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東京軍事法庭正式成立,二戰同盟國對於法西斯戰犯的審判也正式提上日程。
兩年來,中國據理力爭,多次粉碎敵人試圖脫罪的陰謀,成功將以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為首的7名戰犯送上絞刑場。臨死之前,他們有何遺言?
滔天罪行
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持續924天,開庭818次。也正因如此,東京法庭開創了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的世界記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日本在華犯下累累罪行的代價,亦是對二戰中無辜者的告慰。1931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世世代代中華兒女無法忘卻的傷痛。
其一,文化入侵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號角吹響。土肥原賢二等日本軍官基於中國的國情,提出在東北建立以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獲得上級批准。
在關東軍的支援下,日本人前往天津,在當地製造暴亂,趁機劫持末代皇帝溥儀。溥儀被帶到東北後,日本便建立了偽滿洲國政權,推出“以華治華”政策。
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後,侵略者開始推廣日本文化,從根本上腐蝕群眾的思想。煤炭、礦石等自然資源,也被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東三省儼然已經成為日本的倉庫。
東北三省淪陷後,日本計劃向華北擴張。他們任用了大量具有建立傀儡政權經驗的軍官,成為“華北自治運動”的策劃者。
日本人命令眾多特務機關,開始對華北地區的政府首腦威逼利誘,說服他們脫離國民政府的統治,另立政權,實現自治。戰時情況複雜,華北地區政府首腦的關係並不融洽,華北自治運動宣告破產。
日本不願就此放棄,1935年,他們再次前往北京,繼續推行“華北自治運動”。
日本人與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進行密談,殷汝耕對權力、金錢十分痴迷,心智並不堅定,不久後便成為漢奸。
11月,殷汝耕脫離國民政府,成立冀東偽政權。後來,日本人再次從中作梗,拉攏宋哲元等人,建立起龐大的親日偽政權。以中國人之手,傷害中國人。
其二,燒殺搶掠
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入南京城,舉起手中屠刀,中國30萬無辜軍民命喪殺人狂魔之手。南京,一座原本底蘊深厚的文化古城,因此血流成河。
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日本人搶奪百姓財產、縱火燒燬房屋以及大量的文物,姦淫婦女。殺光、搶光、燒光……無數人於痛苦中離去。
1945年,日本人宣佈無條件投降,侵華時期的主要參與者卻逃脫了罪責。他們回到日本,繼續從政,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卻從未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也沒有絲毫的悔恨。
中國曾經的傷痛,唯有以正義的方式討回。
1946年,以梅汝璈為代表的中國法官團前往東京,誓為中國人討回公道。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再聚首,成為東京法庭的主要審判者。
自審判開始以來,土肥原賢二等日本戰犯想方設法逃脫罪責。為此,中國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外國牧師、外國教授、美國醫生、中國百姓,親眼目睹慘絕人寰屠殺的人們相繼出庭,揭示日本政府的滔天罪行。與此同時,中國公佈了日本侵華時期的影像。
鐵證如山下,日本仍然不忘狡辯。“進入東北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擺脫苦難......日本是哥哥,中國是弟弟。哥哥的出發點是為弟弟好,弟弟卻不領情。”日本如此恬不知恥,也讓國際社會大跌眼鏡。
正義,永不缺席
東京審判法庭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日本政府相互勾結,給戰犯審判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阻礙。
1946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體檢察官會議上,中國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將松井石根等人列為第一批戰犯名單。
一時間,會議上一陣喧鬧,英國、美國等檢察官甚至鬨堂大笑。“法庭以事實為依據,請中國證人出示日軍殺人放火的實證”。美國檢察官說道。
會議結束後,中國代表團迷惑不解。日本戰犯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累累罪行人盡皆知,美國為何質疑?
相較於其他人的義憤填膺,法官梅汝璈十分平靜,他悲憤地說道:“國弱被人欺啊”!此時人們意識到,將日本戰犯送上法庭,遠不像想象中的那般簡單。
如果中國不能拿出確鑿的證據,這些日本戰犯極有可能逃脫。侵華資料複雜,日本戰犯為了脫罪將其大量銷燬,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尋找新的證據?
