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100歲誕辰的時候，我想到了我的大姑父茅以升。他在92歲高齡入黨時激動地說：“我的新生命從92歲開始！”
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一輩子追隨中國共產黨、並最終實現入黨願望的心聲。大姑父是在1987的秋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老人家滿懷喜悅的心情，讓我的大表姐茅於美馬上寫信把這個訊息告訴我們。獲悉這個好訊息，我禁不住熱淚盈眶，對母親說：“大姑父最後的心願終於實現了，他的一生已沒有任何遺憾。”大姑父一生追求進步，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他老人家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願望。這個願望，矢志不移，老而彌堅，終於在他92歲高齡時實現了。
1984年11月22日，大姑父給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寫了一封信，誠摯地表達了自己的心願，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86年，他又正式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我已年逾90，能為黨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加入黨的殷切期望與日俱增……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多年的願望，這個願望是我一生經驗的總結……為此，特再次提出入黨申請，我願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這封入黨申請書，由89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九三學社領導人許德珩先生送到了中央統戰部。黨中央經過研究，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請。鄧穎超和許德珩同志擔任了茅以升的入黨介紹人。1987年10月12日，大姑父的夙願終於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接納了這位92歲高齡的新黨員。中央統戰部會議室的牆壁上，掛上了鮮紅的黨旗，茅以升莊嚴地舉起了右手，一字一句宣讀入黨誓詞。由於當時他患有嚴重眼疾，幾乎失明，但他努力睜大眼睛，要看清那面鐮刀錘頭的黨旗。他激動地說：“今天，是我一生最光榮、最難忘的一天。” “我的新生命從92歲開始！”
主持入黨儀式的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對他入黨表示熱烈歡迎，並說：“50年前，茅以升同志主持設計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座鐵路公路大橋。30多年來，他又用自己實際行動建造了一座由愛國主義者通向共產主義戰士的大橋。”頓時，與會同志報以熱烈的掌聲。會後，大姑父請司機繞道，先到跟隨他50多年的老秘書許宏儒先生家裡，第一個告訴他這一喜訊。許宏儒先生後來回憶說：“這一天，茅老容光煥發，心情特別興奮，顯得年輕多了。”
茅以升（新華社照片）
一
大姑父生於1896年。辛亥革命開始時，他正在上中學，一度準備投筆從戎，後來聽了孫中山先生的講話：中國革命需要一支武裝鬥爭的大軍和一支建設祖國的大軍，而下定決心走“科技救國”之路。1916年，20歲，他從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考取清華官費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卡利基理工大學留學。歷時三年，在美國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橋樑結構的次應力》，獲得康乃爾大學金質研究獎章。1920年1月即懷著“我的事業在中國”的強烈感情，回到了貧窮、動亂的祖國。他擔任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東南大學等多所大學的教授、院長，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工程技術人才。
1986年秋，他來上海開會。一天，我去東湖賓館看望他。不一會兒，有人報告說，一批老交大的校友聞訊相約來看望老校長。我攙扶他走到賓館門口，只見20多位六七十歲的老人正聚集在一起，見到他老人家，齊聲叫喚 “茅校長好”！他們都是抗戰時期交大唐山學院的學生，曾跟著茅校長轉輾多地，歷經艱辛，感情至深。這些專家教授們排著隊一一向老校長鞠躬，自報家門，茅老眼中閃爍著淚花，同他們親切握手。我當時陪伴在側，目睹學生們對他的尊敬和熱愛，深受感動。
大姑父茅以升最大的功績是，20世紀30年代主持設計和建造了錢塘江大橋。這是第一座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建造的近代化鐵路公路兩用大橋，打破了歐美國家壟斷中國大型現代化橋樑建設的局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造錢塘江橋，多少年來，被認為是“白日做夢”。茅以升和一些有志氣的橋樑工程師斬釘截鐵地說：“錢塘江上可以造橋！我們來造！”從1934年籌備到1937年11月建成 ，經歷了唐僧取經般的“九九八十一難”，終於成功。大橋剛剛建成，日寇侵入杭州、大橋即將落入敵手時，他又協助軍事人員巧妙埋藏炸藥，在12月23日，即杭州淪陷的前一天，炸燬了這座自己親手建造的橋樑。為此，他傷心得吐血，大病一場，揮淚作《別錢塘》七絕三首，立下了“不復原橋不丈夫”的悲壯誓言。他帶著相關資料撤離到後方，抗戰勝利後，又親自主持修復了大橋。1975年，他將全部珍貴的資料捐贈國家。如今，這座錢塘江鐵路公路雙層大橋已巍然屹立80多年，每天車水馬龍，潮起潮落，風雨不動，書寫了中國近代橋樑建造史上光輝的一頁 。
由中國人自行設計、主持施工的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特大橋——錢塘江大橋 （新華社圖片）
