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軍
歷史學博士，中南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華民國史、中國邊政史及武漢地方歷史文化。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湖北省社科基金專案、國家民委及民政部理論課題等多項，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合著《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3卷，《中國近代商會通史》第4卷，參編《武漢淪陷史》等著作。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釋出。
摘 要：“邊政”一詞古已有之，但賦予“邊政”以現代意義，並將其作為一門學問提出來作系統的研究，則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在抗戰建國、學術救國的大背景下，傳統邊疆史地研究吸納了現代民族學、人類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以邊疆民族地區為研究物件，為國民政府的邊疆治理服務，熔鑄成一門新興學科“邊政學”。抗戰勝利後，隨著時勢的轉移，在戰時特殊國情下形成的熱門學科邊政學逐漸式微。邊政學的發展歷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時局與邊疆危機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民國；時局；邊疆；邊政學；發展歷程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自古即有經世致用的色彩。民國肇建，邊患依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中國邊疆研究的政治關懷意識更加彰顯。那就是研究邊疆必須為政治服務，為喚醒民眾，保衛疆域服務。迨抗戰全面爆發，一切的學術均為抗戰建國服務，中國邊疆研究容納民族學、人類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以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為主要研究物件，形成一門獨具特色的“邊政學”。學界論及民國邊政及邊疆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已不少見，但多側重於政府的邊疆治理與邊疆政策，或探討“邊政學”的學科內容及理論方法。對於“邊政學”學科發展史的研究，則顯得相對薄弱。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民國時期邊政學的發展歷程，對邊政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觀點，學科發展概況及其最終衰落原因等進行探討，目前仍有必要。這也是本文寫作的意義所在。
一、“邊政”問題的提出
“邊政”一詞雖古已有之，在民國初年卻未見廣泛使用。時人論及邊疆，多談籌邊、治邊、邊務、邊防等，甚少將“邊政”作一專門術語探討。直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邊政”問題始見諸報刊輿論。而政府方面，實為“邊政”問題提出的主導者。
據筆者視野所及，民國較早提出“邊政”問題且進行初步研究的，是1929年9月川康邊防總指揮部印行的《邊政》月刊。當時西康為軍閥劉文輝所據，為倡導輿論，推進康藏建設，劉在二十四軍軍部下設邊務處，創辦《邊政》月刊。劉曾撰發刊詞謂：“爰激勵職司，共策邊事，搜史乘，稽西籍，徵善策，採時言，特由邊務處詳甄審擇，編輯為邊政月刊，旨在沈隱鹹豁，鉅細畢宣，以為我國民留心康藏之先導。”該刊名曰“邊政”，實際上主要以西康為範圍，所刊文章包括西康地區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胡鶴如在弁言中謂：“發刊《邊政》，願將這混沌期中發現的邊地史實，拾來作一個零碎的報告，並隨時彙集康藏過去和現在各方面的概略，撮要介紹讀者，希望觀眾的眼光，大家放射到打箭爐川西去！” 自《邊政》月刊創刊之後，“邊政”一詞遂逐漸成為一般輿論和政治的口號。“邊政”的地域範圍，也不再侷限於川康地區，而是泛指所有中國之邊疆。
在南京中央政府方面，鑑於日本對東三省的侵略及對蒙、回等民族的分化，國民黨中央開始強調中華民族一元論，嘗試整合邊疆及內地各少數民族，團結力量共同抗日。其中，淡化“民族”、“蒙藏”等提法，倡導“邊疆”、“邊政”等口號，即是國民政府治邊的重要策略之一。對於政府主管邊政的最高機構蒙藏委員會，國民黨高層自1930年代起多次籌劃將其改組為“邊政部”或“邊務部”，終因格於事實而未成。而對於邊疆各地的少數民族，則通稱為“邊胞”、“邊民”。邊疆地區的教育簡稱“邊教”。當時“但凡牽涉到民族問題的都得想辦法用邊疆問題替代”。於是就有了與“內政”相對應的“邊政”一詞的出現。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強調：“重邊政，宏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至此，“邊政”已上升為南京國民政府治理邊疆的重要國策了。
