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印尼”和“屠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應該是1998年慘絕人寰的印尼屠華暴動。

但最近英國媒體披露的英政府解密檔案，將人們的視線再倒轉30年，那是1965年發生在印尼的規模更大、更為殘酷的大屠殺。據統計約100萬人死於這場屠殺。

而這次事件更是徹底改變了印度尼西亞這個國家的歷史程序。當年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下簡稱印尼共），一朝覆滅。印尼也就此開啟蘇哈托30多年的親美英反共獨裁統治。可以說，沒有1965年的這次事件，也就不會有1998的排華大屠殺。

擁有300萬黨員，2000萬同情者的印尼共，為什麼如此輕易地轟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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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共的創立，比中國共產黨還早成立一年。

當時的印尼，長期受荷蘭殖民統治。在反抗殖民者的過程中，1914年5月，印尼創立了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20年5月，聯盟透過決議，改名為東印度共產黨。1924年，又更名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印尼共並非在溫室裡長大，相反，他們遭遇的風雨挫折十分殘酷。總結下來，有人稱印尼共“在骨灰上三起三落”，有人稱印尼共經歷了“三次白色恐怖”。

1926年，印尼共發起反對殖民者的武裝起義，但寡不敵眾，加之組織分散各自為戰，起義很快失敗。一萬多名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被逮捕。黨的領導骨幹，一些在戰鬥中犧牲，一些在殖民者的絞架下就義，一些遭流放。

此後印尼共的鬥爭轉入地下，先後進行反對荷蘭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成為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一支主力力量。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佈獨立，印尼“國父”、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蘇加諾出任總統，共產黨的活動也轉為公開。

但名義上的獨立並未換來太平，殖民者賊心不死，英國人前來干涉，荷蘭人也大舉反攻。印尼共帶領群眾，奮起抵抗，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而且由於印尼共的出色表現，黨的領導人沙米爾.沙利佛丁還曾出任印尼政府總理，有的黨員成為共和國武裝部隊的指揮員。

但殖民者明著不好打，還有暗箭伺候。1948年7月，美國、荷蘭和當時印尼哈達政府代表，在東爪哇秘密集會，策劃反共。9月，爆發了駭人聽聞的“茉莉芬事件”。

（時任印尼總理兼防長默罕默德·哈達）

事件中，印尼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捕者達3.5萬人，其中1萬人慘遭屠殺，印尼共總書記慕梭戰死，黨主席沙佐諾、副主席達爾斯曼被俘，在刑場上壯烈犧牲，34名中央委員，大多數被殺害。

事實證明，印尼政府的舉動相當愚蠢，純粹是自毀長城。把當時最具戰鬥力的印尼共打掉，僅僅三個月後，無所顧忌的殖民者捲土重來，長驅直入佔領印尼首都，逮捕了總統蘇加諾和副總統哈達。

危難關頭，很多被關押的共產黨員紛紛設法逃出監獄，奔赴戰場，再次同殖民者開展作戰。在印尼人民的鬥爭下，荷蘭人只得同印尼達成和約，到1950年8月，印尼完全脫離荷蘭的殖民統治。印尼共也得以重生。

1951年，再次重建起來的印尼共，其高層核心班子中，竟沒有一人超過三十歲，年僅28歲的D.N.艾地出任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反覆遭遇“毀滅性打擊”卻能一次次吸引年輕一代加入隊伍，這證明在當年的印尼，追求進步、嚮往共產主義，是有相當社會基礎的。

此後的印尼共，似乎攀上了一條通往成功的高速路，只是他們當時未曾想到，頂峰的前方是萬丈懸崖。

1950年開始，印尼共與蘇加諾政府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也讓共產黨的勢力得到“光明正大”的大踏步發展。黨員數量從1952年初不到7000名，到1954年就增加到超過15萬人。此外，它屬下的工會聯盟——印尼總工會（SOBSI）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會組織。

它在1955年的普選中，獲得了百分之十六的選票，而在兩年後的地方選舉中，它在中爪哇成為最受歡迎的政黨。在1965年的事件發生前，印尼共黨員數量達到300萬（一說350萬）人，同時還擁有300多萬人民青年團團員，350萬工會會員，850萬農民陣線會員，還有幾百萬婦女協會會員（以上幾個群體成員有部分重疊）。而當時的印尼總人口，剛剛突破一億大關。