抗戰勝利後，他目睹國民黨的反動腐敗、發動內戰，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起來革命才能救中國。因此，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絕去臺灣，根據中共地下黨的指示，利用擔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機會，為保護上海的工廠、機關、學校，為保護被關在龍華監獄的三百名進步學生的安全做出了貢獻。陳毅市長在上海解放後，見到茅以升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知道，你對上海解放，是有貢獻的。”
1949年9月，他應邀北上，參加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建設新中國的總設計師”。
20世紀50年代，在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他擔任由20多位中外專家組成的技術顧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大橋的建造解決了眾多重大難題；1959 年，他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周恩來總理指定由茅以升審定設計方案並簽字，承擔保證人民大會堂結構安全責任……這一切任務，他都出色地完成了。
浙江杭州錢塘江畔拍攝的茅以升塑像（新華社圖片）
二
1981年秋至1982年暑假，我被教育部和上海戲劇學院選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進修美學，師從朱光潛、宗白華、楊辛諸先生。在北大學習的那段時間裡，每個星期天，我都像家住北京的大學生一樣，往大姑父家裡跑。到了五一、國慶、寒暑假等節假日，更要在大姑父家小住幾天，陪他談談心，幫助他回覆各種信件。
我到了大姑父家，他就很高興，總要留我住在那裡。他臥室邊的書房裡，三人沙發能“變”成一張雙人床，那是他訪問蘇聯時買回來的。他關照老保姆把長沙發拉出來，老保姆幫我鋪床時，他在一旁看著。老保姆故意把枕頭藏進被子裡，他檢查一遍，提醒老保姆說：“還差個枕頭呢？”老保姆笑著從被子裡抽出枕頭說：“在這兒呢！”他摸摸枕頭的高低，看到一切都安排妥帖了，才放心地走進隔壁自己的臥室休息。
在那兩間簡樸溫馨的書房和臥室裡，書架上排滿了中外文的書籍，除了理工科技類的書之外，還有不少文學藝術類的。大姑父告訴我，他曾經常到琉璃廠去買書。他還寫過研究《紅樓夢》的文章。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組散文《橋話》，受到毛主席的稱讚，說他“不僅是科學家，還是文學家呢！”
茅以升寫下的詩 （圖片來自北京交通大學）
有一次，在大姑父的書房裡，他和我談起入黨的事。我告訴他，自己是14歲入團、20歲入黨的。他對我非常讚許，並真誠地說：“我生於清末，長於民國初年，經歷了80多個春秋。我認為，像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又有那麼多的民族，問題那麼多，除了中國共產黨，誰也領導不了。”“就拿前幾年政協組織我們去視察的成昆鐵路的建造來說，如果沒有黨和國家統一領導，各個省各自為政，是建不成的。”“回首往事，問心無愧，但是，我沒有入黨，始終是一大憾事。”新中國成立後，大姑父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的前半生自詡是無黨派、超政治的，是一個一貫崇尚科學救國的民主主義者。在抗戰勝利後，親眼看見了國民黨發動內戰、摧殘民主、投靠帝國主義的行徑，開始認識到只有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起來革命，才能救中國。”
1958年，大姑父聽說著名科學家李四光等同志入黨，他激動不已，進一步萌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他告訴我，1962年，在參加全國科學規劃會議時，他見到周恩來總理，當面向總理吐露了自己的心願。周總理當著許多科學家的面爽朗地笑著說：“當然歡迎你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像你茅以升這樣中外知名的科學家，是入黨好，還是留在黨外更有利於工作？你應該慎重考慮。”周總理還緊緊握住他的雙手熱忱地說：“茅以升同志，你留在黨外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你的老朋友、學生在海外在臺灣的不少，你作為一位有聲望的民主人士，聯絡、團結他們更方便。”
那段時間，大姑父反覆思考總理的話，領悟到這是總理從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自己留在黨外，能發揮更大作用。但他對入黨的追求並沒有停止。
北京交通大學校園裡的茅以升雕像 （圖片來自北京交通大學）
三
到1986年，大姑父91歲高齡，他再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請求。他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我是繼續留在黨外，還是加入黨，怎樣對國家和人民有利，我就怎樣去做。但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經驗的總結。”
1985年，大姑父的雙目由於視網膜病變，幾近失明，感覺此事不能再等了。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敘述的茅老92歲光榮入黨的一段佳話。
可喜的是，大姑父入黨後的第二天，便應邀列席黨的十三大的開幕式，雖然他還是以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的身份就座主席臺上，但此時的他已經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新黨員了，以這樣的雙重身份坐在十三大的主席臺上，他的心情異常激動。大姑父在他生命歷程的最後階段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大姑父於1989年11月12日94歲時去世。在黨和國家為他舉行的隆重的追悼大會上，他的遺體上覆蓋著一面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來源：作者：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