各級政府大力提倡“邊政”的同時，各類邊疆研究的學術團體和學術刊物也紛紛面世，其中具有官方背景且影響較大者，當屬新亞細亞學會和中國邊政學會。
1930年，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人開始籌組新亞細亞學會，並創辦《新亞細亞》月刊。5月10日，學會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國民黨邊政要人戴季陶、張繼、馬福祥、克興額、林競、格桑澤仁及專家學者等200餘人與會，選舉林競為主席。學會以“信行三民主義，發揚中國文化，復興亞細亞民族”為宗旨。學會最初研究範圍是整個亞洲民族的復興。只是成立不久，適逢九·一八事變，邊事問題引起國人的普遍關注，故學會成為中國邊疆研究的重鎮。學會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大部分會員均擔任政府要職。如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林競為國民政府文官處官員，方治為中央黨部要員，馬福祥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格桑澤仁、馬鶴天、劉家駒、克興額等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另外，蔣介石、張繼、于右任、居正、蔡元培等一大批國民黨要人均擔任學會名譽會員。
學會成立後，即大舉從事邊疆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向國人普及邊疆知識。其先後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戴季陶著《西北》，任乃強著《西康札記》，楊希堯著《青海風土記》，華企雲著《中國邊疆》，馬鶴天著《救國嚶鳴集》《內外蒙古考察日記》《東北考察記》，劉家駒著《康藏》，任乃強著《西康圖經》，青海省政府民政廳編《最近之青海》，戴季陶著《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唐柯三著《赴康日記》，許公武著《內蒙古地理》《青海志略》《邊疆述聞》《新疆志略》《漠南蒙古地理》《伊思蘭教志略》《瓊崖志略》等。
上述邊疆叢書中，影響較大者有華企雲的《中國邊疆》、任乃強的《西康圖經》和戴季陶的《西北》等。其中華企雲的《中國邊疆》一書，是民國時期全面論述中國邊疆問題的第一本專著。作者從國家興亡考慮到邊事盛衰，從研討邊疆全域性大勢到考察邊疆區域性問題，從分析國內邊疆問題聯絡到中國周邊及世界格局，內容涉及邊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諸多領域。該著的出版，標誌著“中國邊疆作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客體，即被明確地推上其自身應有的獨立地位。”
《新亞細亞》月刊是新亞細亞學會的機關刊物，1930年10月創刊於上海，先後移至南京、重慶，至1944年8月停刊。《新亞細亞》共出刊14卷78期，邊疆研究是《新亞細亞》重點關注的領域。月刊先後出版了康藏專號、東北與日本專號、東方現勢專號、日寇專號、新疆與回族專號、雲南問題專號等數期。由於新亞細亞學會具有官方背景，資金來源穩定，月刊在絕大部分時間都能按時出版。對此，張繼曾驕傲地表示：學會“是中國最為健全之學術團體，而月刊亦為國內材料最豐富，最能按期出版之刊物”。
中國邊政學會也是官方主導下創辦的學術團體。1941年，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組織吳文藻、周昆田等一批專家學者，籌建一個隸屬於蒙藏委員會的邊政研究團體和刊物。當年9月29日，中國邊政學會在重慶舉行成立大會。“到會員暨有關機關代表六十餘人，由陳之邁主席，周昆田報告籌備經過，張廷休、楚明善、吳文藻等相繼演說，嗣透過會章，討論提案，選舉理監事。復於十月十二日（1941年10月12日）召開第一次理事會，推選各組主任，商討工作進行事宜。”學會毫不避諱其官辦色彩，推選吳忠信為理事長，戴季陶、孔祥熙為名譽理事長，周昆田、陳之邁、吳文藻、楚明善、王化成、曾少魯、許公武、熊耀文、朱章、孫繩武、張西曼等人為理事。其中曾少魯為總務主任，吳文藻為研究主任，周昆田為出版主任。由於蒙藏委員會的委員幾乎均為中國邊政學會的會員，實際上邊政學會就是蒙藏委員會對外的一個學術機構。學會成立後，其主要活動為舉行邊疆問題的公開演講、召開邊疆學術座談會、委託研究邊疆專題、編輯出版《邊政公論》雜誌和邊政叢書等。
