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以來,張恩利舉辦了兩場大型個人展覽,一場是去年年末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的“會動的房間”,另一場便是9月在龍美術館(重慶館)開幕的新展“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和藝術家以往大多數的展覽不同,這兩次個展除了集中呈現他近幾年的新作,觀眾還能有幸一睹張恩利更為早期的作品。“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期從2021年9月19日至12月12日,免費對公眾開放。
在這一年舉辦的兩場大型個展之中,不少展出的早期作品張恩利本人也許久未見,甚至在久別重逢時察覺到了一絲微妙的陌生感,但他不願將其稱為回顧展,在他看來,這更像是他在三十年繪畫生涯中帶有總結性質的一次停頓,一方面受疫情影響,每個人都被迫停下不假思索的步伐,對生活認真審視,同時,張恩利也希望藉此讓觀眾瞭解到他作為一個畫家,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發生的轉變。
“轉變”,當談論張恩利的藝術創作時這兩個字似乎總是不可避免地出現。從早期那些以粗獷筆觸描摹市井人物的畫作,到21世紀最初十年,他將繪畫物件轉為庸常之物,畫風也隨之變得清淡,乃至幾近透明。再接下來,他乾脆全然拋棄了具象的人和物,轉而創作純抽象的繪畫,一直畫到現在。2007年,他打破畫框的侷限,創作了自己的第一次空間繪畫專案,此後又陸續進行了多次空間繪畫的嘗試。
涇渭如此分明的創作分野,在當代畫家之中並不常見,而走完這一段有過數次巨大轉折的藝術脈絡,張恩利只用了三十年。
“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覽現場,龍美術館(重慶館),2021,攝影:韓小易
以三個篇章來描摹出張恩利繪畫生涯的大致輪廓,這種經典思路也貫穿了本次龍美術館(重慶館)策劃的張恩利全新個展。
第一個篇章聚焦張恩利於1990年至2005年間創作的具象人物肖像畫,繪畫物件多為生活在上海角落裡的尋常人物,舞池裡相擁而舞的慾望男女,澡池裡慵懶愜意的中年男子,宴席上大快朵頤的賓客,和酒館裡抽菸打牌的午夜尋歡客。之所以集中地畫這些人物,並非出於某種刻奇,而是和張恩利那段時期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上世紀90年代初,他剛剛大學畢業來到上海,在一所大學的設計系教書維生,平日蝸居於學校分配的宿舍。儘管一切業餘時間都被他用來畫畫,但是他那些與潮流相悖的作品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業界關注,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藝術家,張恩利在所處時代的漩渦中成為一名積極的參與者。“我不用特意去觀察,因為那個時候每天看到和接觸到的,都是這樣一群人。”這樣的生活經驗為他的畫作注入了飽滿的情緒,既有蒙克式的吶喊,又有難以名狀的憤怒,旁人僅僅透過觀看就能輕易被裹挾其中。
2000年後,這種濃烈的情緒似乎一下子從張恩利的畫作中抽離了,畫面開始變得稀薄,更多給人以平和、冷靜的觀感。展覽的第二篇章展出了張恩利2003年至2010年的日常物系列,包括皮管、紙盒、球網、球、床墊、鐵架床、馬賽克容器、樹、燈、沙發等等,這些物體後來又生髮出張恩利最具代表性的幾個系列:“容器”、“繩子與皮管”、“樹”和“馬賽克”系列。相比嘈雜的“人”,“物”更為緘默,然而張恩利畫物仍是為了畫人,在他看來,每一件物體的客觀存在,都與人產生了或顯性或隱性的關聯,足以成為訴說人類故事的載體。
進入展覽的第三篇章,也即對張恩利第三階段創作的呈現,我們發現他又迴歸到了畫人——不過是以抽象的表現形式。本次展出了張恩利近三年的新作,那些具象人物如“武士”、“郊區女孩”、“戴圍巾的男子”、“珠寶商人”等,都幻化成畫布上寫意的色塊、線條和筆觸,看似無規律可循,卻又能從中一窺張恩利多年來堅持創作傳統繪畫的藝術基礎。
除此之外,張恩利也一如既往根據展館的空間結構,呈現了幾件空間繪畫作品,包括位於一樓中庭的大型紙盒裝置《三層塔》,二樓展廳內的《彩色地板》和《懸垂的皮管子》。
“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覽現場,圖為作品《懸垂的皮管子》,龍美術館(重慶館),2021,攝影:Alessandro Wang
年過半百,張恩利仍然保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節奏,每年參與的群展與個展數目眾多。在不用為展覽忙碌奔波的日子裡,他就在偏居上海一隅的工作室裡作畫——不用任何助手,全部親自完成。他畫畫不趕趟兒,有時半個月也不畫,但一旦有某種影象在腦海閃現,他就會立即展開畫布。
張恩利將這種極為旺盛、從未停歇的創作慾望歸結為自己對於“未知的迷戀”。“我有衝動去表達,如果有人讓我別畫了,我會覺得很痛苦。”
對談張恩利
Q:這次展覽主題“有顏色的房子”從何而來?
