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北克歷史檔案

•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晉察冀邊區靈邱縣縣長、第十七專署副專員。
• 1945年抗戰勝利後赴東北，先後在嫩江省任嫩南行政公署秘書長、省第四專署專員、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和財政廳廳長。
• 1952年4月，從本溪市委常委、本鋼副經理任上調到鞍鋼，出任基建副經理。
• 1958年3月，率領鞍建3萬餘人奔赴酒泉，任酒鋼首任經理，後曾任國家建委副主任。

1955年，時任“鞍建”經理趙北克（坐右四）和鞍鋼經理袁振（坐右五）在一次現場召開的大會上。

“看形勢，酒鋼是要下馬拆廟了。”

召開了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已接近尾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與趙北克私底下議論，作出了這個無可奈何的判斷。其實，早在1960年冬，趙北克就已經正式接到冶金部通知，決定酒鋼緩建，但始終不甘心，依然期待著形勢會發生改變。此時此刻，透過會議的氣氛和當下的經濟氣候，趙北克也看得明白，酒鋼下馬已成定局，心裡非常痛苦，默默無語。

1962年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原擬定參會者範圍擴大到各地縣委書記，經鄧小平同意，並經毛澤東、周恩來等圈閱，又增加了近千名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變成了7000多人的“空前絕後”規模，史稱“七千人大會”。趙北克以嘉峪關市委第一書記和酒鋼經理的雙重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末期，劉瀾濤要趙北克去請示冶金部，讓部裡給出明確意見。會議結束，他馬上去了冶金部，部裡也認為酒鋼不下馬不行了，將報請國務院批示，讓他等候訊息。

如今，明知聽到最終的訊息後，肯定會是心涼半截，趙北克仍然不死心，一直在東奔西跑。4月，他又跑了一趟北京，部裡沒有人忍心直說，只告訴他部長王鶴壽在廣州。5月1日，他追到了廣州，王鶴壽向他交了實底：黨中央、國務院已決定酒鋼下馬，同時告知他調任武鋼黨委書記。原本只抱著一線希望，也深知希望十分渺茫，而今聽了王鶴壽的通報，希望徹底破滅了，趙北克的心裡難過至極。當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都催他馬上到武鋼赴任，可他怎麼能捨得丟下酒鋼？堅持不同意立刻去武鋼赴任。後經請示王鶴壽，答應了讓他回酒鋼處理完善後再到武鋼上任。

1958年，“鞍建”經理趙北克（右四）率隊先期奔赴酒泉，與副經理溫良賢（左四）和喬石（右二）等留影。

在新中國冶金基本建設史上，趙北克與其搭檔王文是當之無愧的開路先鋒。兩個人都是東北人，趙北克是遼寧瀋陽人，1918年生，入北平東北中山中學讀書時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王文是吉林大安縣人，1911年生，從北平東北中學畢業後東渡日本，於193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學，當年盧溝橋事變後毅然回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抗戰期間，兩個人都在晉察冀邊區，他曾歷任邊區政府實業處秘書主任、第二專署秘書主任、靈邱縣縣長、第十七專署副專員，王文曾歷任晉察冀軍區第三分割槽十一區敵工幹事、軍分割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區委敵工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兩個人赴東北後都在嫩江省，他曾任嫩南行政公署秘書長、省第四專署專員、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和財政廳廳長，王文曾歷任省軍區第二分割槽政委和行署專員、省第二分割槽地委書記和行署專員、省建設廳廳長。解放初期，兩個人先後調入鞍鋼，又先後出任公司副經理。他於1952年4月從中共本溪市委常委、本鋼副經理任上調到鞍鋼，任公司副經理，主管基本建設；王文於1949年6月從嫩江省嫩南辦事處主任位置上調任鞍鋼秘書長，當年9月改任採礦部主任，1951年10月任公司副經理。

1952年4月，鞍鋼“三大工程”動工在即，由公司4位副經理和一位秘書長直接參與的基建指揮系統，也正式啟動執行。副總經理王玉清（陳雲秘書，後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總管基建系統，基建副經理趙北克主管施工，副經理王文分管基建財務和材料，副經理王勳分管設計，秘書長顧明（後曾任周恩來秘書，國務院副秘書長）具體負責基建指揮系統內部協調。

最初的基建系統，僅有從公司內部轉調的15名廠處級領導幹部、170名管理人員和180名工程技術人員，搭建起了6個專業工程公司和兩個廠，共有職工12854人。到1954年底，基建系統已經擁有職工50863人，其中廠處級以上領導幹部132名、各級各類管理幹部8010名、工程技術人員3747名，在全國冶金系統形成了第一支包括地質勘探、勘察設計、裝置成套和施工等一體化的基本建設隊伍。

1958年12月，酒鋼開工建設，出任酒鋼首任經理的趙北克(前右)在開工典禮上。

1955年初，由蘇聯專家提出的將鞍鋼“一分為三”（即生產、基建和設計各自獨立）的建議，經重工業部報請國務院批准實施，基建系統由此劃出鞍鋼，成立鞍山鋼鐵建設公司（簡稱鞍建），直屬重工業部領導。趙北克和王文隨之調離鞍鋼，分別出任鞍建公司正副經理。從此，趙北克帶領著新中國的第一支冶金基本建設隊伍轉戰天南海北，相繼奔赴包鋼、武鋼、首鋼、湘鋼及貴州、河南、河北、雲南、安徽、陝西、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

