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歷史書上有這麼個“康雍乾盛世”，那麼問題來了，康雍乾時代當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巔峰嗎？或者換個更通俗的問法：這爺仨的一通操作，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當真是積極的嗎？
審視歷史問題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入手，無論是康熙還是乾隆，作為皇帝，他們的歷史功績是實打實的。但結合長遠來看，他們的一些做法，確實給中國歷史種下了可怕的惡果。
咱們先來講講，為啥主流觀點要把康雍乾時代稱為“盛世”。
古代人對“太平”的標準其實很低，只要百姓有飯吃，天下無災民，國庫充盈朝堂清明，那麼當朝的皇帝就十有八九是個大善人。因此，“人口”變成了衡量皇帝業務能力的一大標準。而康雍乾爺仨的一大功績就是為中國創造出了更多的人口，並儘可能地養活了他們。
從資料來看，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清朝總人口在1億左右，而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總人口已突破3億，受限於封建時代的社會生產力，這一資料已是相當震撼了。更可怕的是，即便多了這麼多吃飯的嘴，清王朝依舊能保持著強大的活力，至少爺仨坐江山那會兒，社會基層並沒有出現多少“只管生不管養”的情況。
人口的暴增是把雙刃劍，早在乾隆年間，就有不少有識之士開始擔憂人多之害。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如汪士鐸，此君直言百姓只顧像老母豬似的一窩窩生，朝廷卻不加以節制，結果弄得人們到處開闢田地，不惜刀耕火種圍湖造田，甚至連山頂上、深山老林裡都種了莊稼，即便如此還是不夠吃。而從當今來看，人口過多導致社會資源很難合理分配，無形中加大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生存壓力。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倘若把大清國比作一棟樓，那麼人就是蓋樓用的磚瓦，只要不超出地基的承受能力，顯然磚瓦越多，造出的大廈也就越宏偉。
其實，相較於英法等歐洲強國的日益衰落，當今中國之所以總能保持自立自強，不懼西方國家瞎搞事，甚至在全球經濟發展萎靡的背景下依舊保持強勢，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於人多——人口紅利至今仍在發光發熱。
然而，封建時代不像現在這麼開明自由，人口的快速膨脹就意味著有一部分人變成“冗餘”，這也是皇帝們最怕的事。
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一旦流動起來，就會變成驚濤駭浪。歷朝歷代的皇帝為解決這個問題，都曾費了不少腦筋。其中比較狠的如明太祖朱元璋，他把整個天下分成一個個方圓一里的小區域，設立里長監管百姓。倘若有人某天要從A區到B區辦點事兒，哪怕僅僅是走個親戚，都要提前上報自己幾點出門幾點回來，幾人同行；一旦出了岔子沒能按時回來，不但當事者很可能要掉腦袋，恐怕里長、鄰居和其他知情者都會受到牽連。
解決不了問題，就把出問題的人給解決掉——明太祖的手段簡單粗暴，可是說是充分體現了封建時代“封建”二字的殘酷性。相比之下，清朝皇帝的手段就高明多了。
我們以乾隆一朝為例，簡而言之，清朝皇帝馭民，利用的是百姓的“希望”。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提及：清朝中期，中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一年的收入在32兩白銀左右；同時，一個家庭一年的總花銷卻要多出兩三兩，在34～35兩白銀之間。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一兩白銀大約能買100斤大米，或是在一般城市裡置辦幾平米房屋。這樣一看，這筆錢似乎並不多。朝廷的狡猾精明之處就在這兒：在百姓來看，幾兩銀子的赤字似乎並不算什麼，稍微努把力就能掙回來。中國古人素來有“小富即安”的觀念，倘若靠努力填完這幾兩銀子的小坑，手頭還能餘下點碎銀子，舒舒坦坦地過個年豈不美哉？
殊不知，這區區幾兩銀子的“赤字”正是朝廷穩定民心的手段，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填平的。
朝廷一直小心翼翼地維持著一個“平衡”：碰上糧食大豐收，官府就“適當”加點稅，合情合理；遭遇饑荒，官府就撥款放糧，不至於鬧成民變，百姓還會高呼“皇上萬歲”。總而言之，無論怎麼操作，朝廷永遠不會讓民間積累的財富超過“紅線”；百姓也只想趕緊脫貧致富奔小康，自然就不會有什麼“二心”了。這“兩三兩銀子”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卻把百姓拿捏得是死死的。表面上看，乾隆治下的百姓豐衣足食，政局穩定，用“盛世”來形容毫不過分，然而某種意義來說，絕大多數人實際上仍在溫飽線上下掙扎。
