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驍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的九一八事變，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富饒的東北地區在幾個月之內全境淪陷，3000多萬同胞不幸淪為亡國奴，其中有不少人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在這一過程中，東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大事例，便是當時已在中國的高等教育界初露頭角的新興高等學府——東北大學，因為這次空前的國難，其原本欣欣向榮、迅速崛起的良好發展勢頭，在一夜之間便戛然而止，隨後，又不幸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第一所“流亡大學”。
那麼，九一八事變前夕的東北大學，究竟是一所怎樣的大學呢？
1928年建成的東北大學校門
最高學府 始現奉天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在1933年回憶道，民國元年，當他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之時，鑑於全國大學數量太少，遂“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隨後，他又感嘆道，“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事實上，在民國時期，較早地具備了“辦大學的能力”、並且成功地自行創辦了當時全國第一所“省立”大學的省份，正是奉系軍閥張作霖治下的奉天省（今遼寧省）。
早在1916年10月，奉天省議會議員鄭英瀾便提出，應聯合吉林、黑龍江兩省，共同設立“高等師範及東三省大學”。當時，奉天已有一所兩級師範學校（即同時包含中等師範與高等師範在內），1918年被教育部改建為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至於“東三省大學”，直到1921年才真正進入籌備階段。當時，張作霖因感於人才缺乏，“國粹蕩然，文風日壞”，便提出了創辦一所“文科大學”的想法。隨後，他又決定辦一所“完全東北大學”，“以文學、工業二科為主科，以尚文化而振工業”。
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議會正式通過了由周從政議員提出的“聯合吉、黑兩省創辦東北大學，以儲人才而興教育案”。張作霖對此事極為重視，10月29日，他在對該議案的批示中強調指出：“惟茲事體大，非有確厚之財力，恐難辦成，即辦成亦恐徒有大學之虛名，而難收大學之實效。應由三省教育廳長，先將校費問題，會商解決，再行呈明核奪。”
當時，奉天省原擬聯合吉林、黑龍江兩省共同創辦東北大學，經費由三省分攤。然而，由於吉林省也想將該大學設於本省境內，在爭取未果之後，又計劃自辦大學，不願為之分攤經費，另外，“黑龍江開發未久，財源較小”，最終只分擔了十分之一的經費，“不過扮演了一個協款的附從角色”，其餘九成經費則由奉天省承擔，因此，從這一點上看，東北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堪稱是奉天一省的“省立”大學。
1922年1月，奉天當局初步決定，將奉天公立文學專門學校改辦為東北大學文科（後改為文法科），將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改辦為東北大學理科（後改為理工科）。不過，隨著當年春天奉系軍閥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敗北，張作霖便以“自治”的名義宣佈東三省脫離中央。接下來，在東北大學的籌備過程中，奉天當局對瀋陽高師這所國立高校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最終決定將其直接取消，雖然也將瀋陽高師與奉天文專的原有學生附在大學繼續完成學業，但大學本身則另起爐灶，在兩者之外另招新生。
1922年12月，東北大學籌備會推舉奉天省財政廳廳長、兼代省長王永江兼任東北大學校長之職。1923年4月，奉天省長公署正式頒發了“東北大學之章”。7月，東北大學招收了首屆預科生，9月正式開學，10月24日舉辦了首屆開學典禮。至此，“璀璨莊嚴東北最高之學府，遂突現於白山黑水間矣”。
東北大學首任校長王永江
1923年10月24日，在東北大學舉行首屆開學典禮當天，校長王永江題寫了校訓——“知行合一”，是為東北大學歷史上的第一條校訓。
在以張作霖為首的奉天當局的鼎力支援下，東北大學自建校伊始，便迅速進入了自身歷史上的黃金年代，作為民國時期全國各省自辦大學中的佼佼者，其迅猛的發展勢頭，同時期的絕大多數國立大學都望塵莫及。
堂皇巨廈 巍然屹立
東北大學在籌辦之初，原擬就奉天文專校址開辦文法科，就瀋陽高師校址開辦理工科。然而，在籌備過程中，學校當局感覺到這兩處校舍位於市區，空間狹小，校舍陳舊，不堪適用，於是，奉天省長公署遂於1923年4月致函清三陵都統公署，指出大學校址“關係久遠，既須地方寬闊，又須空氣清新”，希望能將奉天省城小北門外昭陵（北陵）附近的300多畝土地“闢作該大學理、工、農三科校址”，並得到應允。
