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兩面性”歷來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個突出特點，在美國曆屆政府的對華外交實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自特朗普政府啟動“戰略競爭”這一對華新思路之後，以“打壓（或“遏制”）+接觸”為特徵的“兩面性”呈現出一些新變化，打壓、競爭一面愈發凸顯，接觸一面明顯弱化。執政8個月以來，拜登政府在繼承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這一基本思路的同時，還試圖更加精細地“操控”中美關係發展軌道，對華戰略的“兩面性”亦開始呈現全新特徵。
“兩面性”的新特徵主要體現為拜登政府在絲毫沒有放鬆對華遏制打壓的情況下，對“危機管控”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關注。過去幾十年，美國對“危機管控”問題也十分重視，但往往更多基於戰術層面考量，重點在於防控中美之間出現重大危機、擦槍走火等可能讓美國政策難堪的事件。例如2001年“撞機事件”、2009年“無暇號事件”等意外突發情況出現後，美國均在第一時間實施危機管控，謀求“大事化小”。再如，美國過去也常常尋求在朝核問題、地區軍備控制等某些熱點問題上推動預置性危機預防與管控機制，謀求將潛在危機“化於無形”，也避免此類潛在危機衝擊中美關係。
與前述相比較，拜登政府對於危機管控的重視程度則明顯具有“戰略性”色彩。在其看來，危機管控不僅是防止中美出現危機事態的重要戰術手段，更是在“戰略競爭”時期框定中美關係發展軌道的核心依託，有危機管控託底，美國就可以束縛中國的政策選項，限制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力度，從而放心放手地對中國實施全面競爭和各種打壓，也可以在諸如應對氣候變化、阿富汗等問題上向中國提出合作要求。拜登政府的上述如意算盤，十分明顯地體現在迄今的對華外交接觸過程之中。無論是副國務卿舍曼訪華期間提到為中美關係設定“護欄”和“引數”，還是白宮新近宣告與中國進行高層通話是為了“負責任地管控競爭”，均為此意。在中美現近為數不多的高層接觸中，美國如此不厭其煩地闡釋危機管控，充分反映了其對該問題的戰略關注，折射了它出於一己私利試圖單方面為中美競爭設定框架的深層圖謀。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啟動了“戰略競爭”的對華新方略，那麼拜登政府則希望將“戰略性的危機管控”打造為“對華競爭始終符合美國利益”的終極保障。
拜登政府從戰略層面重視危機管控，源於其對中美實力對比發展態勢的深層焦慮，源於其對無法主導中美關係程序的長期憂慮。過去幾十年，中美實力對比雖然尚未質變，但兩國實力在很多領域的快速接近已經成為現實。中國經濟總量歷史性地達到美國的70%，中國軍事能力開始對美國傳統主導地位構成直接威懾，部分科技領域的“領跑”趨勢讓美國有了危機感，等等。上述實力變化，既是促使美國啟動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背景，也使得美國認識到自己恐怕無法全盤主導中美關係的未來程序。與此同時，面對中國全新的“平視外交”，面對中國更加積極有為的對美戰略佈局，美國已經充分認識到“無法影響中國行為”的深層困境。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美國既要推進對華“戰略競爭”，以求維護綜合國力優勢和霸權地位，也需要不斷倡導所謂的“負責任地管控競爭”，期望藉此來影響中國的行為，防止中國的戰略反制戳破其如意算盤。
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清醒認識美國對華戰略新的兩面性，直面中美關係呈現出的更大複雜性，展現大格局、大擔當，切實維護自身安全與發展利益，同時妥善處理好攸關世界前途命運的中美關係。這就意味著，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回應美國對華思維中的消極因素，推動兩國關係儘快回到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這也意味著，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透過自身的不斷髮展來塑造處於轉型過程中的美國對華戰略。（作者：李巖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