《邊政公論》是中國邊政學會的機關刊物，1941年8月創刊於四川巴縣，戰後遷往南京。至1948年底停刊，共發行7卷58期。該刊辦刊主旨是為國家邊疆政策服務。發刊詞謂：“本刊發行的目的和意義，蓋欲憑客觀的見地，真誠的研究，一方闡發一般邊政原理，使得邊政實施能有個正確的理論做參考基礎；一方研討實際問題，蒐集實際資料，冀能為建設邊疆盡其前哨的義務。換句話說，就是想使理論與實際溶成一片，行政與學術取得配合，以共謀邊事的發展。”《邊政公論》經費上有政府的支援，復有眾多的專家學者為其提供稿源，發行一直較為穩定，是1940年代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該刊主要欄目有論著、譯述、書評、邊地通訊、邊政資料、文藝及調查報告等，同時應時增開各種專欄，內容涵蓋了邊疆政治、邊疆經濟與社會、邊疆教育、邊疆少數民族及其文化、邊疆史地研究等各個方面。
在官方的主導下，以新亞細亞學會和中國邊政學會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邊疆研究團體透過創辦刊物，開展學術討論及進行邊疆考察等活動，將學術研究與現實的邊疆政治相結合，提出了中國邊政研究的新課題。邊政問題的提出，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和政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併為之後邊政學的誕生準備了理論基礎。
二、邊政學的理論建構及邊政學系的成立
九·一八事變之後，邊疆問題已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1930年代起，政府方面開始設立旨在培養邊務人才的專門訓練機構。如中央政治學校設邊政專修科，蒙藏委員會開辦蒙藏政治訓練班，廣東省政府設立邊政指導委員會等。其中，蒙藏政治訓練班以“造就邊務人才”為宗旨，招收“高階中學畢業經入學試驗及格者”，學期二年，約相當於大學專科水平。該班開設課程主要有“黨義、國文、蒙文、藏文、日文、英文、中國邊疆地理、蒙藏史、中國近代外交史、國際公法、行政法規、經濟政策、籌邊政策、獸醫學、畜牧學、森林學、衛生行政、測量、軍訓、馬術”等。蒙藏政治訓練班專為培養邊疆政治幹才而設，據有很強的務實性和針對性。
“邊政”成為流行用語的同時，關於“邊政”一詞所應涵蓋內容的探討也隨之展開。1936年5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在中央廣播電臺作了題為《我國邊政問題》的演講。其對“邊政”概念的界定是：“何謂邊政？國家對於邊疆所行之政令，無論其為保衛、為治理、為開發、亦當因地制宜而有特別規劃之必要。例如主管邊事之機關，治理邊疆之法則，開闢邊地、啟發邊民之急務，以及其他一切有關邊疆之設施，皆屬討論邊政問題之範圍。”黃慕松是中央邊政機構首長，他對邊政的定義強調政治性，即“國家對於邊疆所行之政令”。同時指出“邊政”相對一般“內政”而言具有特殊性，當“因地制宜而有特別規劃之必要”。黃慕松畢竟是政治家，未對邊政展開進一步的學理探討。
抗戰全面爆發後，一些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以學術救國為己任，嘗試邊政學的理論建構。1941年9月，民族學家、廣東省政府邊政指導委員會研究主任楊成志在《廣東政治》創刊號上發表文章《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該文對與邊政相關涉的十大名詞逐條分析，分別是邊疆定義、邊疆問題、邊疆民族、邊疆文化、邊疆教育、邊疆調查、邊疆幹部、邊疆文獻、邊民博物館、邊疆政治。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向社會大眾介紹邊政研究所應涵蓋的內容。楊成志謂：“本文是一種發凡性質的論述，把邊疆研究的各項部門，一一略加解釋，俾望國內一般人士，得明瞭邊政研究為如何的事業。”在楊成志看來，邊政即“邊疆政治”，“就是管理邊疆一切邊民的事。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實現邊疆各項問題，如何開化邊民，如何提高邊族文化，如何推行邊疆教育，如何開發邊疆資源，如何舉行邊疆調查，如何探討邊疆文化與歷史，如何訓練邊疆幹部，及如何設立邊疆博物館等。”楊成志將邊政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歸納為“邊民開化”、“邊政改進”和“邊圉鞏固”三大問題，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史地、外交、國防等九個子目。談到邊政研究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係，楊成志認為邊疆調查“綜合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以人為物件的民族學為其基礎。”凡從事邊疆調查者“應具有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宗教學、技術學、統計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術”。至於邊政研究的目的，楊成志強調“本學術救國的大義”，“努力貢獻於國家，共挽危局，同圖生存”，突出了邊政研究的務實性和應用性等特點。
