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媒體人 王芳潔
有一句話說“人才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在華為總裁任正非看來，這話得倒過來講：最大的浪費才能培養出人才。
最近與公司創新先鋒人員座談時，任正非說：“顛覆性的創新，即使最終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對我們公司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在失敗的過程，也培養出來了一大批人才。正是因為我們研發經歷過的一些不成功經驗，才成長出了很多英雄豪傑，在座各級幹部不都是浪費出來的嘛？”
我做了點小研究，發現這不是他第一次談“浪費”了，上一次是在兩年前“批判”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我‘浪費’了1000個億，培養出了徐直軍。”徐直軍說：“不，已經2000億了。”
再往前，2013年，他說：“我們用了25年的時間建立起一個優質的平臺，擁有一定的資源，這些優質資源是多少高階幹部及專家浪費了多少錢，才積累起來的，是寶貴的財富。過去所有失敗的專案、淘汰的產品，其實就是浪費（當然浪費的錢也是大家掙來的），但沒有浪費，就沒有大家今天坐到這兒。”
在任正非眼中，有價值的浪費有兩種，第一種是被動的，因為水平低犯錯而造成的浪費。比如說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在一篇文章裡說：“我們曾經的失誤導致近億元的損失……我們浪費較大，包括用於培訓的錢，幾個億報廢了，但我們培養了一大批人，這大批人在什麼時候發揮作用呢？下個世紀”“社會上，包括一些世界著名公司，說華為浪費太大，但我們認為正是浪費造就了華為。當然，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再浪費下去。”
2001年，華為給研發員工發了一個浪費獎，把因犯錯而造成浪費的呆死料、出差機票等物品裝裱起來，作為獎品頒發給研發人員來鞭策他們；2015年，華為給每位員工發了1000美元的反浪費獎，這些錢是從過去浪費的地方改進工作，節約出來的。
上面這些浪費雖然不是主觀上想要的，但在客觀上確實培養了人才，華為有大量的幹部是從失敗的專案中成長起來的。這就是華為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灰度：以責任結果為導向，但又不以成敗論英雄。
另外一種，則是主動的，探索未知領域而走的彎路、錯路所造成的浪費。當企業發展成熟和精細化管理之後，規模化浪費的現象應該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大組織裡幹部不犯錯、不浪費反而成為一個問題。任正非在歷次公司年會上的講話，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抱怨公司利潤太高，逼著大家花錢，因錢沒有花到位而被批評的人不在少數。當然主要是在研發領域，因為研發經費是大頭。
錢花不完不是矯情。在大公司花錢絕對是一門學問，真正需要水平。一個專案要能夠獲得預算，必須要有出色的策劃，必須能夠說服各種評委，必須經得起前後左右標杆的對比，必須要有好的結果。 所以說，水平越高的人，才越能“浪費”錢；“浪費”越多，水平越高。
當然，主動“浪費”錢，主要是針對不確定性的領域，尤其是面向未來的探索和基礎研究。很多探索可能與主業務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失敗風險高，而且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能給企業帶來商業上的回報。
谷歌的X實驗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實驗室對外界很神秘，每年徵集幾百個創意，五花八門，太空電梯、氣球網際網路、從海水提煉燃料、長生不老藥等等，沒有一項谷歌主業務有關。成立十多年來，谷歌並沒有公佈實驗的投資額，但從谷歌年報中的虧損業務來看，這個實驗室每年“浪費”掉40億美元左右，佔谷歌270多億研發費用的15%左右。
華為也有類似的做法。設立了60多個基礎技術實驗室，700多數學博士，200多物理和化學博士，每年150億～20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中，有20%～30%用於研究領域。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3億美金投入大學，支援學術界開展基礎科學、基礎技術等的創新研究，不追求任何商業回報。用任正非的話說，其目的就是“支援大學成為燈塔，照亮世界，也照亮華為”。
不管谷歌，還是華為，這種對未來的創新探索的投入，已經遠超過自身的商業需要，專案成功了，主要是對人類社會和世界的貢獻；專案失敗了，至少還培養了人才。
從這個意義上講，探索創新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只不過這種活動產生成果的週期比較長，普通人在短期難以感受或理解到它的價值。
美國宇航局NASA就曾經遇到過這樣的質疑。
1970年，尚比亞一名修女瑪麗·尤肯達，寫信給NASA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地球上還有很多孩子需要忍受飢餓煎熬，為什麼美國還要耗費數十億美元嘗試把人送到太空裡去？
NASA的一名科學家寫了回信，首先是對修女仁慈憐憫之心表達了最真誠的敬意，然後解釋說：太空探索雖然不直接解決飢餓問題，但能夠為解決地球上的饑荒和貧困等嚴峻問題做出更大貢獻，最終幫助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透過衛星監測和評估提高糧食產量，透過改善國際關係改進糧食分配。更重要的是，探索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學素養。太空探索計劃每年孕育出大約1000項技術革新，大幅提高了人類的生活質量，如縫紉機、無線電裝置、船舶、飛機、天氣預報和風暴預警系統、通訊裝置、醫療裝置等。
這名科學家在信中還講了一個故事：400年前德國一個小鎮,一位仁慈的伯爵，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來救濟遭受瘟疫的窮人。有一天，伯爵遇到一個奇怪的男人，白天上班，晚上搞研究打磨玻璃鏡片。伯爵於是資助這名男子全身心投入研製光學儀器。鎮上人認為這個怪人是在研究一些沒用的東西，抱怨伯爵在他身上浪費了太多錢，都感到很憤怒。但伯爵並沒有動搖。後來，這個人研製出了顯微鏡。顯微鏡在幫助人們消除瘟疫上發揮了巨大價值，而伯爵“浪費”錢支援研製顯微鏡所做的貢獻，顯然遠遠超過單純地救濟瘟疫受害者。
實際上，這位科學家當時還不知道的是，NASA還對美國IT產業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上世紀60年代，積體電路、晶片和計算機行業正處於起步階段，阿波羅登月計劃及相關研究大大促進了它們的發展，使美國公司在未來幾十年間建立了全球領先地位。
而且NASA還成功地提升了億萬富翁貝佐斯的科學素養。他說之所以對太空旅行感興趣，並創立藍色起源公司，其源頭是也在他在5歲時得到了NASA阿波羅登月專案的啟發；而埃隆·馬斯克因登陸火星的夢想而創立SpaceX公司，也和航天事業不無關係，據說是從一本發黴的蘇聯火箭書籍開始，準備製造火箭的。
科學探索無止境，敢於將全部身家投入到未知領域的企業家，和那些敢於將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不確定性探索的科學家一樣，不是瘋子，就是聖人。
美國每年的慈善捐贈中，來自企業僅佔5%，近70%是來自個人。創造就業、創造價值、貢獻稅收、培養人才、探索未來，等等，這才是企業作為社會一份子所承擔的最主要的責任。值得中國企業借鑑。
任正非所講的華為的幹部都是“浪費”出來的，我想此浪非彼浪，是指“長江後浪推前浪”，浪費越多，培養的人才越多，華為對世界的貢獻就越大。
我希望中國多一些像華為這樣的公司，多一些研究“無用之用”的企業或個人，多一些有理想、有行動的“瘋子”，這才是一個成熟、多元包容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