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西方時代，西太平洋沿岸經濟一體化與新型多邊主義合作機制的構建，將是大國關係穩健發展的關鍵。
王文
“所有大國都在時間的長河中航行，它們不能創造或控制時間，但卻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經驗駕駛航船前進。”英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的最後，引用了德意志帝國宰相俾斯麥的話預測未來。
這種開放式的大國關係預測，在21世紀進入第三個10年之際逐漸被揭開。
大國關係三大質變
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看，以北大西洋兩側為重心的傳統大國關係結構正在進入“後西方時代”。據多方推算，203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屆時“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印度”的經濟總量有望超過“歐盟+美國+加拿大+英國”。這意味著，泛西太平洋沿岸在生產、投資、貿易、消費等經濟要素的聚合，將全力碾壓北大西洋兩岸。
美國霸權衰退已是全球共識，歐洲各國的綜合國力也出現了自1500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頹勢。中國、印度、東南亞國家等過去處在大國舞臺邊緣的國家，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區。過去被西方稱為“遠東”的區域不再“遙遠”，而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新中心，也隨之會成為全球風險的新策源地。
可以想象，未來10年，東西方的大國角力將更加激烈，尤其是中美關係將成為大國關係的重中之重。在美國的策動下，南海、臺海、朝核等西太平洋沿岸熱點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升溫為大國關係的主要風險點。但中國無意重走18世紀以來“國強必霸”的老路，而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大國崛起的目標，極力推動睦鄰友好、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大國關係格局。由此看，後西方時代，西太平洋沿岸經濟一體化與新型多邊主義合作機制的構建，將是大國關係穩健發展的關鍵。
從博弈方式的角度看，以和平或戰爭為規律的傳統大國關係邏輯正在進入“後軍事時代”。大國競爭的底層邏輯已逐漸超越過去硬政治、高烈度、高傷亡的歷史桎梏，比如軍備競賽、武力壓制、聯盟圍堵等，而逐漸聚焦在軟政治、低烈度、低傷亡的新時代主題中，比如輿論鬥爭、傳染病防治、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清潔能源、科技創新、人工智慧、數字經濟、資料安全、網際網路升級、高階製造、生物製藥、貨幣擴張等。
大國軍事衝突的機率正在急劇下降。事實上，20世紀中葉以來，大國之間保持著長期的非戰態勢。21世紀以來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再次證明了武力征服對當今大國發展而言是價效比不高的手段。美國領銜的西方世界與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緊張關係，如俄美、日俄、美朝、美伊、中美、中日等的緊張關係，會長期成為大國關係的新常態，但大國熱戰尤其是中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仍是很低的。後軍事時代，大國關係中的輿論戰、科技戰、防疫戰、金融戰、能源戰頻發，更考驗大國對外博弈的精細化與全面性。
從互動規則的角度看，以國家權威為主體的傳統大國關係軌跡正在進入“後政府時代”。政府在全球治理與跨國互動軌跡中的角色仍是最重要的，但政府主導力已被稀釋。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私營部門甚至大眾媒體、商業精英、網紅人物，都在成為世界政治不可或缺的行為體。大國關係的舞臺變得擁擠，卻也變得多姿多彩。
正如中美緊張關係不會阻止兩國貿易、投資、人員、資訊往來一樣，政府意願並不能完全主宰大國關係的所有軌跡。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刻意打壓中國，尋求兩國全面脫鉤，但近年來兩國貿易、投資仍處在高位執行，並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打擊。
近年來更值得深度研究的是，西方選舉政治的腐朽化、娛樂化、搖擺化，進一步削弱了政府公信力與國家權威度。微觀層面上的個體崛起與地方力量，在防疫、商業、環保、教育、創新、科技、旅遊等多方面不同力度地影響著大國關係的未來路徑。後政府時代，全維度、多領域的大國關係互動規則變得更難以把握，但也使大國關係穩定性、延續度具有了多重紐帶與多環保險。
觀察大國關係需避免三個誤區
長期以來，人們對大國關係的看法深受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加之不少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道往往偏好於或打打殺殺、大國內鬥的內容，大國關係發生的質變往往被忽視。對此，需要避免三種觀察大國關係的思維誤區。
一是防止觀察大國關係的“西方中心主義陷阱”。西方諸國固然仍領先於多數國家，但西方的領先度與代表性遠非過去可比。30多個西方國家的人口僅佔世界的13%左右，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已下降至50%以下。非西方世界的區域大國甚至一些弱小國家越來越有牽引世界政治的能力，比如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阿富汗局勢對世界的影響、奈及利亞對西非發展的作用等等。觀察大國關係，不能只追蹤歐美日等的動向，更應比任何時候都要了解不在習慣性觀察視野內的區域大國、支點國家、熱點區域的細節。
二是擺脫觀察大國關係的“軍事衝突的焦慮”。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仍在一些區域發生，但大國之間存在恐怖的核平衡，大國軍事衝突將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決定了軍事衝突發生的機率之小。21世紀以來，普京治下的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常常劍拔弩張，但關鍵時候都能及時剎車。當下中美關係的緊張程度尚且不及過去20年俄美關係的惡化程度，與冷戰的慘烈相比更是相差甚遠。大國關係觀察者不妨心態更平和一些，大可不必動輒拿武器與軍事說事，以即將到來的戰爭揣測大國關係的未來。
三是警惕觀察大國關係的“政府視角的侷限”。大國關係不只是政府關係，也不只是政治關係，還有貿易、投資、教育、人文、資訊、科技等諸多其他層面的內容。以中美關係為例，如果只看兩國外交部門的反唇相譏、口誅筆伐，一定會以為兩國已徹底撕破臉，甚至開戰在即；但若看兩國商界、投資界或社會層面，該有的交往、交易、交友從來沒有停止過，甚至有一些資料還在上升。追蹤政府的政策固然重要，但還要看各領域的全貌。
大國關係研究正規化的變革
基於大國關係之變的剖析，有理由對未來的大國變局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對於研究大國關係的學者而言，不妨多致力於大國關係研究正規化的理論變革。以摩根索、華爾茲等的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現實主義理論越來越暴露出21世紀大國關係質變的解釋力缺陷，更凸顯了其忽視新興國家崛起與低估中國思想的狹隘性。中國近年來提出的“一帶一路”、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早已超越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正規化，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等新危機也非現實主義邏輯能夠化解。中國學者理應尋求更多的鮮活案例，突破長期以來的西方思想桎梏，為國際關係理論創新作出更多中國貢獻。
對於追蹤大國關係的媒體人而言，不妨多用精細的事例講述當下大國博弈的複雜性。大國博弈不只是政治與軍事等“硬政治”的博弈，更有經濟、人文、科技等“軟政治”的博弈；不只有爭鬥，也有合作；不只有後退，還有進步。講好大國博弈的複雜性，體現觀察世界的中國視野，既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題中之義，也是塑造中國人的成熟世界觀必不可少的路徑。
對於關心大國關係的普通大眾而言，不妨多一些平和心態與戰略定力。在網路與自媒體端，一些網友對大國博弈的評論常常過於激動，動輒喊打喊殺，或者擔憂天下大亂。其實，新時期大國關係的穩定性遠超普通人的想象，大國外交的專業性也非圈外人能體會。做好自己手頭的事情，善於獨立思考，而不被某些報道的激烈渲染所左右，或許能少一些焦慮與煩惱。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