由此，印尼共成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僅次於蘇共和中共），也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大共產黨。

大好形勢之下，印尼共對“不經暴力奪取政權”相當自信，認為自己走出了一條其他無產階級政黨都沒能成功的新道路。

早在1954年印尼共的黨綱中就寫入了：“印尼共產黨已經參加並將積極參加議會鬥爭。……沒有在黨內也沒有在黨外宣傳過，搞社會主義必須走向流血和內戰。”而印尼共總書記艾地1956年參加蘇共二十大更是推波助瀾。

赫魯曉夫主持的大會上，除了批判斯大林，還否定了列寧“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的理論，認為在一些國家透過議會的道路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鬥爭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這與其說是取決於無產階級，不如說取決於剝削階級的抵抗程度，取決於剝削階級自己是否使用暴力”，蘇共二十大上這句話，日後成為了印尼共覆滅的一個註腳。

1959年印尼共六大透過的新黨章，第一次寫上了和平過渡、議會道路的內容。

這也不能怪印尼共沾沾自喜，當時國內外輿論都認為，共產黨和平奪取印尼國家政權只是時間問題。艾地曾驕傲地公開宣稱：“在世界各國共產黨中，印尼共產黨是最有權威談‘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黨，因為印尼共產黨參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而且具有實行各項政策的實際潛力。”

（艾地）

為了擴大自己在議會鬥爭中的社會基礎，印尼共著力於剔除掉共產黨身上“好鬥”、“革命”的標籤，要塑造自己的無害化的形象，甚至到後來，都有點“不像”共產黨了。

比如1960年代印尼共的指導思想居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替換為了蘇加諾總統的思想！

蘇加諾此人具有不俗的理論素養，1926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元（即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聯合理論；後來又發展為“納沙貢”（印尼語“民族主義”、“宗教”、“共產主義”三個詞的詞頭）思想；在1945年的《獨立宣言》中，他又提出了建國五原則，即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協商、社會公正和信仰神道。

1956年開始，印尼共中央就開始把馬克思主義跟蘇加諾的三元聯合理論相捏合；到1964年10月，領導人艾地竟這樣描述黨的總路線：“透過以工農為支柱，以納沙貢為核心，以建國五原則為思想基礎的民族陣線，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走向印度尼西亞式的社會主義。”

1965年4月，印尼共45週年黨慶，注意是黨慶而不是國慶，會場到處並排懸掛蘇加諾和艾地的畫像。其中的不妥連在場的日本記者都禁不住吐槽：印尼共的獨立性何在，共產黨和蘇加諾總統的形象，到底有什麼差別？

誠然，蘇加諾是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但共產黨直接奉資產階級的思想為圭臬是何等的離譜？你能想象中共用三民主義替換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魔幻場景嗎？

最為扯淡的是，印尼共一心要搞“議會鬥爭”，可是實際上1960年代，這個“戰場”根本就不存在。

1956年，蘇加諾發表“埋葬政黨”演說，提出“有領導的民主”概念，解散了國會。

是的沒錯，從那時開始到9.30事件，印尼壓根就沒有什麼議會選舉。更離奇的是印尼共完全支援總統的決定，好麼你要堅持“議會鬥爭”奪取政權，現在鬥什麼呢？

而醉心於和平議會鬥爭的印尼共，完全丟掉了應付非和平道路可能性的準備，事實上放棄了武裝鬥爭，也沒有打算建立一支由自己掌握的人民軍隊。

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民軍隊”已經存在，他們把印尼共和國武裝部隊當成了“人民子弟兵”來看待。1959年印尼共六大艾地明確提出，“印尼共和國武裝部隊是人民革命的親生子”。1962年他又自信滿滿地表示：“印尼共產黨並不反對印尼國民軍。如果舉行大選，我確信，印尼共產黨將在國民軍中獲得大部分選票。”

