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毛主席在湘贛邊界點燃了秋收暴動的火炬,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工農武裝。
圖丨1937年3月,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師範學院院內的合影
早在7月初,汪精衛叛變之前,根據毛主席的託付,毛澤民已經安排楊開慧和三個孩子撤離武漢,回到板倉鄉下。
在領導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歲月裡,毛主席常常想念楊開慧和三個幼小的兒子。然而,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他們音信全無。
毛主席知道,開慧肯定很不容易。她要在險惡的環境中堅持地下鬥爭,身邊有三個孩子,還有岳母向振熙老人,一家人的生活怎樣支撐?
眼看岸英到了上學的年齡,岸青亦已懂事,小岸龍也已經2歲多了,撫養和教育孩子的擔子全部落在開慧一個人的肩上。
楊開慧的心裡也一直惦記著毛主席,還專門寫了一首題為《偶感》的五言長詩來寄託自己的思念之情。
此時的楊開慧恨不得長上翅膀,飛到毛主席的身邊,與他朝夕相處,共同戰鬥!
在中央檔案館裡,收藏著一封毛主席寫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信。從字型上看,這封信是毛主席身邊的人代抄的,落款時間是1929年11月28日。信中寫道:(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一291頁)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
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訊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毛主席在寫給李立三的書信中,附帶了以上一段話。毛澤東相信,只要澤民在,開慧母子就會有依靠。
這就足以見得,毛主席對於弟弟的信任,也讓我們感受到了滿滿的兄弟情深。
毛澤民的“家庭觀念”是得到眾人交口稱讚的。按韶山鄉親們的說法,毛澤民是用整個一生堅守後方,他從小種田持家,參加革命後,仍然是上屋場的“管家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韶山南岸村上屋場“毛澤東故居”,是毛澤民和父親毛順生經過長年艱辛勞動建造起來的。
可是,毛澤民卻把自己的臥室放在整座房子的最後面。這裡緊靠著常年滴水的山崖,房間裡又陰又潮。
但這裡是上屋場的後門,盜賊往往是從後門進來。毛澤民從小養成了先人後己的好品質。
大哥毛澤東在外面幹革命,小弟毛澤覃在省城上學,常年不在家,老二毛澤民卻把乾燥、明亮的房子留給了他們。
毛澤民始終把照顧好自己的兄弟和他們的家人,看做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
1927年11月,毛澤民從湖南迴到上海,繼續負責黨的出版發行工作。他常常思念在井岡山建立武裝根據地的大哥和跟隨南昌起義部隊輾轉作戰的小弟,也惦念著在長沙鄉下的大嫂和三個侄子。
毛澤民節衣縮食,經常寄錢給楊開慧,接濟她和孩子們。楊開慧在給好友李一純的信中,曾經寫道:“由於澤民的家庭觀念,我還沒有餓飯。”
楊開慧經常告訴孩子們:“你們有一位好二叔,他在上海做生意。他很關心我們一家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二叔的恩情。”
每當閒暇時,楊開慧還給孩子們講二叔如何愛他們的小故事:
“那是1925年春節後,爸爸媽媽第一次帶你們回韶山老家。我們從銀田寺下船時,離韶山還有好遠好遠的路。”
“一路上,爸爸在和挑東西的叔叔談話,媽媽抱著不滿週歲的岸青,岸英怎麼辦呢?他只有2歲多,怎麼能走這麼遠的路呢?”
