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古人感興趣的時候,古人也在對他們眼中的古人感興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有文人士大夫對更早的遺物和遺蹟進行研究,到了北宋,因呂大臨的《考古圖》一書,“考古”這個詞終於出現,不過此“考古”和我們今天的很不同。
北宋呂大臨《考古圖》(明刻本)
我們現在一說考古,第一反應都是向下挖,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很難做到挖別人的墓,首先道德上就過不去。
所以中國的考古,大部分時間都是老學究們埋頭故紙堆的模式。從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圖錄》、李清照和趙明誠的《金石錄》,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再到清代乾隆的《西清四鑑》,考古都是採用這種老法子。
這種法子自然儲存了很多有價值的古代銘刻資料,有的書裡還描繪了器物影象,判明瞭它們的名稱和用途,甚至記錄了出土地,但並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直到100年前,我們從故紙堆中抬了一下頭。
01為什麼從仰韶開始
100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1921年的秋天,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受中國官方委派,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進行了發掘。自此,以新石器時代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拉開了中國現代考古的序幕。
為什麼是仰韶,而不是其它呢?比如發現了甲骨文確立了商朝存在的殷墟遺址,還有持續激發夏朝爭論的二里頭文化。
因為仰韶文化對中國考古有著絕對意義上的精神象徵,因它激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熱情。在安特生看來,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國從未見過,但在中亞卻大量出土,於是得出了仰韶文化是從西方傳入的說法。
這種解讀讓很多國人感到萬分沮喪,但也成為了此後幾十年中國考古學者們努力去打破的觀點。
02被不斷拉長的歷史
為了推翻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提出了“上泉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隨之而來的,是一大批重要文明遺址的現世,以及不斷震撼考古界的證據和觀點。
推翻西來說的龍山、齊家文化
1930年,在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發現了以精緻黑陶為顯著特徵的文化遺存。這一發掘辨識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也證明中國遠古文化至少有一支源於華夏本土。
到1944年,中國考古學家對甘肅寧定齊家文化墓葬進行重新發掘,進一步發現了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地層學證據。自此,齊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考古證據,徹底推翻了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將歷史往前推了一千年的殷墟
各時期遺址的不斷被發現,令中國歷史的軸線也隨之被不斷拉長。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先後出土了有字甲骨約15萬片,其上的甲骨文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使得以往只在傳說中出現的商朝徹底被證實,並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往前推進了一千年。
從未如此接近夏朝:二里頭文化
自商晚期的殷墟遺址令商朝成為信史後,考古學家迫切希望證實更早的信史,目光開始投向了商代早期以及傳說中的夏代。
1959年,年代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相當於古代文獻中夏商時期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被發現,這令考古學家感到離夏朝從未如此接近,由此正式拉開了對夏王朝探索的序幕。
打破“中原中心論”的良渚、紅山文化
曾經,我國考古界普遍存在過一種“中原中心論”的說法,直到1936年,南方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良渚文化,它有力的說明了長江下游地區的遠古文明也早已形成了複雜社會。
再到1986年,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的發現,令考古學家對中華文明源頭的研究,繼續從黃河流域擴大到了燕山以北地區。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
牛河梁是距今約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於紅山文化,它的祭壇、神廟、墓葬,均代表了已知的我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最高水平。
這些重要遺址的發現,令“中原中心論”的說法逐漸消解。在考古學家蘇秉琦看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滿天星斗”狀。他把中華大地分為六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相對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到夏商時代,隨著各地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從仰韶文化開始,當我們換了一個方式瞭解過去,文獻裡隻言片語記載的古代世界,因和實物的相互印證變得愈加清晰,同時精神世界也愈加可感,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形器,不難感到我們和“夏代”先民在信仰上的一脈相通。
隨著鼎鼎大名的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西安豐鎬遺址、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馬俑、河北滿城漢墓、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以及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的發掘,我們不僅是發現一個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偉大的精神迴歸。
正如宋人呂大臨在《考古圖》中所言,“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這由物而來的“如見其人”,是跨越古今的精神相通和一脈相承的文化認同,也是考古學的“文心”所在。
參考資料:
馬未都《國寶100》
張之恆《中國考古通論》
三聯生活週刊《重走仰韶時代考古現場》
中國新聞週刊《百年考古“重寫”了一部怎樣的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