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範欣
下半年以來，全球能源價格出現了持續上漲，天然氣、動力煤價格創歷史新高，石油價格創疫情暴發後的新高，全球多個國家電價持續上漲。不僅如此，全球多個國家還出現了一次能源危機，英國出現了油荒、歐盟出現了氣荒、美國油和電均呈現供給吃緊的態勢，印度、巴西、黎巴嫩等國電力供應極為緊張，我國不久前也出現了拉閘限電的問題。
要知道，北半球冬天還未到來，隨著冬季的到來，對能源需求會持續增加，屆時能源供需矛盾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能源作為各國居民生活和工業生產之必需品，供應緊張和價格上漲不僅會帶來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更會提升工業生產的成本，帶來全球範圍內通脹率的持續提升，進而影響到一些國家經濟的正常執行和宏觀政策的走勢，必須提早進行預判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之舉。
當然，要提出應對之法還必須先弄清楚此次全球一次能源危機的原因。由於各個國家的能源結構有所不同，因而能源危機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大體上可以歸結為：能源供給彈性相對於需求而言較小、全球貨幣政策過於寬鬆、減少碳排放造成個別國家能源結構不穩和極端天氣頻發。
先說能源供給。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全球能源需求出現了一輪下降，部分能源生產企業也因疫情影響出現了停工停產的問題，但隨著各國貨幣寬鬆政策和財政擴張政策的快速落地，需求端呈現快速恢復的態勢；反觀供給端，一方面由於能源生產企業停產再恢復需要時間，產業鏈上下游還存在一個匹配的問題，比如英國油荒問題之一就是卡車司機短缺，另一方面則是受地緣政治影響，能源主要生產國家如伊朗能源出口還因國際社會制裁而導致原油出口受限。能源供給恢復的速度跟不上需求端的恢復速度，也就是說能源的供給彈性相對於需求彈性較小，由此帶來一次能源供需矛盾進一步突顯，一次能源價格出現飆升。
接著說貨幣政策。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將現代貨幣理論（MMT）這種原先只停留在書本上的理論應用於現實，也就是採取了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說白了就是憑空印錢，並將一部分資金直接發放給居民，美聯儲資產負債表10月初已經接近8.5萬億美元，相對於疫情前的4萬億美元已經翻倍。結果是一方面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快速提升，需求端快速恢復，另一方面多印出來的資金在資本市場上興風作浪，恰逢一次能源供需矛盾體現，提供了資本對包括能源在內的大宗商品進行瘋狂炒作的空間。能源價格的上漲給很多不那麼富餘並依靠傳統一次能源發電的國家帶來較大困境，比如黎巴嫩，再比如印度，發電企業因煤炭價格上漲而減少煤炭購買量，進而影響電力供給。
再說減少碳排放方面。全球減少碳排放已逐漸成為全球的共識，在這方面歐洲走到了前列，多個國家的能源結構已經向“風光水”等可再生能源領域傾斜。比如德國，在2017年時，可再生能源發電佔比為37%，到了2020年，這一比例已快速提升至46%。放眼整個歐盟，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已超過煤炭和天然氣發電佔比的37%，達38%。減少碳排放的整體方向固然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不穩定性上，因為“風光水”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具有間斷性和波動性的特點,某種意義上存在“靠天吃飯”的問題，風力足的時候能多發電，但並不一定與需求相匹配，現階段發展可再生能源必須配合傳統火力發電削峰填谷，長期則需要相關儲能技術的更新迭代和大範圍推廣應用。此次歐盟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歐洲風量出現下降，根據氣象組織Vortex釋出的資料顯示，今年北歐風力強度平均下降了15%。由此產生的能源供應缺口需要煤炭和天然氣發電補充，但煤炭和天然氣供應又出現了問題，因而導致歐洲電荒的出現。
最後說極端天氣問題。2021年全球極端天氣的發生天數明顯高於2020年，我國河南、山西等多地發生了洪澇災害，德國出現了超級洪水，北歐風力強度下降，美國年初出現了極端嚴寒和山火，巴西則出現了罕見乾旱現象。極端天氣的增加嚴重影響了能源供給，比如德國今年上半年的風力發電量同比大幅縮減21%。
回顧此前幾次全球出現過的能源危機，幾乎都對全球通脹水平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執行造成了顯著影響，而且後續隨著通脹水平的提升發達國家可能會陸續進入加息週期，而發達國家一旦進入加息週期將對很多債務規模較大的國家形成非常大的衝擊。比如在第二次石油危機後，前期透過大量舉債發展的拉美國家和東歐國家因發達國家加息導致經濟債務泡沫破裂，一直到今日經濟都沒有恢復元氣。今年8月有全球經濟金絲雀之稱的韓國已率先進行加息，其他發達國家預計在通脹水平快速提升後也會逐漸進入加息週期。
對我國而言，已經提出“雙碳”的發展目標，短期一方面需要注意傳統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過渡期的電力供應保障工作，確保經濟社會的穩定，並逐步捋順火電的價格傳導機制，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已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舉措，另一方面則需要加大儲能行業發展速度，透過儲能行業發展彌補可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先天缺陷。此外，為應對未來潛在的全球加息，需要合理保持債務規模，並持續對房地產行業予以高壓政策打擊，短期雖然會對經濟帶來一定衝擊，但中長期而言則會減少未來全球加息週期的到來對我國債務問題的衝擊，進而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為財經評論員
（校對：顏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