A:“有顏色的房子”不是指一間房子裡面有顏色,或者畫面很鮮豔,它是在形容一種豐富性,就跟我們對於生活的理解,以及生活帶給我們的東西一樣,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種簡單和漂亮。之前“會動的房間”則是關於過往跟未來的不確定性,關於移動,關於發展,關於人的移民,關於地域的概念,這些都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我一直喜歡用房子來作為載體,因為我覺得房子關乎人與空間最緊密的接觸,它是私密的,又是社會性的,所以我喜歡用房子的形式來搭建一件作品或者是用來給展覽起名字。
Q:最近兩次個展的海報都延續了特定的風格?
A:這些海報都是我畫的。因為我大學學的專業是平面設計,所以對設計也特別感興趣。我喜歡自然隨意的手繪風格,這種純粹用文字和色彩來組織內容的形式,所傳遞的資訊非常直接淳樸,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Q:現在你依舊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與高強度的工作節奏,是否會察覺到一種追趕時間的緊迫感?
A :那倒不會。時間可長可短,人生不是賽跑 ,我覺得人生會永遠被一些事情所吸引,也被一些事情所觸動,可能每個人都不太一樣,但這是讓我一直維持創作狀態的原因,簡簡單單地用“推動”或者“夢想”去形容都不準確。想要不斷去發現自己以前沒有感覺到的東西,這使得我一直在創作,有時甚至是不帶任何目的。
Q:在三個風格不同的創作階段中,有什麼發生了改變?又有什麼是始終不變的?
A:這三十年間,不知不覺我們已經經歷了特別多變化,大家都沒有把這些變化放在心上,因為覺得似乎日子還長,但實際上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很短暫的,有效時間就是四五十年,所以任何事情走過了三十年後,你都會突然發現現在跟以往的變化非常大。
而人不變的是感知力,感知社會給你的所有反饋,以及你自己對這個世界新的認識。這種感知力隨著時間在變,不停生髮出新的觸角,你感受到一切都像謎一樣,但人永遠想努力去解答這些迷惑,這可能也是畫畫的一個好處,它用另一種方式去表達這些感知。
“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覽現場,龍美術館(重慶館),2021,攝影:韓小易
Q:如今再回看上世紀90年代的創作,會有陌生感嗎?
A:是會陌生的。現在回想起來,上世紀90年代初來上海的時候,覺得所有事情都翻天覆地了,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出過國,大學剛畢業,拿著大概100塊錢的工資,所有生活都圍繞著最簡單的飯票問題,當時的現實處境讓我的關注點不像現在這麼遠,畢竟還年輕,所見所聞和思考的,都是自己能夠觸控到的東西。
像現在這樣把三十年的作品系統地羅列在一起時,我會回想起當時所有的細節和狀況,再看這些畫面的時候,我會思考“當初我怎麼會這麼畫”。我當時作為一個年輕人,很難說概念非常清晰,所有畫面細節都是非常感性和比較抽象的。但我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感性成分會變得更加清晰。與之恰恰相反的是,現在清晰的概念,可能過了一些年,你會突然覺得沒什麼意義。所以我現在也在努力保留這些感性部分,甚至會放大這一部分,比如近五年的一些新作品。這種感性讓我不斷去挖掘自身無意識的,或者內心偶然的畫面和突然的變換,其中有些特別有意思,我會盡量把這種狀況還原出來。
下:《容器》,1995
Q:那個時期你怎麼會接觸到這麼多底層的普通人?你會花時間觀察他們嗎?
