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的發展藍圖,小到衣食住行,中到生產流程,大到管理決策,集中了人們對生活幾乎所有的想象。在基礎創新、產業生態、普惠AI、融合技術等要素疊加下,以人為本、能感知、會思考、可進化、有溫度的新型智慧城市將越走越近。
現下,如何破局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已成為廣泛熱議話題,智慧城市建設正面臨哪些困難?智慧城市的真正核心是什麼?它能給人和社會帶來怎樣的價值?如何盤活智慧城市中的資料?
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鄔賀銓,新華三集團副總裁、智慧城市總架構師張鵬等共同探討了“十四五”新時期城市數字化的挑戰和機遇,展望了啟用資料價值,讓智慧城市更普惠、更智慧、更有價值的新模式。
改革開放40餘年,中國城市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飛躍式發展。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3.89%。然而,中國城市在規模持續增長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面臨著治理、服務等方面的挑戰,以數字化技術賦能城市治理、提升運轉效率、最佳化民生福祉,已經成為實現城市發展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
鄔賀銓表示,我們現在面臨的時期是一個新生技術高速發展的時期,5G、物聯網、智聯網、人工智慧、大資料、區塊鏈等技術,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實現城市的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改進城市的管理,改善營商的環境,更好地服務於大眾。“所以現在提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設,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是需要這種支撐。加上政府主管部門也有非常明確的指導,因為智慧城市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承載地,所以要透過智慧城市來帶動經濟增長。”
“大型的智慧城市還是創新、科技創新的策源地。”鄔賀銓表示,建設智慧城市也是希望以此為抓手、切入點,帶動整個中國經濟、技術保持高質量的發展,推進數字化轉型。
鄔賀銓認為,建設智慧城市不僅需要科技創新,也需要管理創新。他提到,隨著城市人口越來越密集,我們應當把智慧城市的資源管理好,讓已經投入的資源能更好地發揮效應。比如,馬路上有紅綠燈和攝像頭,但紅綠燈跟攝像頭是沒關聯的,怎麼把這兩者關聯起來,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另外,我們怎麼透過遠端教學、遠端醫療,讓地理上不能均勻分佈的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能為大城市周邊的一些學生和病人服務?針對這些問題,技術上還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近幾年,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成果頗豐。張鵬認為,火熱表象的背後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一,主要的決策者對於智慧城市的認知參差不齊。智慧城市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部分決策者缺乏對運營、技術等方面的理解,也缺少可供借鑑的實踐經驗,導致出現了“部門各自為政,資料跑冒滴漏”等問題。而每個區域的城市化發展存在的問題、發展的重點、民生的痛點都有所不同,缺乏定製化的解決方案;第二,理念滯後。部分城市在建設上仍舊以工業時代的理念去謀劃數字時代的變革,“產生了一些現象:數字技術堆疊,缺乏數字原生的理念去匹配;數字化專案堆疊,缺乏流程再造的機制匹配;資料資源堆疊,缺乏多跨協同的元件匹配。”張鵬總結道。第三,機制制衡。政府需要重塑內部的流程和制度,建立起符合智慧城市需求的有效機制。只有實現各部門的流程、制度、人員相互支撐、匹配,智慧城市才不會成為“空中樓閣”。
在張鵬看來,真正有價值的智慧城市,必須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目前城市的數字化應用十分適配年輕一代的需求,但是在“一老一小”群體方面,亟待消弭數字鴻溝。值得一提的是,張鵬認為,“一老一小”不僅指老人和小孩,還指老牌傳統企業和小微企業,它們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遇到邁向數字世界的障礙。因此,“以人為本”的理念更包括了從生產、生活、宜居、宜業、宜創的角度出發,打通政府後臺數據後,實現不同部門、不同行業場景、不同產業領域之間資料的共享共治,讓老百姓能夠在辦事和生活中無感地獲取數字化服務,讓智慧城市的服務更加普惠。
城市數字化應當“以人為本”,更應該以資料為基石。作為汲取創新價值的核心要素,資料正成為驅動城市進化和變革的核心資源,為智慧城市的運轉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張鵬提到,目前資料在智慧城市的應用,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用於政府自身治理和服務,近幾年推動力度較大,但仍舊存在分級分許可權管理是否落實到位的問題,而《資料安全法》和《個人資訊保護法》的頒佈為運用資料劃清了底線和紅線,也為進一步更深、更廣地應用資料奠定了法律基礎。在分級分許可權管理明確之後,資料就要應共享盡共享。
另一方面,“十四五”規劃將資料要素共享和交易價值啟用,提升到了前所有未有的高度,這就要求智慧城市要在龐雜的資料與應用場景之間建立一個安全、可信、確權的連結,而區塊鏈就帶來了資料安全可信傳遞的技術基礎。
“那麼我們希望在各個城市裡,將區塊鏈、資料共享、資料開放融合起來,打造‘資料銀行’的服務,透過隱私計算等技術手段,確保資料安全,只提供資料產生的價值結果,真正實現資料創造場景和啟用價值,讓資料回城回家,讓資料創業創新,讓資料活起來。”張鵬說。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