“要知道,和我們一起回家的還有你們的澤民二叔。二叔讓岸英騎在自己的脖頸上,還不停地講故事,逗得岸英樂個不停。就連專心談話的爸爸都幾次停住腳步,回頭看著你們。”
1927年,毛澤東一家住在武昌都府堤時,岸英已經5歲了。他依稀記得,二叔毛澤民和三叔毛澤覃都在家裡住過。二叔每次來都帶來好吃的東西,逗他們玩上一陣,然後,就和爸爸關起門來談話。
1930年6月、7月間,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下長沙。但部隊撤離不久,湖南國民黨當局就進行瘋狂的反撲。
他們派赴各縣的“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到處抓人殺人,僅在板倉附近就有400多名地下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
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更是敵人捉拿的重要物件。同志們勸開慧帶著孩子趕緊離開,她卻設法讓其他同志先隱蔽轉移。
10月的一天,因叛徒告密,楊開慧不幸被捕,8歲的兒子岸英和保姆陳玉英也同時入獄。
11月14日,年僅29歲的楊開慧在長沙市瀏陽門外的識字嶺壯烈犧牲。
楊家按照開慧生前的囑咐,只買了一口普通杉木棺材,將開慧掩埋在她童年時代嬉戲玩耍、青年時代和毛澤東一起暢談革命理想的棉花山上。
湖南軍閥何鍵是個殺人魔王。他本想斬草除根,將岸英一同殺掉。岸英才是個8歲的孩子。按國民政府的法律規定,未滿16週歲不能判處死刑。
何鍵就耍了一個更加陰險的毒計,企圖用岸英做誘餌,抓捕更多的共產黨人。敵人釋放了岸英和保姆陳玉英後,派出便衣特務,在板倉楊宅附近暗中監視。
這年12月,即開慧犧牲一個月後,正在中央蘇區領導第一次反“圍剿”作戰的毛澤東,從繳獲敵人的報紙上,看到楊開慧被捕的訊息。
他深知,開慧落入敵人魔掌,肯定凶多吉少,為此十分焦急和不安。
果然,幾天後,報上又登出楊開慧就義的噩耗。毛澤東悲痛欲絕,立即寫信給岳母向振熙老人,對開慧的犧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他在信中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他隨信寄去30元錢,作為開慧安葬和築墓的費用。
1931年1月,毛澤民和錢希均從天津回到上海。得知大嫂犧牲的訊息,他們悲痛不已。
考慮到孩子的外婆向振熙老人年事已高,他們的舅媽李崇德常年在外,三個孩子無人照顧,國民黨特務隨時都會向他們下毒手。
毛澤民建議黨中央,能否將毛澤東的三個孩子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園寄養。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毛澤民立即寫信給向振熙老人。信的大意是:家嫂故世,兄弟深感悲痛,望楊老夫人並全家節哀。三哥在外有差使,不能回來,務按信中說的時間、地點,把三個侄兒送到上海,逾期不可再送。
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毛澤民的家信很快轉到長沙。
這時已是舊曆年關,家家戶戶正忙著過年,在楊家周圍暗中窺視的特務們也有好幾天不“光臨”了。
一天晚上,一個走街串巷的修鞋匠,揹著修鞋箱,悄悄來到板倉村,輕輕叩響了楊家的院門。來人從懷中取出一封信遞給李崇德,便轉身消失在夜色之中。
李崇德回到自己的房間,心情緊張地開啟信封,取出一封簡訊,藉著桐油燈微弱的光亮,仔細地閱讀著,禁不住大吃一驚。
這分明是岸英的二叔寫來的親筆信!李崇德又仔仔細細地看了兩遍,將信上所寫的時間、地點和接頭方法牢牢記在心裡。
得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李崇德和楊老夫人猶如在黑暗的深淵中見到了一線光明,這正是她們一家日夜盼望的啊!