所以，有什麼必要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呢，這不是已經有了嗎？印尼共高層稱之為“兩位一體”，艾地高呼：“每個印尼共產黨人必須貫徹這一口號：印尼共產黨和印尼國民軍兩位一體萬歲！”

但實際上，此時印尼的社會階級矛盾其實已經相當尖銳了。

印尼當時的社會階級狀況有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以總統蘇加諾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其實力量相當薄弱，在實現了國家名義獨立之後，也沒能建立起資本主義工業，在國家的各政治勢力逐鹿中，僅僅能依靠蘇加諾等人的個人威望，而缺乏實質的勢力保障。

這就使印尼的軍隊，形成相對獨立的政治勢力。一定程度上，印尼共在政治上的最大敵人，正是來自他們自認的“親生子”。

印尼共一心要為自己打上“無害”的標籤，但暗地裡，已經有多支槍口瞄準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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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印尼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實際缺乏政治勢力支援的蘇加諾，也確實對印尼共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他明確說道：“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1965年5月他又講，“沒有共產黨幫助，印尼永遠也不能作為第一流的大國出現”，“我愛印尼共產黨，把它看成我的兄弟”。

總統和印尼共的親密關係讓印尼右翼勢力特別是陸軍中右翼勢力恨得牙癢癢，陸軍中一些親英美的高階將領搞了個“將領委員會”，密謀搞個政變，把蘇加諾趕下臺。

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陸軍高階軍官組成的“將領委員會”秘密集會，並從首都雅加達以外秘密調遣軍隊，準備於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政變。

但這些陰謀活動意外被忠於蘇加諾總統的衛隊長翁東中校知道了，翁東聯合陸軍戰略預備隊加里曼丹第四軍區司令蘇帕佐准將和陸軍上校拉蒂夫等，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綁架陸軍主要領導人，挫敗政變圖謀。

9月30日夜22時，“將領委員會”發動軍事政變的前夜，翁東等人採取了行動。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衛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進行搜捕。

（翁東）

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託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看著是成功了，挫敗了“將領委員會”的政變企圖，但是，翁東卻漏掉了一個最重要的人：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

（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

10月1日，當蘇哈托得知7名陸軍高階將領被殺或遭綁架後，立即召開參謀部會議，稱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會議決定由他統一指揮反擊行動。

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總統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之後，陸軍很快攻佔了哈林空軍基地，“930運動”還不滿一天就以失敗告終。

（翁東中校被帶到法庭）

印尼共經營多年的無害化形象，在軍事獨裁者的輿論機器面前是那樣的不堪一擊，被瞬間撕碎。

蘇哈托集團或偽造印尼共機密檔案，或弄幾支槍，幾顆手榴彈，派人藏到已逃亡的共產黨員家裡，然後讓軍隊帶上記者去到現場搜查、拍照，再把這些假證據登到報紙上，以激起人們對共產黨的憤恨。一時之間，各種媒體上每天都是這種離奇古怪的新聞，讓人們感到共產黨真是壞透了，是十惡不赦的惡魔。

隨之，“懲罰”、“屠殺”變得“正義”。

當年10月8日，雅加達召開了50萬人的大會，遊行隊伍焚燒了印尼共總部。之前還備受群眾愛戴，擁有眾多同情者的印尼共，轉瞬之間就成了人民之敵。

其實彼時蘇哈托手中的力量也沒有那麼強大，一個陸軍傘兵突擊團讓他調來調去。但對面的共產黨在被汙掉了信譽之後，那才叫真正的一無所有，蘇哈托甚至根本無須調動大隊人馬，透過透過宗教團體、流氓組織就能將印尼共屠戮殆盡。

此時的印尼共像是毫無準備的沒頭蒼蠅，倖存者後來對事件的回憶文字中，看似寫了一大堆，字縫中卻只能讀出三個字來——蘇加諾！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一個被驅散和震懾的領導層，看來已完全失去能力來集合黨的力量，或應付自己黨員被大批殺害的局面。（印尼共）領袖堅持把擺脫困境的最後一線希望寄託在蘇加諾身上，自己卻匿藏起來，致使失去實際活動的能力”。

