇、反俄的意識形態。政治生活、文化活動、大眾傳媒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營造這樣的氛圍。在此環境下，俄族居民依賴並認同俄羅斯媒體提供的資訊、強調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不容篡改、在聚居區保留前蘇聯的政治印記——諸多看似是細節的問題會被無限放大，演變成關乎大是大非的原則性鬥爭。而越是這樣，國內族群隔閡就越明顯，波羅的海民族與俄羅斯的矛盾就越激化，三國對莫斯科可能打擊報復、煽動內亂的恐懼心理也越來越強。
里加市中心河畔公園內一株雲杉樹下的解說牌，該公園用不同的樹木比喻拉脫維亞民族曾遭遇的苦難歷史和抵禦侵略的頑強鬥志
這個死迴圈靠什麼來打破？歐洲人看不到短期的解決路徑，普遍指望著普京下臺和俄羅斯政治轉型，說到底，還是和波羅的海國家一樣，認為矛盾的根源來自莫斯科的操縱和滲透。這倒是和西方干預他國內政時的立場觀點完全相反，那時人們會說，外部力量對推動一國事態發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衝突的根源還是當地民眾自發反抗不民主、不公正的國內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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