當晚,楊老夫人和兒媳李崇德商議了一個通宵。她們決定按黨組織的指示辦,春節過後,就把三個孩子送到上海去。
第二天天一亮,李崇德便去了長沙,找到楊開慧的父親楊懷中先生的老朋友——明德中學校長鬍子敬老先生,向他籌措了50塊銀洋做盤纏。
春節過後的一個清晨,已是花甲之年的楊老夫人帶著兒媳和三個孩子出門了,像走親戚的樣子。
他們先來到楊開慧的墳前,讓岸英兄弟給親孃叩頭拜別。
隨後,由兩位農民糾察隊員推著土車,將他們祖孫5人送到粵漢鐵路白水車站。他們搭乘悶罐火車來到漢口,又改乘江輪駛往上海。
從十六鋪碼頭上岸後,楊老夫人一行按照字條上指示的地址,很快找到“天生祥酒行”——我黨的一個地下聯絡站。
一口湖南鄉音的李老闆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又把他們安排在辣斐德路一家靠近外灘的旅店住下。
毛澤民接到訊息後,便和錢希均一起急匆匆地來到旅店,悲痛地拜見了楊老夫人。
當認定眼前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二叔時,岸英一頭撲到他的懷裡哽咽地說:“二叔,我要找爸爸.....媽媽被反動派殺害了.....”
站在一旁的岸青一句話也不說,他的眼睛裡深藏著仇恨。
嬸嬸錢希均抱起小岸龍,眼睛一酸,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
老外婆和舅媽為孩子們擦乾了眼淚。錢希均把帶來的糖果分給他們吃。毛澤民心情沉重地聽李崇德講述起大嫂犧牲的經過。
毛澤民告訴毛岸英:“爸爸託人帶信來,要你在上海聽叔叔嬸嬸的話,照顧好弟弟們。”
大人們最心疼的還是三歲半的小岸龍。這個聰明可愛的小孩長相酷似父親。毛澤民愛憐地把他緊緊地摟在懷裡。
幾天後,毛澤民和錢希均給每個孩子買了一身新衣服,然後,領著化名楊永福、楊永壽、楊永泰的三兄弟來到大同幼稚園,與園長和老師們見面。
大同幼稚園是中共上海黨組織創辦的。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革命烈士子女成了無人照顧的孤兒。
為了安置和教育這些革命後代,上海黨組織決定由黨的外圍組織“中國互濟會”出面,申請辦一所幼稚園,並請中共地下黨員、聖彼得教堂牧師——董健吾負責這項工作。
當時,黨的經費十分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開展募捐,一面回到自己在上海青浦的老家,將祖母分給他的幾十畝田產全部賣掉,換回500多塊大洋。
他租下教友肖智吉醫生在戈登路、武定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作為園址,又讓木匠打造了幾十張小床,還購置了被褥和生活用具。
董健吾透過關係,請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題寫了“大同幼稚園”的匾額,經過登記註冊,大同幼稚園正式開園了。
岸英三兄弟跟著老師走了。毛澤民夫婦又在董健吾的陪同下參觀了幼稚園。
他發現,幼稚園的場地太狹小,孩子們沒有戶外活動空間,長期下去,對他們的成長髮育不利;而且幼稚園距離設在戈登路的英國巡捕房太近,萬一出現情況,後果不堪設想。
董健吾認為毛澤民的分析很有道理。不久,他設法在環龍路找到一座毗鄰法國公園的幽靜僻靜的大房子。大同幼稚園很快搬了過去。
李崇德在上海停留了一個星期後,準備去南京住一段時間。她的丈夫楊開智在南京工作。
向振熙老人卻執意要留在上海。她實在捨不得三個剛剛失去母親又遠離父親的可憐的外孫。於是,她扮做毛澤民的母親,和他們夫婦一起“坐機關”,掩護黨的印刷發行工作。
這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黨中央通知毛澤民和錢希均立即隱蔽並轉往香港工作。
毛澤民夫婦離開上海之前,為老人買了去南京的火車票,勸說老人家先到兒子楊開智那裡住一段時間。
老人惦念三個外孫,很不情願地離開了。
毛澤民動身前,很想再見見侄兒們,但黨中央處在非常時期,正在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大同幼稚園為了保護孩子們的安全,不允許任何外人入園。
最後,董健吾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由地下交通把三個孩子帶到法國公園去遊玩,讓他們叔侄在那裡再見上一面。
毛澤民夫婦來到法國公園時,三個頑皮的孩子正在草坪上追逐嬉鬧。見到叔叔嬸嬸後,他們立刻撲了過去。
毛澤民和錢希均把孩子們摟住懷裡,愛撫地對他們說:“叔叔嬸嬸要出遠門了,要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你們要好好學習,聽老師的話,要和小朋友搞好團結。”毛澤民還特別囑咐岸英,要照顧好兩個弟弟。
就在毛澤民夫婦戀戀不捨地準備離開時,岸英突然從懷裡掏出一封信。
看來,這封信已經寫好很久了。他要叔叔把信轉給爸爸。毛澤民向岸英保證:“你放心,這一次,二叔一定親手把信交到爸爸手裡!”