然而正如前面說到的，蘇加諾擁有的只是個人威望，而缺少真正的政治實力，此時已是自身難保，哪裡顧得上來救共產黨？

就這樣，一個坐擁300萬黨員的大黨，毫無抵抗地滅亡了。

（1966年，印尼雅加達的反共青年聚會）

當年11月中旬，蘇哈托發出一道緊急、詳細的命令，要求全國各軍區從“肉體和意識形態上”摧毀印尼共。幾個月間，大白天每天都有大批的革命者被拉出監獄，公開屠殺；一到晚間，陸軍官兵便在各地紛紛出動，把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和嫌疑分子從牢房裡提出來，用卡車運到野外，排列成行，殘酷地加以殺害，婦女、兒童，乃至嬰兒，都不放過。

一些滿口“真主”、“上帝”的所謂宗教徒，居然為了殺人舉行宴會。革命者被綁在酒席宴前，賓主肆意狂歡戲弄。酒足飯飽後，主人邀請每一個客人砍下一名受害者的人頭。在東爪哇農村，最兇惡的劊子手是由陸軍訓練的宗教團體安索爾青年團屠殺隊。他們手裡拿著名單，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到處抓人，抓到就用鐮刀和甘蔗刀砍殺。

據統計光是印尼共產黨員，就有25萬人遇害。1965年12月，印尼共中央主席艾地，由於身邊出了叛徒，住處暴露，在中爪哇被印尼陸軍逮捕，旋即遭到殺害，犧牲時年僅42歲。

蘇加諾被軟禁了，印共被幹廢了，此時，一手遮天的蘇哈托又進一步把打擊物件擴大化。

他將目光投向了印尼當地僑民，華僑華人在印尼是少數族群，並且民族特徵明顯、政治地位低下，與主流社會融合程度低，且客居印尼的僑民普遍從事工商，他們很多人經過數代人的打拼積累了大量可觀的財富，對印尼僑民下手既能將大筆財富收入囊中緩解軍費，同時，還能挑動長久以來當地居民的仇富心理轉移國內矛盾，實在是一石二鳥的辦法。

在有了雙重考量後，蘇哈托在挑動印尼土著清剿印共的同時，也不斷挑撥印尼土著與僑民之間的關係。

蘇哈托政府在當地華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並不認同新中國的情況下，將印尼共強行和華人畫上等號，煽動說印尼的貧窮是“因為華人透過印共的勢力進行的掠奪”，並謊稱“9·30事件”也是透過“在印尼華人和中國政府的直接指揮”，隨後悍然終止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在蘇哈托的挑撥下，印尼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排華風波，當地狂熱的土著居民不光對印尼共殘酷屠殺，連帶著將印尼當地華僑的房屋、商店、工廠等合法財產搶劫一空，並付之一炬，大街小巷遍佈華僑屍首，無數僑民頭顱被印尼土著割下來掛在了路旁示眾，任由蒼蠅叮咬、腐爛。

據統計，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印尼上百萬人死於事件的風波。

當時流經雅加達的梭羅河水面上，漂浮著許多屍體，河岸被血汙浸染。遇難的不僅有共產黨員，還有他們的親屬甚至同情者，許多與此毫不相干的人也被以相同的理由屠殺。

連手上沾滿鮮血的CIA都在感嘆：“就被殺人數來說，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殺可列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

在清除印尼共的過程中，印尼軍方還將目標對準了蘇加諾的總統權力。蘇加諾雖極力挽回局面，但在軍方及右翼勢力的阻撓下，他逐步被架空。

1966年3月11日，3 名將領來到蘇加諾的茂物行宮，迫使蘇加諾簽署所謂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權力移交給蘇哈托。1967年3月7日，在陸軍的壓力下，蘇加諾總統被迫交出權力，蘇哈托任代理總統，而蘇加諾仍保留總統職位。

但軍方對此仍不滿足，1967年3月12日，軍方操縱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一致透過撤銷對蘇加諾總統的任命，剝奪其所有職權。蘇哈托也開始了他對印尼長達30多年的鐵腕統治。