代表團成員倪徵燠說:“我擔心政府不會有心思來顧及調查取證之事了。”眾人陷入沉默,談判一時之間陷入僵局。
正在這時,青年律師裘劭恆站了出來,他振臂一呼,說道:“我要盡全力維護民族的氣節,法律的尊嚴!”是以,裘劭恆踏上了回國之路。
想讓日本戰犯伏法,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找到日本侵略南京的罪行。那時南京剛剛解放,中國滿目瘡痍,所有工作一團亂麻。想要從大量的文獻中,找到給予敵人致命一擊的證據,又談何容易?
裘劭恆只好親自走訪,蒐集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資料,挨家挨戶詢問,尋找最直接的物證。20天后,裘劭恆拿到了充足的有力證據。
4月1日,第二次全體檢察官會議,裘劭恆展示了眾多日軍侵華物證,此前嗤之以鼻的美國、英國檢察官頓時啞口無言。
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美國甚至當場改口:“日軍的南京暴行,是這次大戰中絕無僅有的。”如此,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已經罪責難逃。
最終,11名法官,6人投死刑票,5人投票無罪。1948年,審判團以一票之差,將11名日本戰犯送上斷頭臺。臨死之前,臭名昭著的日本戰犯有何遺言?
二河白道
土肥原賢二的臨終遺言,取自中國佛教警句:二河白道。
淨土宗大德善導的《觀無量壽佛經疏》中說:“以水、火二河喻眾生之貪、嗔,以中間之白道喻清淨願往生之心。”
佛家認為,凡塵之人進入佛門淨土時,需要跨越象徵著貪、嗔的兩條河流:“水河”“火河”。兩條河流中間,有一條細長的“白道”,“白道”無甚雜念,乃佛教嚮往之淨土。
遠東國際法庭判處7名侵華戰犯絞刑,按照抽籤順序,土肥原賢二第一個被執行死刑。二河白道,這是土肥原賢二生前的最後願望。
向來對中華文化嗤之以鼻的他,在殘害無數中國人後要求佛的諒解,如今看來,不免悲哀。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賢二,死有餘辜。
監獄如同人間煉獄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這是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的臨終遺言。同土肥原賢二一般,對中國文化了解頗深的東條英機,吟誦了孟子的名言。
孟子說,誠信是一種自然規律,追求誠信,則是做人的規律。顯而易見,誠信二字與一個侵略他國的戰犯毫無關係。作為將死之人,東條英機以此作為絕命詩,只不過求得心安。
日本宣佈投降後,東條英機作為罪大惡極的戰犯,必然要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為了逃脫罪責,東條英機決定自殺。
他要求私人醫生在自己的心臟部位畫上一個圈,待逮捕人員前來後,東條英機向著自己的心口開了一槍。
然而東條英機開槍時止不住顫抖,子彈最終打偏,經過全力搶救,東條英機康復如初。可笑的是,東條英機一番折騰,最終還是被送上軍事法庭。
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東條英機體會到生不如死的生活,他每日窩在只有一個不到100瓦燈泡的房間中,看不到陽光,也見不到希望。
為了求得一線生機,東條英機開始信佛。而殘暴的東條英機,佛門不會收留。
作為第二個行刑之人,被送上絞刑場前,東條英機口中唸唸有詞,提及天道。天理昭昭,報應不爽,殘暴如東條英機,是最不配提及天道之人。
拒不悔改
“壯士豪傑,豈可苟且偷生”,這是第三個被處以絞刑的日本戰犯武藤章的遺言。被處死之前,武藤章是日本的中將,在7個戰犯中軍銜最低。
武藤章雖是七名戰犯中的“小人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卻絲毫不少於其他的殺人狂魔。
1948年12月,武藤章被執行絞刑。臨死之前,武藤章表達了自己對妻子、孩子的思念,但卻不自知,有多少家庭然因他而支離破碎。而對於從前犯下的罪行,武藤章依舊不知悔改。
他以“壯士豪傑”自稱,實際上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臨死之前不忘苦苦掙扎,武藤章死有餘辜。
自他平等
“自他平等”起源於佛教,意為不能忘。自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逮捕後,松井石根便一直想方設法為自己逃脫罪責。然而他所犯下的罪行,永遠不能被原諒。
國際法庭宣判了松井石根的55條罪行,他即將被處以絞刑。被押上絞刑架時,松井石根已經大汗淋漓,臉色蒼白。
在空中整整掙扎12分鐘後,松井石根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對中國的祝福