1942年1月，時任蒙藏委員會顧問兼中國邊政學會常務理事的吳文藻發表了《邊政學發凡》一文。這是一篇發凡起例的文章，在中國民族學、邊政學的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文章首次提出了邊政學的定義：“邊政學就是研究邊疆政治的專門學問。通俗的說，邊疆政治就是管理邊民的公眾事務。用學術語，邊政學就是研究關於邊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實、制度及行政的科學。”吳文藻在文中系統闡述了研究邊政學的目的及重要性，邊政學的性質與定義，邊政學的內容大綱及邊政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係。
吳文藻提出“研究邊政學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論的，一是實用的。邊政學原理的闡發，可使移植科學迅速發達，專門知識日益增進，舉凡人口移動、民族接觸、文化交流、社會變遷，皆可追本溯源、探求法則。這是邊政學在理論上的功用。邊政學範圍的確定，可使邊疆政策有所依據，邊疆政治得以改進，而執行邊政的人對於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邊民，亦可有所借鑑，‘為政由學始’，就是這個道理，這是邊政學在實踐上的功用。”
吳文藻認為研究邊政學的觀點主要是政治學與人類學兩種。其中人類學觀點為主，政治學觀點為副。吳文藻將邊政學研究的內容概括為邊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實、制度和行政四個部分：思想部分，“是就哲學眼光來討論有關民族的政治思想與理想。舉凡一切原理原則，主義學說，以及種種基本概念皆屬之。”事實部分，“蒐集可靠資料，不論是屬於過去或現在，乃是樹立邊政學科學基礎的要務。”制度部分，分國際與國內。國際方面，包括各國殖民政制的演變、各國管理少數民族的機構等。國內方面，包括歷代中樞掌理邊政的機構，清代蒙藏政教制、駐邊將軍大臣制、土司制度及改土歸流、邊防屯田等。行政部分，“對外所謂國家疆土及行政的完整，對內即是國內各民族的統一與協調，亦是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的統一。”
在邊政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係上，吳文藻認為“在理論社會科學方面與邊政學關係最深者，首推人類學、社會學及政治學，其次為經濟學、法學及教育學，又其次，則為史學、地理學以及其他有關國防的科學。欲使邊政學的觀點正確，方法精密，題材豐富，內容充實，就必須從這種種學科，隨時吸收其精華，非如此不足以建立邊政學的學術基礎。”
有了官方開辦各類邊政訓練機構的實踐經驗，加之民族學家與人類學家對邊政學理論體系的探索與建構，中國邊政學系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
據目前所見資料，邊政學系最早於1944年秋在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成立。關於其成立背景，時文記載：“抗戰爆發以後，國府西遷，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西北和西南邊疆的地位，遂益形重要。於是很多人開始喊出了‘開發西北’，‘建設西南’，‘有志青年到邊疆去’一類的口號。當然，‘開發’不能只是空談，‘建設’也不能只是喊喊口號就算完事的。必須要以行動和事實來表現。而先決問題就是需要有‘人才’，並且需要優秀的人才。這問題鬧了好幾年，直到三十三年秋季，教育部才給中大（即中央大學）來了一紙訓令，內容大意是說，政府現在決意要自三十三年度秋季開始，分別在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同時創設邊政學系，隸屬法學院。邊政系學生，一律享受師範生同等待遇等語。自此，‘邊政學系’這一名稱，開始創見於中國的大學史上。”
中央大學邊政學系於1944年秋季開始正式招生。系主任是民族學家凌純聲。初創時條件非常簡陋，“沒有系辦公室，沒有教授，沒有圖書裝置，沒有助教，甚至連工友也沒有。凌先生只好唱獨角戲，一人兼幹教授、助教和工友的事情。”經過一年慘淡經營，邊政學系才稍具規模。1945年，凌純聲升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由邊疆史地學家韓儒林繼任系主任。韓氏“各處延聘教授，收購圖書，充實各項裝置”，邊政學系不斷髮展。至1948年，邊政學系“已擁有四個級，七十幾位同學。執教本系的名教授，有衛惠林、芮逸夫、董同龢等十餘位。”邊政學系所開課程，第一學年和法學院其他系相同，僅開設專業課邊疆問題概論。第二學年著重學習邊疆語言和邊疆歷史文化，“每個同學必須在蒙、藏、維三種語文中選讀一種，共讀三年，到畢業為止。”因為分習不同少數民族語言，邊政學系非正式地分成了三個小組，在課程選讀上也略有差異。如邊疆歷史方面依所選語文不同而分別選讀蒙古史、西藏史、突厥史等。宗教方面，學維文的選讀回教文化史，學蒙文和藏文的選讀喇嘛教史。除以上科目外，邊政學系還開設邊政通論、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中俄關系史、國際公法、邊疆民族調查法等課程。邊政學系乃為培養治邊人才而設，注重邊疆實習。“在二年級的時候，有邊教實習，到三年級有邊政實習。”