A:上世紀90年代我們都是很底層的普通人,整個社會都是。身邊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拿著差不多的工資,工資決定了生活狀況也都差不多。當時我們還在用糧票,大家都渴望著單位能夠分房子,如果單位沒有分房,只能租間小房子,所以生活狀況決定了人的思維方式。那時候生活經驗幾乎是非常一致的,差距沒有像現在這麼鮮明。所以我不用特意去觀察,因為那個時候每天看到和接觸到的,都是這樣一群人,這是一個社會的日常影象。
另外,我認為繪畫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影象背後藝術家所不能表達清晰的那一部分。所以,既可以表述成這是一個社會的影象,也可以說是那時候我們作為年輕人的一種內心活動。
Q:為什麼你愛畫那些被忽視的人和物?
A:無論是普通的人還是普通的物,都是世界的組成部分。我們忽視的物體如此之多,因為它們隨處可見,比如我後來畫的管子、電線、紙盒,所以我們不會當回事。這些看上去沒有實質意義的物品,是要把內容掏空的,掏空了才能吸納更多,把觀看者的某種東西注入進去,產生一種複雜感,這是我一開始透過物所感受到的,我覺得這比畫一些重要的事物,所包含的內容更多。很多真理是包容在普通事物當中的,越是普通的事物越是恆久。
Q:2000年後,你的情緒變得更加剋制了?
A:因為長大了(笑)。時間讓人沉靜,讓人變得理性、剋制,不再浮於表面。能夠拋開表象去看待問題,會讓思考更有厚度和說服力。
Q:在消費主義時代,你是否覺得人與物的關係發生了某種變化?
A:人與物的關係至少幾百年來都是一樣的,不隨著消費力或物質水平提高而改變,都是按照人所期望的去發展。比如說城市的建設,物都是有壽命的,某個建築可能經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必須要改建,這時候人會介入,讓它以人希望的城市新面貌出現。也就是說,人和物的關係總體框架不變,但是外在一直是變化的。
Q:其實物的壽命比人要漫長多了。
A:這也是為什麼2000年之後我畫物不畫人,因為物所界定的東西超越了我們人的壽命。我們看待世界,往往是以人的一生來看待,但是物卻不同。拿一張桌子打比方,我爺爺用了這桌子,我爸爸用了這桌子,我也用了這個桌子,未來可能它被賣掉了,被一個年輕人所使用,那麼它所走過的路是非常複雜的,其中所容納的知識範疇是超越我們人生長度的,所以它帶給每個人的感受不同,而繪畫天然對觀看者有這樣一種喚起,可能是興奮、記憶,也可能是某個時間段的一件特殊事情。
Q:此前你用具象之物表現抽象的人類痕跡,近幾年你的作品中越來越多抽象的線條和色塊,卻是在畫具象之人,在你看來具象與抽象之間的界限是什麼?
A:在視覺上有界限,但在心理上沒界限。
Q:那兩者如何互相轉化?
A:不能隨便說。當我們界定肖像是某個人或是某種職業的時候,到底是影象能證明,還是名稱能證明?比如說“快遞員”,他代表了從事這份工作的人群,在人的腦海裡形成了一種非常清晰的形象,但這種形象卻不是指具體的某個人。社會由非常多詞彙組成,我們可以用文字來準確地呈現社會的面貌,這些具象的文字名稱在我的繪畫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希望它和影象之間的邊界是非常不清晰的。
Q:你從具象畫到抽象,從符號元素到難以被符號化的線條,這些是否源自中國古典繪畫的影響?
