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日凌晨四點左右，一艘日本漁船“福龍丸”號，靜靜漂浮在比基尼島（東北部的海面上。船員們如往常一下拋下船錨，期待著今天能捉到多少金槍魚。
兩個小時以後，一聲震耳欲聾的爆響，吸引了所有船員的注意力。他們循聲望去，泛起了一片比太陽光還要亮的光芒，一度讓他們不敢直視。緊接著，從光芒的中央射出一道烈焰，直衝雲霄，很快就爬升到了三千多米的高度，最終形成了一個標誌性的“蘑菇雲”。
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驚的船員們不會想到，他們親眼目睹了一次氫彈爆炸。
這顆氫彈的名字，叫做“布拉沃”，是美軍研製出的第二發氫彈。因為就在兩年前，美國的第一顆氫彈“麥克”就已經被造了出來，只是當時由於技術上的不足，使麥克的重量達到了六十二噸，且引爆的條件極其苛刻。因此，美國決定繼續研發，爭取儘快造出“方便用於實戰”的氫彈，“布拉沃”由此而來。
“布拉沃”試爆的地方——比基尼島，是美軍重要的“核試驗”基地，從1946年到1958年，美軍在這裡進行了六十餘次“核試爆”，使比基尼島飽受“核武器的摧殘”。不過，在這次實驗之前，美軍已經在比基尼島周圍畫出了“危險邊界”，確定了該區域內沒有“平民”。
3月1日凌晨6點45分，氫彈準時爆炸，瞬間在比基尼島上炸出了一條深約175英尺、寬約1英里（約等於1.7公里）的深溝，並釋放出了一千五百萬噸TNT當量的能量，是1945年廣島原子彈的一千三百多倍。巨大的爆炸威力，讓帶有輻射的“粉塵”飄到了位於“危險區域”之外的“福龍丸”號上面，部分船員由於缺乏基本常識，甚至主動用手“接觸”了這些粉塵。幸好船長筒井出於安全考慮，還是選擇立刻離開此地，船員們也紛紛表示贊同。
又過了三個小時，天空下起了小雨，雨水夾雜著灰白色的物質落在了船上，也落在了船員身上，而這些“物質”，將會對他們的身體造成進一步的傷害。三天後，許多船員紛紛感到頭痛，噁心，面板上有灼熱感，但筒井並未向“岸上”彙報此事，只是繼續向他們的目的地燒津港駛去。
3月14日，“福龍丸”號抵達燒津港，二十三名船員立刻被送往醫院接受檢查；其中兩名較為“嚴重”的患者，則被直接送往東京大學附屬醫院接受治療。很快，船員們就被醫院確診為“受到了核爆帶來的輻射”。兩天之後，各大媒體將“福龍丸”號遭遇核爆之事刊登了出來，瞬間引爆了輿論。日本在1945年已經遭受了兩次原子彈轟炸，如今，老百姓們紛紛為自己第三次成為核武器的受害者而感到憤怒，然後日本各界有影響力的人士紛紛跳出來指責當時的“吉田茂政府”，說日本在他的領導下，又一次被核武器侵害。
可首相吉田茂考慮到當時的日美關係，不敢公開指責美國政府，只好偷偷派外相岡崎勝男去跟美國交涉，希望能要到點兒“賠償”，以此來安撫憤怒的日本民眾。然而，福龍丸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反應，更沒有要對日本進行賠償和道歉的意思。
以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海軍少將斯特勞斯為首的部分美國高層，極力淡化或縮小事件的影響。斯特勞斯甚至對外宣稱：“一定是福龍丸號自己開進了禁區”，末了，《紐約時報》還不忘“加一把火”，說什麼：是日本漁民在窺探美國的核試驗。而這些言論不僅沒有消解福龍丸事件的影響，反而讓日本老百姓更加“暴跳如雷”。
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的美國之所以敢這麼“囂張”，就是因為日本在當時是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在亞洲的“前哨基地”，是美國在亞洲的馬前卒。特別是在剛剛結束不久的朝鮮戰爭中，日本大發“戰爭財”，掙足了軍火費，直接迎來了一波“起飛”。因此說“美國養肥了日本，完全不過分”。而且大家試想一下，在家庭中，兒子跟爸爸辯論的時候，即使兒子佔理，當爸爸的會承認錯誤嗎？只要想明白了這個邏輯，就明白美國為什麼這麼橫了。
當然，美國橫歸橫，日美政府之間該談還是要談的，畢竟“外交無小事”，何況已經激起了日本的“民憤”。