從1923年7月起，東北大學開始在北陵興建新校舍。兩年後，理工大樓、教授住宅、學生宿舍等建築均告落成，學校的理、工兩科便從城內的原瀋陽高師校舍遷入此處，隨後，這兩處校園分別被稱為“南校”和“北校”。
據1931-1933年曾任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職權）的寧恩承回憶，該校的北陵新校園“規模宏偉，是東北文化再進的象徵。新校園佔地九方里，瀋陽磚城只六方里。東北大學由西門至東門是三里。瀋陽城由西門至東門只二里半。在當時是國內最大的校園。張作霖的鴻圖大計可為一證”。
1924年秋落成的東北大學理工大樓
按照東北大學“知行合一”的校訓精神，學校除了認真教授廣大學生各種基礎知識之外，還尤為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在1925年5月，東北大學又將北陵新校址附近的200多畝土地撥為工廠廠址，資本總額280萬元，“以省署撥存大學基金存之，即定名為東北大學工廠”。在奉天當局的鉅額投入下，東北大學工廠很快就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校辦工廠，其裝置亦是全國一流，除了供工學院學生實習之外，還能“承接外來的機械生意，承辦修理中國各鐵路機車、客車及機件零活。這種附屬工廠裝置，也是其他大學所沒有的”。
1930年的東北大學工廠
不論是另覓新校址，興建新校舍，還是斥巨資開辦校辦工廠，均充分證明，張作霖確確實實拿出了他先前所謂的“確厚之財力”，對東北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予以強有力的支援。1928年6月，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隨後，其子張學良開始主政東北三省，並於當年8月親自兼任東北大學第三任校長，其後，張學良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學校發展的支援力度，與其父張作霖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8年9月14日，新上任不久的張學良校長在東北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
在張學良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當年，該校的“歲入經費”已達到135.59萬元，在全國各大高校中位居第四，1929年進一步達到152.52萬元，名列全國第五。張學良曾慨然表示：“餘願以個人綿力對學校做物資貢獻。”為此，他“慨捐私款一百五十萬元，為東北大學之建築費”，繼續在北陵校園進行更大規模的新校舍建設，陸續興建了教育學院大樓、理工學院新辦公樓（含校長室）、文學院（漢卿南樓）、法學院（漢卿北樓）、化學館、圖書館等氣勢恢宏的校舍建築，僅僅“一年半工夫，堂皇巨廈，一齊成立，綿亙約一里之遠”。隨後，“南校”的師生全部遷入“北校”，而這兩個名稱也就此成為了歷史。
1931年建成的東北大學圖書館（現為遼寧省檔案館）
除了上述校舍建築之外，張學良“又捐二十七萬五千元，在大學旁修建新式體育場，形如馬蹄，純用洋灰鋼骨，為中國空前之建築物”。該體育場曾名“奉天體育場”、“學良體育場”，後定名為“漢卿體育場”，在其修建期間，張學良曾於1929年10月在此舉辦中、日、德三國田徑對抗賽，後來成為“中國奧運第一人”的東北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專修科學生劉長春，曾在這裡與德國、日本選手同場競技，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1929年5-6月，第十四屆華北聯合運動會在東北大學北校新體育場舉行，東北大學學生劉長春在此次運動會上連續打破了男子短跑100米、200米和400米的三項全國紀錄。華北運動會結束後，東北大學開始在該體育場的基礎上修築新的漢卿體育場。
1930年10月竣工的漢卿體育場
總之，經過建校後短短數年的努力建設，東北大學“經費之充裕，校地面積之廣闊，校舍建築之壯麗，尤以實習工廠之規模，運動場（體育館）之宏偉，堪稱全國之冠”。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正式公佈了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瀋陽北陵的“東北大學舊址”（現為遼寧省人民政府、遼寧省軍區等單位所在地），與北京大學“未名湖燕園建築”、“清華大學早期建築”、“武漢大學早期建築”等其他三處近代高校建築群同時入圍。歷史名校建築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其中，“東北大學舊址”各處建築的建造年代主要集中在從1923年建校伊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的這幾年時間，直到近百年後的今天，仍在無聲地訴說著這所當年全國高校中的“後起之秀”在其建校早期迅猛發展、快速崛起的輝煌記憶。
碩學鴻儒 盡萃於斯