西北大學的邊政學系亦成立於1944年，系主任是邊疆史地學家黃文弼。初創時普遍認為是個“冷門”專業。經過師生幾年的共同努力，“過去的‘冷門’現在竟紅得非常”。以至於法學院和文學院都競相要求將邊政學系納入各該院。西北大學邊政學系施教方針有四：“一、建立邊政學之體系；二、研究治理邊疆的原理原則；三、檢討邊疆所發生的實際問題；四、推進邊政之事業”。西北大學邊政學系通識課程涉及到文、理、法各學院，“每學期所開的課程十八九門，每星期總在二十八九節”，任務頗繁重。學生普遍感到學習民族語言的困難。最初僅設維文、藏文兩組，次年增設蒙文組。必修課有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考古學、政治法律學等。選修方面則維文組必修維文、俄文、回教史；藏文組必修藏文、英文、康藏史；蒙文組必修蒙文、俄文、蒙古史。西北大學邊政系也非常注重學生的邊疆實踐。“三年級學生，利用暑假到邊疆去實習，以蒙、藏、維三組，入蒙、藏、維三族集中之區域，作實際調查與研究，伸達學以致用之目的。”
三、學科整合與中國邊政研究的發展
194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一個突出的趨勢是，在政治重心西移和邊疆危機日趨嚴重的時代背景下，幾乎所有的學科都在關注西部邊疆問題，強調學術為現實的政治服務。民國邊政研究的大發展，正是得益於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門類圍繞邊疆研究的科際整合。從廣義上講，邊政學成了一門有關邊疆的無所不包的學問，凡涉及邊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研究，均可涵蓋在“邊政”的範圍之內。“研究歷史的從歷史的角度，學地理的用地理的知識，研究民族學的可以從民族學的理論來研究，搞人類學的可以用人類學的概念來研究。”
從事中國邊政問題研究的學者群雖來源廣泛，但其主力隊伍，無疑是由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來擔任。在邊政學的理論建構中，吳文藻和楊成志都曾提出要借鑑和運用人類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其他學者大多也持這種觀點。如民族學家梁釗韜就強調：“關於從事工作於文化落後社群的邊政事業，應該根據哪一門科學的知識呢？那無疑的，是應該根據以‘人為物件’的人類學了”。“我們現在，不應再把人類學的研究，視為純理論的學問。對於實用的邊政設施，似應就功能的觀念，予人類學與政治學貫通起來。換句話說，就是納人類學的理論於實踐的道路上。這麼一來，邊政的科學理論的確立，可使邊疆政策有所依據，邊疆政治得以改進。”梁釗韜當時在廣東省邊政訓練班從事教學指導工作。在培養邊政幹部的過程中，他認識到人類學、民族學在邊政上的重要意義，故有此切身感受。
在抗戰建國的時代背景下，為避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分化，國民政府強調中華民族一元論。在政策支援上明顯傾向於邊疆或邊政研究，而忌諱談民族問題，唯恐引起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情緒。民族學或人類學如果不向邊疆問題靠攏，當時幾乎難以生存。比如1934年成立的中國民族學會，到全面抗戰時期，因缺乏經費，基本上是名存實亡。而同時期的新亞細亞學會、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政學會等學術團體，則因有官方的支援而非常活躍。許多民族學家、人類學家主動適應潮流，投入到邊疆研究。如方國瑜、凌純聲等聯合創辦了《西南邊疆》雜誌；金陵大學徐益棠創立“邊疆文化研究所”；南開大學陶雲逵設立“邊疆人文研究室”；華西大學李安宅設立“華西邊疆研究所”等。人類學家馬長壽1936年還在寫《中國西南民族分類》這樣的文章，到全面抗戰時期，也開始大談邊政了。他在《邊政公論》上發表《人類學在我國邊政上的應用》，提出“中國邊疆有異於列強殖民地的性質”，中國的人類學“固然不能放棄人類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須注重中國人獨有的一方面。”這實際是在主張人類學的中國化。具體到人類學在中國邊政上的應用，馬長壽提出了七條原則：1、承認中國民族屬於一個種族，然而仍有漢、滿、蒙、回、藏、苗族之分者，乃由於文化模式不能盡同之故。2、文化的價值是相對的，非絕對的。一種文化有一種功能。3、文化是變動的，即文化動力說。4、順勢利導是改革邊制的首要方法。5、進行邊政之首當注意者，為不妨害邊民生活之基本安全。6、邊民心理並非“前邏輯的”，或“不邏輯的”。7、行政人員，相時而動，最為重要。