1955年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全國六大區都應有鋼鐵基地，目前只有西北還沒有，使我難以安枕。我盼望老李（地質部長李四光）、長工（地質副部長何長工）和同志們能在兩三年內給我一個好訊息！

3年的時限將到，毛澤東等待的好訊息傳來了。1958年1月，冶金部確定了酒鋼大型鋼鐵基地的廠址和規模；2月初下達決定，由鞍建公司經理趙北克親自率領約剩3萬人的基建隊伍整建制調往嘉峪關，同時從鞍鋼抽調2000多名技術骨幹和技術工人，建設酒泉鋼鐵基地。3月7日，接到冶金部決定後，趙北克帶領老幹部鄭康、李英奎等9人小組先行出發，第一批進入戈壁邊關。5月，設在酒泉和北京的兩個籌備處先後成立，李英奎和鄭康分任主任。當月，第一副經理溫良賢、黨委副書記慕光三、總工程師程世通、技術處處長喬石和機械化公司經理何英等9位領導幹部組成的工作組赴酒泉，具體安排大批人馬進駐建設工地。

溫良賢等一行人進駐酒泉盆地時，從地質隊駐地商借了6棟平房，作為酒鋼機關臨時辦公用房，後稱“酒鋼大院”。到年底，鞍建公司的人馬全部到達，解決住處已成為燃眉之急，但絲毫沒有影響建設者們的熱情。1958年12月15日，高爐、焦爐、礦山、鐵路、熱電站、水源地、機總廠等7大工程舉行全面開工典禮。冰雪晶瑩的祁連山前，古關城外的戈壁灘上，到處紅旗招展，鑼鼓喧天。“讓祁連山低頭，讓北大河讓路！”“讓鏡鐵山獻寶，讓戈壁灘變天堂！”“以空前速度建成酒鋼，在冶金建設中創造奇蹟！”等鋪天蓋地的大幅標語，展現出了建設者的豪情壯志。

1950年，趙北克（二排左四）與喬石（二排左三）、劉廉（前排左二）、喬石夫人鬱文（二排左二）等合影。

正當中年的趙北克，率隊從東北開赴西北，可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決心用4年時間在這裡建設一座年產400萬噸鋼的鋼鐵聯合企業，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建設速度。跟隨趙北克一路走過來的老鞍鋼人，也都非常瞭解他們的這位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的統帥。當年，他一聲令下，大家來到大西北，都覺得跟他走不會錯。可是，風雲莫測，世事難料。伴隨著基建戰場在戈壁荒灘迅速擺開，日趨緊縮的經濟形勢也初露端倪，計劃投資開始壓縮，直至最終工程全部下馬。

“酒鋼一年以後一定要繼續建設；隊伍一定要回來；酒鋼建制一定不能變。”

在宣佈疏散的動員大會上，面對圍攏在身邊的這些與自己朝夕相處的老鞍鋼人，善於打大仗、打硬仗的趙北克，仍然信心未泯，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他一定還會帶著隊伍殺回來，打上一場漂亮仗。因此，在疏散動員大會上，他幾乎是對著大地在呼叫，幾乎是對著天空在吶喊，發自心底的“三個一定”震聾發聵，在會場的內外、在人們的心中，久久迴盪。

疏散動員會後，趙北克還是沒有離開，人們都看得出來他捨不得走。一直在酒鋼把留守的班子、留守的職工都安排好了，他隨後又去了新疆石河子、西安等地，看望外借到那裡的部分職工，並親自返回鞍山，以安排好部分職工回鞍鋼。一切都料理妥當之後，他充滿著依戀，“一事三蹙額，一步三回頭”，走出了戈壁。

趙北克走了，無奈地去了武鋼；第一副經理溫良賢也走了，帶著部分基建隊伍去了黑龍江；基建大軍暫時散了，分頭去了江西、陝西、河南、遼寧……一支56000人的隊伍剩下了不到1300人留守，樊天佑（曾任鞍鋼基建系統秘書長）和劉潔泉（曾任鞍鋼房產管理處副處長）留了下來守攤子。

1950年代末，趙北克（二排右四）參加會議，與喬石（前排左二）、劉廉（前排左一）等酒鋼領導幹部留影。

命運也時常會捉弄人。就在他們都離開了酒泉的兩年後，1964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會議，趙北克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鄭重地提出了西南、西北大三線鋼鐵建設問題，指出：“酒泉、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聽到毛澤東的講話，趙北克非常後悔，悔就悔在酒鋼下馬早了一點兒。冶金部副部長夏耘私下和他議論，也認為如果再拖一拖，酒鋼可能不下馬了。

在武鋼，當聽到有部分老工人給他捎信說：“我們做夢都夢見趙經理帶領我們回酒鋼了。”他感動得熱淚盈眶，不能自持。1988年，他以古稀之年第3次來到酒鋼，動情地對採訪的記者說：“我雖然在酒鋼只工作了4年，但我的命運和酒鋼連在一起了，我的心始終留在嘉峪關。”

2001年4月25日，酒鋼第一任經理趙北克（後曾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對前來探望的酒鋼黨委書記韓顯沛叮囑道：“我走後，不要驚動大家。”

鍾翔飛 撰文 智春山 楊偉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