著名教育家、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曾有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不過，事實上，很多擁有“大樓”的大學，往往能夠憑藉其優厚的物質條件與生活待遇，成功地吸引到一批又一批的“大師”來校工作，成為一所“大樓”與“大師”兼具的優秀大學，而初創時期的東北大學，靠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持續不斷的巨大經費投入，在興建“大樓”與延攬“大師”這兩方面，均是不惜重金、不遺餘力地同時進行，並且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對於後者，寧恩承曾有這樣的回憶：
教授的陣容也可和其他大學相比，當時國內荒亂，北京、南京均不安定，北京各校教授欠薪、減薪；而東北地方安定已久，教育經費充足，東北大學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天津南開大學二百四十元。北大、清華三百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關內許多名人學者聯袂出關不是無因的，文法學院計有黃侃、章士釗、羅文幹、邱昌渭、吳柳隅、李正剛諸君；理工學院有馮祖恂〔荀〕、劉仙洲、梁思成、林徽因、莊長恭、王董豪、張豫生諸君；教育學院有陳雪屏、郝更生、高梓、吳蘊瑞、宋君復諸君，皆全國知名之士。“名師出高徒”，東北大學畢業生很有水準是師生互磋的結果。
當時，東北大學所聘請的教師絕大多數均畢業於國內外的著名大學，其中尤以北京大學校友為多。這些著名學者來到東北大學任教的具體原因與經歷當然不盡相同，在此略舉數例：
1926年6月，前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致信早已離校而去的校長蔡元培稱，“現在學校的好教員都要走了”，“數學系最久而最受學生愛戴”的馮祖荀教授，“現已被東北大學用三百現洋請去了”，作為我國出國留學生學習現代數學的第一人以及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創始人，“他的教授的本領是無人能及的”。
1928年4月，梁啟超先生給正在歐洲度蜜月的兒子和兒媳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寫信，建議他們二人回國後前往東北大學或清華大學任教，隨後，他又多次致信梁思成，直言去東北大學更有發展前途。當時，東北大學剛剛繼中央大學之後創辦了全國高校中的第二個建築系，不久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便被聘為該系最早的兩位專任教授。
1928年夏，因南京國民政府在平津地區試行大學區制，“北洋大學”校名被取消，再加上該校在當時“經費常常積欠，校務推行，至感不易”，儘管校長劉仙洲“抱擴充北洋之大志，以限於經費，巧妻難為無米之炊”，最後只好辭職而去，並於當年9月來到東北大學擔任機械系教授。
1930年5月，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及後來的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及司法總長等職的章士釗，剛剛從歐洲回國，便被東北大學聘為政治系主任，其月薪高達800大洋，這應該是整個民國時期中國大學教授薪資的最高紀錄了。
面對如此盛景，曾有人略為誇張地稱，東北大學“幾將當時最知名的碩學鴻儒、專家學者，盡萃於斯”。李先聞亦曾指出，“後來在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中，有很多是當時東北大學的教授，可見都是飽學有為的人”。
據筆者統計，在東北大學1923-1931年間的教師隊伍中，先後有吳宓、柳詒徵、蕭公權、劉仙洲、餘謙六等5人在1942-1943年間被國民政府教育部選聘為“部聘教授”，柳詒徵、莊長恭、梁思成、蕭公權、李先聞等5人於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莊長恭、石志仁、紀育灃、劉仙洲、梁思成、傅鷹、劉承釗、劉崇樂、錢臨照、蔡方蔭等10人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後改為院士），這在同時期的全國各大高校中都是極為少見的，充分可見其建校初期的師資力量之優異。
規模初具 宏圖未竟
1925年夏，東北大學首屆預科學生畢業，隨後正式開辦大學本科，當時共設有文、法、理、工4科9個系。1929年1月，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規定，將各科改稱學院。1929年12月，又實行“減政並院”，將文學院與法學院合併為文法學院，理學院與工學院合併為理工學院。到了1930年，東北大學已擁有文法、理工、教育、農4大學院，下設24個系和6個專修科，就學系的數量而言，在全國僅次於中央大學和北平大學，位居第三。
另外，在1928年，東北大學的教授數量已名列全國第四，1929年更躍居第三，仍是僅次於中央大學和北平大學；1929年的“歲入經費”與在校學生人數均為全國第五；1930年的“裝置總價值”則位居全國第八。
總之，正如寧恩承所言，九一八事變前夕的東北大學，“在國內大學中是後起之秀，昔日關外文化落後的情況，已漸改善”，“東大之盛，在當時可與任何其他大學相比”。李先聞後來也認為，“東北大學辦得有生氣……各院都由年輕人負責。倘若沒有九一八事變的話，一定會有輝煌的發展”。