A:歷史不是割裂的,一直是串聯在一起的。我們關於當代藝術的界定,主要來源於西方的藝術知識,但是在中國古代藝術部分,沒有清晰的,按照時間年代的界定,但是你不能否定它跟當代藝術沒有關係。而且我們作為中國人,從小接觸到的事物和審美趣味,必然都包含了這一部分,我沒有辦法把以前完全割裂掉,比如說一根線條的彎曲程度,或者畫得快慢,都是我從古典繪畫或者民間影象裡面總結而來的。
Q:在空間繪畫創作中,你怎麼理解平面和立體空間之間的轉換?
A:它們從來都是在一起的,沒有絕對的平面。比如說畫布上的顏色本身就有遠近差異,可能某個顏色純度高,它就往前跑,依然會造成一種時空上的幻象。
左:“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覽現場,圖為作品《彩色地板》/ 右:作品《彩色地板》區域性
圖片由龍美術館(重慶館)提供,攝影:Alessandro Wang
Q:為什麼你大部分空間繪畫作品都會隨著展覽結束而消失,不做保留?
A:沒有必要,它只是我對一個空間的視覺想象,讓人參與進來,把這些資訊傳遞出去,它的使命就完成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要完整保留下來,有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或者保鮮的記憶力,就夠了。哪怕那些作為物質保留下來的,最終也都會隨著時間消失。
Q:這次展出了大型紙盒裝置《三層塔》,和以往其他塔相比,有什麼不同之處?
A:因為重慶這座城市叫山城嘛,有個諧音的元素在。另外《三層塔》的直線條格子,跟展館建築的內外立面都非常協調。我會讓每一件立體作品都巧妙地吻合這個建築的風格。
左:“張恩利:有顏色的房子”展覽現場,圖為作品《三層塔》/ 右:作品《三層塔》內部
圖片由龍美術館(重慶館)提供,上圖攝影:Alessandro Wang,下圖攝影:韓小易
作品《三層塔》區域性,龍美術館(重慶館),2021,攝影:Alessandro Wang
Q:近年來你的創作越來越多倚仗對自我潛意識的觀察,如何敏銳捕捉自己的直覺?
A:不知道,但是我現在非常確信這張畫就叫《快遞員》,也許是我武斷和無知,但我就是確信。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個塗鴉的兒童,兒童的不確信來自為什麼自己亂畫的作品大人卻說好,人的確信就是我們主觀地想要傳遞什麼。
Q:如果觀眾覺得他在《快遞員》這幅畫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人,你怎麼想?
A:他如果覺得是剁肉的人,那也沒關係,因為這就是不確定性的意義。每個人看到同一塊畫布的時候,都會有自己的認知。比如我們稱一個人“張三”,別人就非得說“那傢伙”、“胖子”、“小黑”,名稱也只是一個符號,我們每個人所認定的面孔都是不同的。
Q:在多媒體時代,為什麼你依舊堅持傳統的繪畫方式?
A:我就是喜歡最根本的一些方式。以繪畫來說,我喜歡紙和傳統的顏料,它們經歷的歷史太長了,人們對這些傳統方式的闡釋非常多,已經沉澱了許多固有的東西,要找到突破點很難。我在牆上作畫,也是想從古代壁畫那裡去找人類最原始的衝動,但古代人僅僅是把牆當作畫布來處理,而現在光是建築本身的材質就會引發我們更多的想象,還是可以找到很多點讓我們去嘗試。
Q:有沒有想過自己下一個階段會往哪裡去?
A:我不會做設想。人生很短暫,一開始設定了框架以後,就根據這個框架把它做得更加充分。一個藝術家不能什麼都做,也做不了。有些東西你只有用三四十年時間才能夠理解一點,我自己也剛開始。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大年紀了,還有慾望每年做這麼多展覽,畫這麼多畫,人對未知的東西是有迷戀的,會有衝動去表達,如果有一些人讓我別畫了,我會覺得很痛苦。
我從不會焦慮地去想什麼是流行,應該用什麼材料,畫什麼才會引起別人關注——這些想法從來沒有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就這麼畫,也不管流行不流行,落後不落後,當時我就覺得這絕對不是一種表面的美學,而是一種流淌在血液裡的東西。
採訪、撰文 醺子
編輯 費斯基
圖片提供 龍美術館(重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