中國邊政學繼承了晚清史地學派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吸納了各門現代學科，尤其是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同時整合來自各個研究領域的學術隊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是邊政和邊疆研究的大發展和大繁榮時期。如馬長壽所言：“抗戰之頃，各科人士皆談邊疆。無論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其所學學科與邊疆有密切之關係，其談也固無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勞駕遠征，或閉門坐談，亦往往以邊事邊情為集註之點”。官方和民間都將邊疆問題視為關乎抗戰建國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因而催生了許多研究邊疆和邊政的學術機構、學術團體和學術刊物。各種型別的邊疆考察團也層出不窮。
在學術機構和團體方面，除了前述之新亞細亞學會和中國邊政學會之外，其他影響較大者還有西北問題研究會（1932年創辦於上海），西北開發協會（1932年創辦於南京），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1933年創辦於南京），邊事研究會（1934年創辦於南京），邊疆問題研究會（1936年創辦於北平），邊疆史地學會（1937年創辦於北平），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1939年創辦於重慶），中國邊疆學會（1939年創辦於重慶），中國邊疆建設協會（1940年創辦於重慶），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1940年創辦於昆明），金陵大學文學院邊疆社會研究室（1942年創辦於成都）等。
有關邊疆和邊政的學術刊物，除了前述之《邊政》、《新亞細亞》、《邊政公論》之外，其他較有影響者有《西北》（1929年創刊於北平），《西北言論》（1932年創刊於北平），《開發西北》（1932年創刊於上海），《西北論衡》（1933年創刊於北平），《康藏前鋒》（1933年創刊於南京），《邊事研究》（1934年創刊於南京），《西南邊疆》（1934年創刊於南京），《中國邊疆》（1937年創刊於北平），《康導月刊》，（1938年創刊於康定），《邊疆問題》（1938年創刊於重慶），《西北研究》（1939年創刊於蘭州），《邊疆研究》（1939年創刊於重慶），《中國邊疆建設集刊》（1940年創刊於重慶），《邊疆通訊》（1942年創刊於成都），《邊疆人文》（1943年創刊於昆明），《邊疆服務》（1943年創刊於重慶）等。
邊疆考察活動也蔚成風氣，各種形式的邊疆考察團一時絡繹不絕。較重要者如：1934年重慶北碚西部科學院組織的雷馬屏峨調查團，1936年中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合組的川康民族考察團，1937年重慶委員長行營組織的邊區調查團，1939年中英庚款委員會組織的川康科學考察團，1940年西南聯大組織的川康科學考察團，1942年國民政府經濟部組織的西北工業考察團，1943年國民黨中央設計局組織的西北建設考察團等。這些考察活動加深了人們對邊疆地區人文、地理和自然資源等基本情況的瞭解，為政府制定邊疆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縱觀民國時期邊政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它與抗戰時期中國時局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抗戰全面爆發後，一方面國土的淪陷激發起國人的邊患意識，一方面西遷後的政府亟待加強西部邊疆的調查研究，以鞏固大後方為持久抗戰的基地。在中東部廣大地區已淪為敵佔區的背景下，學術救國的使命使得各科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將研究物件轉移到西部邊疆地區。諸種因素使邊政學應時而生併成為當時的顯學。迨至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西遷的高校及學者群體紛紛返回東部城市，原來熾熱一時的邊政研究自然出現退潮並走向衰微。如李紹明所述：“抗戰勝利以後，大家就不提邊政了。那時各個學科就都各歸各位了，就是人類學就歸人類學了，民族學就歸民族學了。”由此看來，戰後國際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邊政研究的衰落也就自在情理之中。邊政學的發展歷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時局與邊疆危機的動態發展。
【注】文章原載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13年第3期。
責編：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