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之後，在日益險惡的政治爭鬥中，工於心計、精於權謀、敏於窺測、善於轉圜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審時度勢、沉著應對，策劃“東南互保”，關鍵時刻殘酷鎮壓維新派的自立軍。危機過後，他的權位更重更高。當慈禧宣佈欲行“新政”時，張之洞和劉坤一積極響應，聯銜上了三道奏摺，即轟動一時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規劃了“新政”第一階段的實際綱領。
一
對義和團，張之洞一直主剿，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都堅決主剿。
1900年6月19日，清政府正式決定“向各國開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得此訊息，劉坤一、張之洞認為大禍臨頭，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保護各國商僑教士和使館，對各國政府道歉，對6月11日被清軍殺害的日本使館參贊杉山彬一事“優加撫卹”。最後，他們幾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關，間不容髮，再過數日，大局決裂，悔無及矣。”
然而，眾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無濟於事，慈禧於6月21日釋出對外宣戰上諭。
在朝廷與各國正式宣戰之前，以劉坤一、張之洞為核心的東南地區督撫感到大局已難挽回，於是開始大膽籌劃以“保境安民”為主旨的“東南互保”。
二
就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運作“東南互保”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使張之洞緊張萬分，一時竟不知應如何處理是好。
當北方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頓時陷入一片混亂時，康有為、梁啟超認為時機已到，決定“武裝勤王”，即用武力救護光緒皇帝，使其重新執掌大權。年輕的維新志士唐才常，主動承擔了這個危險而艱鉅的任務。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張之洞創辦的武昌兩湖書院的學生，因學習成績優秀，很得張之洞器重。而張在甲午之後痛責李鴻章賣國，則使唐對張之洞欽佩異常。
1899年深秋，唐才常從日本回到上海後，立即組織了“正氣會”；1900年春，當義和團在北方興起時，他將“正氣會”改名為“自立會”，並組織自立軍。
幾個月來，唐才常的自立軍在以兩湖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發展迅速，而且漢口是自立軍總機關所在地，也是自立軍起義的指揮中心。這些活動都是在鎮守武昌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眼皮底下進行的，由他指揮的湖北“新軍”中還有些士兵和下級軍官秘密參加了自立軍。對此，張之洞早有所聞，但他一直沒有采取鎮壓行動，只是多招了兩千名兵丁，設定了特殊的江河巡邏，加強對自立軍的防範。其實，正因為張之洞的容忍，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放縱，自立軍才可能短時間內迅猛發展。
在此局勢大亂之際，老謀深算的張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輕舉妄動，對自立軍，他靜觀局勢發展，相機行事。在慈禧、光緒最終誰能掌權的局勢未明朗以前，他採取了“明”“暗”兩種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張旗鼓地宣揚擁護慈禧；暗地裡，他又容忍了自立軍明目張膽的反慈禧活動。
之後，局勢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但聯軍並未派兵追緝太后，途中慈禧還不斷髮布命令。張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權將仍在慈禧手中。從8月18日起，大批會黨成員潛入武漢，準備23日起義。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張之洞終於做出最後的抉擇，趕在自立軍起義之前於22日清晨突然行動，將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義領袖共二十多人一網打盡，當晚斬殺！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斬殺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殺人滅口，不能讓朝廷知道自立軍曾經與他有過聯絡，以及他對自立軍曾經採取靜觀甚至縱容的態度。
三
在這種情況下，當獲知慈禧1901年1月29日宣佈欲行新政的“上諭”時，張之洞對慈禧在如此短時間內幾乎是180度的大變化，不能不深有疑慮，不知她是真心還是假意。所以，內心一直要變法、行新政的他並未立即積極響應，而是小心謹慎地打探虛實。
經過一番探聽，他得知此諭確得慈禧首肯，才開始積極行動。不過，正當他滿懷希望時，又從幾個渠道得知慈禧強調新政不得偏重西法，他又大惑不解，在給友人的信函、電報中，他提出如果“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所以，他又要心腹探明“究竟此事慈意如何？”後來，心腹覆電勸他可以實際行新政，但“不必拘定西學名目”，因為慈禧等人對“西學名目”深為反感，否則將“授人攻擊之柄”。
有此資訊，張之洞的行為更加慎重。他在與其他大員的信中坦承自己的策略，在觀念上必須認識到變革只能“以仿西法為主”“非變西法”“必變西法”，但措辭上則在“採西法補中法”“渾化中西之見”這兩句上大做文章，因為“新政上諭”中也說要“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參酌中西政要”。他進一步提出，不妨準備兩個奏摺，一折提出一些比較徹底的以學“西法”為主旨的具體措施，而另一折的主要內容則是變革中國舊法，略加整頓、稍為變通即可，以備前折被朝廷否定之用。但他還是強調，應冒風險努力說服朝廷接受第一折。
權重一時的張之洞如此謹小慎微，其他總督、巡撫更是如此。面對這種情況，張之洞提出東南各省督撫要互相商量，互通聲氣，復奏基調一致，共擔責任。此議一出，得到東南各省督撫熱烈響應，而山東巡撫袁世凱、兩江總督劉坤一早就有此意見，早就先後致電張之洞，要他先擬大綱供各省參考，自然對此更加積極。
此事正在緊鑼密鼓之際，袁世凱突然得到訊息，朝廷並不同意各省督撫聯銜會奏，強調要單銜上奏。經過一番考慮商量，張之洞分別致電原先聯絡過的各督撫，要他們單銜上奏。不過，他提醒說雖然是分別上奏，但應互通聲氣，大意應當相同，論調應當一致，以顯公論。但是，兩江總督劉坤一卻堅持要與張聯銜上奏。可能考慮到地方大員中只有劉與自己是新設立辦理新政的“督辦政務處”的參預政務處大臣，張同意與劉聯銜上奏。經過二人反覆斟酌、磋商，他們聯銜在1901年7月中旬連上三折，對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建議。這三份奏摺史稱“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直到1905年，清政府實行新政的所有措施，大致不出此三折內容。
從鎮壓維新派的自立軍到上奏行新政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為時不滿一年，從中可以看到重臣張之洞的心狠手辣、冷酷無情，可以看到他的開明、謹慎與謀略，可以看到新舊矛盾間眾大臣的動向，可以看到朝廷變革的被動與無奈，可以看到維新派漸趨激烈的變化。
摘自 | 《領導文萃》2021年10月下
稿件來源 | 《中國切片，1900》
責任編輯 | 井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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