至此，蘇加諾政治生命已經完結。幾年後，蘇加諾在醫院病逝，在軟禁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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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政權倒臺後，曾被關押多年的墨里斯少將在受訪時稱，“930事件”是“內外因素”造成的。近年來不斷曝光的資料顯示，美、英、澳大利亞政府都積極參與了蘇哈托的軍事政變，並支援其對親共的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的屠殺。

1959年，美國蘭德公司為中央情報局提供了《東南亞是下一個十年的麻煩地區》的報告，稱“印尼社會已不能抵擋共產主義的激烈競爭”，“對共產主義最好的抗衡力量，從人員來說，是各國軍官集團的成員，從組織機構上來說，是各國的軍隊”。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美英等西方國家積極與印尼陸軍勾結，尋找其代理人。此外，西方情報機構還力圖“製造一個機會、一個藉口”，利用印尼陸軍的槍消滅印尼共產黨。

和翁東上校一起粉碎“將領委員會”的拉蒂夫上校也曾親口證實英美兩國積極參與了7名將軍欲從蘇加諾手中奪權的密謀。

英國記者Paul Lashmar與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獨立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探討英國與930事件的幕後聯絡。

根據這些報導所述，英國外交部的資訊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簡稱IRD）曾針對印尼共產黨、印尼華人與蘇加諾展開一系列的反宣傳，此計旨在複製英國對付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功經驗。

例如，BBC報導共產黨將血洗雅加達，就是由IRD的心戰專家Norman Reddaway所編造的謠言。

而前幾天最新解密的檔案顯示，英國的宣傳攻勢在這場“20世紀戰後最為殘酷的血腥屠殺”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解密檔案顯示，英國20世紀60年代一直在秘密策劃宣傳攻勢，煽動印尼軍方和反共人士“切掉共產主義癌症”，剷除印尼共產黨，最終釀成了這場“20世紀戰後最為殘酷的血腥屠殺”。

檔案顯示，英國外交部的秘密部門訊息調查部，曾在1965年派出宣傳官員前往新加坡。他們在當地製作了一份新聞簡報，以印尼移民的名義，提供給有影響力的個人，包括陸軍將領等。

他們還協助建立了一個由馬來西亞人運營的宣傳電臺，向印尼進行廣播，煽動印尼軍方將領及其他反共人士。

1965年10月，在大屠殺開始時，英國官員甚至呼籲稱，應該“消滅印尼共產黨和所有共產主義組織”。他們煽動反共仇恨，稱“只要共產黨領導人還在逍遙法外，共產黨人不受懲罰，這個國家就會處於危險之中”。

而英國外交官對此一清二楚。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GCHQ）不僅可以攔截和讀取印尼政府的通訊，而且英國政府還在新加坡設立了監視站，能夠追蹤參與鎮壓印尼共產黨的陸軍部隊的進展。

根據政府通訊總部（GCHQ）專家鄧肯·坎貝爾（DuncanCampbell）的說法，他們有能力“定位印尼軍事指揮官和部隊，轉達和接收圍捕和謀殺共產黨人的命令”。

解密檔案顯示，這場大屠殺被英國官員視為“一次最成功的宣傳勝利之一”。在“930”事件數年後，時任外交部宣傳特使諾曼·雷德達威（Norman Reddaway）不但毫無悔意，反而引以為榮。

諾曼曾透露，外交部給他10萬英鎊（約107萬港元）的預算，指示他可做任何事情以驅逐蘇加諾。

諾曼在信中誇耀稱，對偏向共產主義陣營的時任印尼總統蘇卡諾的抹黑迅速取得了成功。“他的抵抗讓我們每年多花了2.5億英鎊。憑藉資訊研究部（IRD）的研究和技術，我們在6個月內便用最低成本解決了事端。”

而英國官員口中的最低成本，卻讓共產黨和華人付出了數十萬條生命的最高代價。

美國的作惡也不遑多讓。五十多年過去了，還不斷有美國參與大屠殺的新證據浮出水面。

“930事件”後，美國政府派顛覆別國政府的老手馬歇爾·格林為駐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後便積極參與1965年至1966年大屠殺行動。

（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左)會見蘇加諾）

1990年，格林和其他美國退休的外交官和中情局官員承認，他們曾向印尼軍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幹部名單，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處決。而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