第五個被處以絞刑的戰犯,是板垣徵四郎,他也是七個戰犯中唯一提及中國的人。
1945年,板垣徵四郎被逮捕,關押至東京監獄。最終,軍事法庭以殺人罪等十項罪名,判處板垣徵四郎死刑。
行刑之前,板垣徵四郎跪在地上雙手合十,念道:“無限懷念,中國友人,於今乃見,東亞之外,復有東亞。”
板垣徵四郎在遺書中提到:“祈禱中國國運隆盛。”臨死之前再提中國,有人猜測,板垣徵四郎此舉,是在試圖贖罪。想來確實可笑,14年傷痛過後為時未晚,板垣徵四郎早已經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無限牽掛
第六個被處以絞刑的廣田弘毅是七個戰犯中唯一的文官。日本侵華期間,廣田弘毅負責傳播軍國主義理論,制定日本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他與東條英機一起,炮製了一場又一場戰爭。雖未直接殺戮,同樣鮮血淋漓。
“我要死了,我可以忘記一切,只是我捨不得也不願意忘記我的妻子良牡子。”廣田弘毅即將與妻子分離,唯一的願望,就是二人能夠在夢中相見。廣田弘毅臨終遺言中最牽掛的,仍是自己的妻子。
同廣田弘毅一樣,最後被處以死刑的木村兵太郎也掛念著妻子。“永別了,希望我的妻子英鳳子不要太傷心,邁過了死亡的檻,我就會得到永恆的生。希望下輩子我們還可以在一起。”
兩年掙扎,兩年跋涉,中國最終將7名戰犯送上絞刑架。歷史應該永遠銘記,那些罪大惡極的戰犯,也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為自己贖罪。
正視歷史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工作的短暫勝利。然而審判工作的後續,卻依舊任重而道遠。
美蘇兩國對峙,冷戰大幕正式拉開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接受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援助,成為美國的得力助手。
為了替日本逃脫罪責,美國也煞費苦心。國際社會開始心照不宣地降低,對東京審判的重視與研究。
隨著梅汝璈、向哲濬等東京審判代表相繼逝世,當年的戰犯審判經歷,開始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多年來,日本右翼為了擺脫侵略者的形象,一直試圖否定當年的東京審判,為當年的日本戰犯翻案。
日本曾經出版了一本名為《東京審判是捏造》的書籍,通篇否認日本曾經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所謂研究東京審判,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否定東京審判。
日本人繼續發揚從前的“流氓”精神,宣稱東京審判對日本是汙衊,是濫殺無辜,造成了幾代日本人的心靈創傷。從侵略者偽裝成受害者,日本人為自己脫罪的手段,讓人貽笑大方。
涉及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時,日本人依舊小動作不斷。1978年,日本政府將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的靈位移入靖國神社,要求日本各界參拜。
如此,侵華戰犯在日本便擁有了崇高的社會地位。中國曾多次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他們卻不為所動。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東京審判是橫亙在中國、日本兩個國家的鴻溝。日本罔顧歷史,將民族虛無主義貫徹到底,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便永無徹底破冰之日。
面對一個撒謊成性、拒不認錯的合作伙伴,中國又如何付出真心?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為日本“洗白”。
史學研究不乏審判資料,然而在近幾年的國際著作之中,西方研究者總會問道:“為什麼要研究東京審判?”言語之中,滿是不屑與狡辯。
結語
如今中國強勢崛起,日本以及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感到極大威脅與挑戰。也正因如此,他們只能透過抵賴挽回早已經失去的尊嚴。
面對從前的歷史,中國承認落後,奮力追趕,同時也對當年的傷痛刻骨銘心。不沉溺痛苦,卻銘記歷史,絕不姑息。如此,中國也能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