1931年初，在距離東北大學數千裡之遙的國立武漢大學，還有一位學生在一篇介紹本校的文章中如此寫道：
最近聞胡適先生有言云：“近年來國立各大學，無不風潮迭起，惟國立武漢大學及東北大學，竟平靜無波；朝氣勃勃，將來大學中之有最大發展者，恐亦舍此兩大學而莫屬者也”……
1931年3月，寧恩承出任東北大學秘書長（代校長）之後，除了繼續在各個方面改進校務之外，還制定了一套雄心勃勃的五年發展計劃，其內容主要包括：
1.擴充農學院，舉辦農業展覽會，並在錦西、松江和瀋陽三處設立農業試驗場；
2.擴充工廠，除了修理火車、客車、貨車外，還要製造火車頭、機車，併為兵工廠設計、研究、發展武器，製造機器；
3.充實毛紡試驗室，“作為中國第一間訓練毛紡人才之所”；
4.五年後成立研究院，招收大學畢業生，作進一步的高等研究，為了“廣收人才，蒐集全國精英”，除在瀋陽本校招生外，還要在上海、武漢、四川、廣州各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到瀋陽來學習，而學校方面也要“加強一切裝置，應付學生及教授的要求”；
5.擴充圖書館，除了“要建築一個像樣的現代圖書館”之外，還要爭取在10年之內，圖書館藏書量由十幾萬卷增長到100萬卷，15年後達到200萬卷。
晚年寧恩承
1931年8月，東北大學聘請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第二點陣圖書館學博士（同時也是中國第一點陣圖書館學博士）桂質柏來校擔任圖書館主任，據寧恩承所言，桂質柏“到瀋陽以後極為興奮。他以為東北有錢，又有張少帥英明的領導，大有可為。我也認為東北大學大有前途”，“十年之內東北大學可能成為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這種計畫一九三一年曾擬好，可惜好夢不長，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一切計畫成了大夢”。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在瀋陽挑起了九一八事變，一枚又一枚的炮彈從東北大學校園上空呼嘯而過，襲往中國軍隊所在的北大營。次日，瀋陽淪陷。當時，東北大學秘書長寧恩承臨危不懼，沉著冷靜地維持學校秩序，拒絕了日寇的收買拉攏，並組織全校師生有序撤離。一週之內，所有師生都依依不捨地先後告別了心愛的校園，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走上了漫長而久遠的流亡之路。
東北大學師生逃往關內後，其校園也落入敵手，最後被侵華日軍變成了他們的兵營，校中的所有校產均損失殆盡。據統計，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學的全部校產“約計圖書裝置二百五十五萬元，儀器標本模型二百萬元，校具一百五十萬元，建築物及工廠機器廠二千萬元。合計約值二千六百零五萬元。自瀋陽變起，俱損失矣”。時隔數十年之後，寧恩承憶及往事，仍然無比憤怒地表示：“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佔領東北大學改為養馬之地，圖書館改為馬圈。日本人罪無可赦。”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發行的明信片，其文字說明顯示，東北大學校園當時已淪為“日本軍臨時兵舍”，甚至還將東北大學的英文名稱篡改為“NORTH-WESTERN UNIVERSITY”（西北大學），以示侵吞之意。
總之，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在1931年的悍然入侵，原本與國立武漢大學一道被著名學者胡適高度看好為“將來大學中之有最大發展者”的東北大學，其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就這樣被極其粗暴地打斷和葬送了，其無比光明的宏圖遠景也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化作泡影。
隨後，在漫長的“十四年抗戰”中，東北大學先後“流離燕市，轉徙長安”（張學良語），暫駐開封，再遷三臺，嚐盡了顛沛流離之苦，而不斷的遷徙與折騰，也使得學校的元氣大大受損，特別是原本非常優良的師資隊伍大量流失，雖然也曾一度有過暫時的安定與喘息之機，但終究還是無法在萬里流亡的艱難歷程中再現其建校初期“出道即巔峰”的短暫輝煌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首東北大學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輝煌成就與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不幸遭遇，實在令人感慨萬千，除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罄竹難書的殘暴罪行深表憤怒之外，我們也能深切地體會到，對於東北大學這樣一所既歷經輝煌、又飽受劫難的高等學府來說，其在此過程中長期磨礪而成的“自強不息，知行合一”的卓越精神，永遠都將是自己的立校之本，以及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強大動力。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