1954年3月16日，日本外務省開始與美國使館接觸，簡單明瞭地提出要美國政府對福龍丸號上的二十三名船員“負責”。可美國方面的第一反應，卻是要求“調查船員們的政治背景”。
日本政府據理力爭，在3月27日將船員們的“調查結果”交給了美方；同時，日本政府根據航海日誌上的記錄和船員們的回憶，向美方陳述了“爆炸發生時福龍丸號在美軍劃定的禁區之外”的事實，可美國人卻在這時耍起了賴皮，拒不承認福龍丸號在禁區外，施特勞斯還在一眾記者面前把福龍丸號標在了禁區之內。一時間，美國政府高層全當起了“潑皮無賴”，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
但是，在操縱實驗的科研人員的回溯下，證實了3月1日進行的氫彈試爆，確實是“控制不當”。而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原子能委員會成員霍利菲爾德在後來也承認：爆炸的威力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料。這基本等於美國人間接承認了“福龍丸事件的確源於爆炸前的操作失誤。”
四月初，日本外相岡崎勝男正式提出美國政府要向日本道歉和賠償，而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也爽快地答應了下來，他不僅在4月9日向日本政府表達了“歉意”，還說“一定會給予日本公正的賠償”。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雖說“道歉”和“賠償”的基調定下來了，但在“福龍丸號如何處置、船員如何接受治療”的問題上，日美卻再次產生了重大分歧。艾利遜根據國務卿杜勒斯的意思，對日本政府說，“船隻必須交由美國軍方控制，以防止共產主義國家從船上的放射性物質中獲取氫彈的秘密”。按理說，在冷戰時期，美國有這樣的想法很正常，但日本卻出於一種“民族自尊心”上的考慮，當即表示反對。
為了能儘快解決問題，美國人在4月24日又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讓日本“要麼沉船”，要麼“把船交給美國，將船上的放射性物質清除”。但令美國人沒有想到的是，日本政府另闢蹊徑，他們沒有選擇這兩個選項中的任何一個，而是給出了第三個方案：花錢把船買下來。並且，這個方案在月底便得到了政府批准，並由國務大臣安藤正純牽頭，辦理此事。
與此同時，這些遭受嚴重核輻射的船員們在治療過程中，也是“意外不斷”。早在3月18日，美國就派去了兩個“專家”，到日本協助治療。剛開始，大使艾利遜想讓日本政府把船員們交給美國單獨治療，結果被對方果斷拒絕。而在兩位專家與日本醫生共同治療的時候，日本醫生又對這兩個美國來的醫生橫挑鼻子豎挑眼，處處與之作對；
更離譜的是，受到輻射的船員們也瞬間“民族自尊心爆棚”，說什麼也不讓美國醫生治病。於是，由於兩邊無法正常合作，兩位美國專家在4月8日罵罵咧咧的離開了日本。結果幾個月後，船上“傷勢較重”的船員久保山率先去世，美國方面害怕日本拿久保山的死大做文章，大使艾利遜趕緊掏出一百萬日元給了久保山的遺孀，當做撫卹費。
可即便這樣，“賠償”的事也沒有就此解決。因為美國政府到底應該就“福龍丸事件”賠償多少錢，兩邊一直都在扯皮。而久保山的死，正好成了一顆點燃民族情緒的炸彈，瞬間引起了民間更為激烈的“抗議活動”。
就在這時候，國際社會也紛紛向日本漁民投來同情的目光。眼看事情越鬧越大，美國終於決定“花錢消災”，在1955年初答應日本賠償兩百萬美元了結此事。而正是福龍丸事件的發生，導致了美日關係的第一次危機。從此以後，日本政府開始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內更加積極地尋求外交的“自主性”。
參考文獻：
《福龍丸事件始末》郭培青
《福龍丸事件與美國對日政策的調整》郭培青
《日本氣象學家反對美國試驗氫彈的鬥爭》侯宏森
《日美關係：從戰後到冷戰後》馮昭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