蘇哈托在前面殺，CIA特工在後面樂得合不攏嘴，這個新總統一上臺就幫他們完成了好幾年的KPI。

2014年12月10日，美國參議員湯姆・尤德爾（Tom Udall）提出一項“參議院表態決議案”，譴責印尼1965-66年的暴行，呼籲美國有關當局解密國內儲存的相關檔案。

2017年，美國終於公佈了第一批39份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的解密文件，部分文件內容摘錄如下：

“我們持續收到印共在東爪哇多個區域遭安梭爾（Ansor，穆斯林民兵組織）屠殺的報告。擊殺印尼共的行動持續在泗水周邊村落髮生，從泗水被釋出的傷員拒絕返回家園。據東爪哇鐵路主管表示，有5個車站因為部分工人遭謀殺、其他工人不敢上班而關閉。”（美國駐泗水領事館發給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電報，1965年11月26日）

“目前，不論在首都雅加達或其他各省份，鎮壓印尼共的行動仍在持續，最大問題是監獄人滿為患、獄中糧食短缺。許多省份顯然以處決印尼共囚犯、或逮捕前就地格殺的方式，成功解決問題。”（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政治參事發往華盛頓特區，標示為“秘密”的電報，1965年11月30日）

“穆罕馬迪亞（Muhammadiah，印尼歷史最久的穆斯林群眾組織）線人回報，穆罕馬迪亞屬下各清真寺阿訇均向教區信徒傳達，凡志願加入印尼共者應予格殺。‘志願的’印尼共成員被列為最劣等的外教人，殺掉他們和殺雞無異。這顯然是發給穆罕馬迪亞派穆斯林的空白殺人執照。”（美國駐棉蘭領事館發給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標示為“機密”的電報，1965年12月6日）

“反共暴力”迄今導致約10萬印尼共死亡。據峇里島可靠線人向本大使館回報，該島印尼共死亡人數現已達1萬人，包括地下黨員省長蘇德迪亞（Sutedja）的父母，甚至其遠親。”（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政治參事發往華盛頓特區，標示為“秘密”的電報，1965年12月21日）

這些內容充分證明，美國對當時發生在印尼的世紀大屠殺瞭如指掌，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當時保持沉默，幫蘇哈托獨裁政府一起封鎖訊息，掩蓋罪行。

另外，近年來的資料也表明，澳大利亞也參與了印尼的大屠殺。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澳總理保羅·基廷說，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後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保羅·基廷）

真的是“一家人”。

尾聲

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人們耳熟能詳。其實1960年代印尼共的瞬間覆滅，其震撼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承平日久，很多人覺得，革命遭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剿殺”，只存在於想象中，印尼共的滅亡告訴人們，無論你如何展現自己的“人畜無害”，無論你如何避免與人為敵，國內外的敵人都會團結一致，瞅準機會屠戮進步勢力，除之務盡，連投降的機會也不給。

有人覺得，“軟刀子”不殺人，別人罵你幾句，製造些謠言，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增強，假話就會不攻自破。但印尼共的教訓表明，以對手的輿論機器能力，把你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實在小事一樁；在他們的誤導下，群眾也可能陷入迷途。反動勢力藉此，不需大動干戈，就能殺得血流成河。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缺一不可。

其實中共有沒有吃過這種虧呢？當然是有的，大家都知道。

而1961年2月4日，印尼共為了換取自己的“合法地位”，把一份黨員名單呈交“當局”，而名單上列明（黨員）地址、黨內職務和入黨日期。

這事就連當時的印尼的資產階級觀察家也看出來了，跟1920年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一個樣。

而印尼共自己前面就已經體驗過兩次慘痛的“白色恐怖”，居然還是遭遇了更加毀滅性的第三次……

教訓擺在面前，拒而不受，那實在是神仙難救。

張海濤：第三次白色恐怖

吳軍雄：印尼共產黨失敗的沉痛教訓

克雷·鮑文：從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產黨

知乎：印尼1965年930事件小篇

BBC：印尼六十年代大屠殺：美國公開秘檔揭露新資訊

觀察者網：英政府秘密煽動50年前印尼大屠殺，至少50萬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