發明了這麼一套馭民手段，把幾億人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老老實實地給朝廷上供，單從皇帝這個身份來考慮，乾隆絕對算是優秀的。乾隆把皇權置於溫床之上，讓滿清政權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然而，乾隆這皇帝是當得稱職了，這卻將一個可怕的頑疾紮根在了民族的靈魂深處，直接影響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如今咱們習慣把歐洲人稱為“白人”，其實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歐洲人更喜歡把中國人視為“白人”。在他們看來，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富足而強大，至少在乾隆朝之前，西方人對中原王朝是始終懷揣敬畏的。
公元1797年夏，英王喬治四世派出了史上第一個出使中國的使團。最初，這群外國人態度非常謙卑，他們還以為中國仍是那個傳說中“遍地黃金”的超級帝國呢。然而，使節們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沿途所看到的事物顛覆了他們的三觀。有人在自己的筆記中如是寫道：整整3日的行程裡，無數房屋和行人從河道兩旁掠過，他們卻沒有看到一幢像樣房子或是一名豐衣足食的百姓。每個人臉上都寫滿了麻木，人們茫然地走來走去，如同行屍一般。雖然大街上依舊熙熙攘攘，這卻讓人感到詭異和恐懼。
英國人還寫下了這麼一個小插曲：作為外邦人，他們自然遭到了好奇百姓的強勢圍觀。在行經某座城市時，因為岸上太擠，有圍觀者被推下了水。落水者拼命掙扎，但恐怖的是，所有人就像沒看見他一般，依舊各忙各的。眼看落水之人氣息奄奄，英國使節實在是看不下去了，讓船伕靠岸救人，不料船伕卻想也沒想就拒絕了。
“一小時七英里的船速，居然就是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
從旁觀者的記載裡，清朝皇帝馭民之術的弊病暴露無遺：百姓日復一日地想要徹底填平這幾兩銀子的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久而久之，這種處境會讓人們滋生出一種悲觀情緒，整個社會就當真從“靜水”變為“死水”了。事實上，工業革命前夕，歐洲諸國百姓的生活水平跟清朝差不了多少。根據《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當時中國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一日三餐大多以粗糧和青菜為主，一週大概有一兩次可以用魚或雞蛋來改善伙食；除了重大節日，餐桌上很難見到肉類。一直到清朝滅亡，這個狀況一直都沒怎麼改變。
再看西方：工業革命前夕，普通英國家庭的三餐大多以牛奶、麵包為主，雖然他們時常可以吃點乳酪和燻肉，但在數量上控制得相當嚴格。有些家庭主婦為防止這頓飯吃多了，特意將一頓飯量的燻豬肉切成好幾塊，隔幾天再吃剩下的，日子可謂是十分窘迫。而到了工業革命中後期，乳酪、燻肉等食物不但成了歐洲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費品，人們還隔三差五就能喝頓酒。彼此生活質量的改變從資料上更加直觀：中國百姓依舊為那“3兩銀子”終日操勞，而英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每年已有大概35～44兩銀子的淨收入了。
這也難怪我們總是遺憾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沒能得到進一步發展——百姓年年口袋見底，哪還有心思就折騰那些事兒？總而言之，康雍乾盛世保證了清朝皇帝統治的穩固，卻無意間扼殺了中華民族的活力與創造力。放眼整個中國歷史，這個所謂“盛世”扮演的角色未必就是正面的，飽受質疑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當然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這爺仨不是好皇帝，他們身處於自己的時代中，有著自己的侷限。即便開明如康熙皇帝，也在中西方文明交相碰撞的過程中，把西方先進的東西束以高閣，生怕漢人觸碰並引發變革，繼而撼動滿清的統治。作為封建統治者，誰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萬世千秋？至少在那個時代裡，他們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作為皇帝的使命。只是他們忽視了至關重要的一點：一個王朝真正的強盛，依託的是百姓的擁護；而一味想要依靠手段馭民，維持表面上的穩定，無限透支民眾的希望，讓“希望”變為“絕望”，這最終將招致可怕的惡果。
事實上，當時的清王朝也確實因此止步不前，最終錯過了同時代接軌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