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楊麗萍
柳友娟 繪圖
有人臨陣退縮 更多的人在堅定信仰
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全新階段。在一眾傳播者中，戴季陶贏得了陳獨秀等人的讚賞。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際，戴季陶臨陣退縮了。
戴季陶退出中共建黨工作的關鍵原因是，他反對階級鬥爭和工人運動。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既讚賞又排斥的矛盾態度，使得他與人民漸行漸遠。其後，他發表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為國民黨反共奠定了理論基礎，最終淪為“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國民黨人。
戴季陶所構建出的一整套反共理論，在現實中屢屢受挫。1949年2月，眼看共產黨即將取得最終的勝利，陷入理論和人生雙重迷茫的戴季陶，用70粒烈性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歷史證明，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需要巨大的勇氣乃至犧牲。在建黨後的28年裡，無數革命先烈為堅守信仰獻出了生命。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有名可查及其家屬受到優撫待遇的烈士有370多萬人。
但是，也有人背棄了信仰。
譬如周佛海，他曾留學日本並考取了京都帝國大學。回國後，精通日語和日本政情的周佛海應邀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以及廣東大學教授。
早年，他撰寫了《物質生活上改造的方針》《教育的解放》等論著。之後，還連續在《共產黨月刊》《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等文章。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政治投機分子的本性暴露無遺。正如他回憶的：“我為什麼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就是個人的動機。”出於對金錢、權勢的崇拜，周佛海很難保持對政治信仰或組織的忠誠。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到處鑽營、反覆無常，甚至不惜犧牲民族與國家利益。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達。1923年，李達因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而脫黨。但是，他脫黨不改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即使在白色恐怖中，也依然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認為，抗戰前，在宣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中，“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正因為如此，1949年12月，由劉少奇等介紹、毛澤東等做歷史證明人，黨中央特別批准李達免預備期再次成為正式黨員。
有人淪為“鉅奸” 更多的人在堅持人民立場
堅持人民立場，關鍵要認清和解決好“依靠誰”“為了誰”“我是誰”的問題。
古往今來，許多社會革命的組織者可以較為準確地把握“依靠誰”的問題。例如，圍繞人口占絕對優勢的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分配，洋溢著“均田”精神的社會動員口號推陳出新。近代史上，活躍在中國的各方主要力量也大都制定了較為體系化的土地綱領。但是，這些土地綱領往往停留在文字層面。
只有中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一以貫之，據此形成的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落實。這是中共獲得廣泛支援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共不僅清晰地認識到“依靠誰”的問題，還能很好地處理“為了誰”“我是誰”的問題。
舉例來看，洪秀全準確把握了“依靠誰”這個問題。太平天國無論是動員口號，還是以天王法令形式公佈的《天朝田畝制度》，都貫穿著“均平”的思想。然而，在建立政權後，太平天國不可抑制地趨向封建化。以洪秀全為首的群體搖身一變成了權貴，政權內部產生嚴重裂痕。
又如，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傳中進行了明確表達。然而，階級的侷限性，使得這個土地綱領的理論適用範圍甚至沒有超出城市。孫中山的主張沒能真正滿足廣大農民的利益訴求，這也是他所領導的革命屢屢受挫的深層次原因所在。
再來看汪精衛。1904年，汪精衛赴日留學期間加入了革命派佇列。1910年，他赴京刺殺攝政王，入獄後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辛亥革命後，汪精衛先後參加護法運動和國民黨的改組。
然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在孫中山逝世後逐漸公開化。1926年3月，由於在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中失利，汪精衛被迫辭職出走。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革命資歷遠遜於汪精衛的蔣介石，透過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得以上位。這導致汪精衛的心理嚴重失衡。
於是，他如法炮製發動“七一五”政變，不僅投靠帝國主義，還將屠刀揮向共產黨和工農群眾。此後，背棄人民的汪精衛一步步淪為叛國鉅奸。究其原因，汪精衛始終無法領悟民主革命“為了誰”的真諦，從而迷失在對權力的追逐中。
反觀中共，早在蘇區便著眼於土地分配，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將“依靠誰”和“為了誰”有機統一起來。更為重要的是，面對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共適時調整土地政策，實施“減租減息”，為的是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可見，中共對“我是誰”的理解是日趨深刻的，在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基礎上，不斷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有人“借刀殺人” 更多的人在堅守初心使命
辛亥革命以來的形勢表明，單一的反封建民主革命並不能實現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從五四運動開始，廢約運動興起，開啟了近代反帝愛國運動的新潮流。
誕生於這股浪潮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在踐行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時，義無反顧地將民族解放大任扛在肩上。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綱領，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目標。儘管此後一段時間裡，黨的力量並不是很強大，但廣大黨員還是勇敢地帶領人民群眾積極投入各種形式的反帝鬥爭。
然而，面對利益的巨大誘惑，國民黨人的反帝決心卻動搖了。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投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懷抱，任其差遣。“九一八事變”中，坐擁三軍的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甚至荒謬地丟擲“攘外必先安內”的論調。
表面上看，“七七事變”前國民黨政府所進行的經濟內遷運動為中國保留了有生力量。但需要看到的是，當時能夠內遷的產業、文化設施以及民眾數量是有限的。而東北淪陷後，日本役使百萬勞工，並對煤鐵等重要軍工資源進行了殺雞取卵式的強取豪奪。蔣介石犧牲東北的人口、資源來換取時間的做法，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戰略上更是值得推敲，也脫不了政客服務於金主的嫌疑。
同時，“攘外必先安內”還是削弱東北軍的陰謀。自躋身政界以來，蔣介石就慣用“借刀殺人”的伎倆來打擊異己。中原大戰的關鍵時刻，張學良的支援讓蔣介石得以險勝。但戰後，東北軍也一舉成為國民黨內的第二大軍事派別，是蔣介石所謂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
由於在實力和道義上都很難透過武力來解決東北軍，因而“借刀殺人”成為不二選擇。迫使張學良“不抵抗”並撤出東北，不僅使其聲名狼藉，而且撤到關內的東北軍在數量上也出現了腰斬。從結果上看，中國丟了東北，蔣介石卻兵不血刃地解決了東北軍這個心頭大患。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和抉擇。“西安事變”的訊息傳到陝北後，歡欣雀躍的黨員幹部不在少數，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人員甚至認為應該殺死蔣介石。但對國內外政治形勢予以正確分析後，中共中央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並派出周恩來從中斡旋。
總之，中共自成立以來，始終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因此，才能在一次次艱難抉擇中作出正確的判斷。而人民群眾和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