9月,毛澤民夫婦經過長途輾轉終於來到紅都瑞金的葉坪。因暫時沒有空房子,毛澤東讓毛澤民夫婦和他與賀子珍一起住。
當天晚上,毛澤民夫婦睡在臨時搭起的行軍床上,中間放了一張兩屜紙,就算把兩對夫妻隔開了。
那天,毛澤東深夜才回來。毛澤民一直沒有睡,靜靜地躺著,等著大哥回來。
毛澤東進屋後,輕手輕腳地撥亮了桌上的小馬燈。見澤民夫婦睡在行軍床上,他很過意不去,便輕聲問道:“你是從十里洋場來的大老闆,這行軍床不好睡吧?”
毛澤民坐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毫不在乎地說:“好睡,我這個鄉下人躺在哪兒都能打呼嚕!”
毛澤東一邊脫著衣服,一邊和毛澤民悄聲說起話來。他們兄弟倆已經整整4年沒見面了。
這天晚上,他們徹夜長談。其間,毛澤東詳細地問起他的三個兒子。
毛澤民從衣袋裡掏出岸英的信遞給毛澤東,又把孩子們的情況一個個地描述了一番。對澤民的妥善安排毛澤東非常滿意,孩子們的安全有了保證,還可以讀書學習,他就放心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毛澤民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三個侄兒的命運。只要有熟悉的同志去上海,他就託他們打聽孩子們的下落。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當得知潘漢年要去上海,毛澤民又託他打聽情況。潘漢年到上海後,卻只找到了岸英和岸青,岸龍不見了。
1932年,大同幼稚園被反動當局強行解散,岸英和岸青流落街頭,受盡了人間的苦難。
關於岸龍的情況,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年譜》第192頁,有這樣一段註釋:
關於毛岸龍的死亡,一九七九年中央組織部曾派人做過調查,一九八二年李靜峰在《黨史研究》第四期上載文披露了調查到的情況:“一九三一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夜裡,毛岸龍突然生病,腹瀉、高燒,由保育員陳鳳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實同志的愛人)抱到附近的廣慈醫院就診。醫院診斷為噤口痢,經救治無效當夜死亡。次日由幼稚園負責行政事務工作的姚亞夫買棺入殮處理了喪事。”
1982年3月,在修繕長沙板倉楊家老屋時,工人們無意中從楊開慧臥室後牆離地面約2米高處的泥磚縫中,發現了一沓楊開慧的手稿,其中有一封留給堂弟楊開明的託孤信。
楊開慧在被捕前,已有預感,而且安排好了身後的事:
一弟:
親愛的一弟!……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她那冷酷嚴肅的面孔!說到死,本來我並不懼怕!而且可以說是我喜歡的事。只有我的母親和我的小孩呵!我有點可憐他們!我決心把他們——小孩們,託付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長存,不至於不管他們的;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於他們的。但是倘若真個失掉一個母親,或更加一個父親,那不是一個叔父的愛可以抵得住的,必須得你們各方面的愛護,方能在溫暖的春天裡自然地生長,而不至受那狂風驟雨的侵襲!
在這封託孤信中,楊開慧再次提到叔父毛澤民對孩子們的關愛,並充滿了對澤民的深切感謝和無限信任。
不幸的是,在楊開慧被捕前後,楊開明也不幸被捕,而且與楊開慧關押在同一座監獄裡。
就在楊開慧犧牲前後,楊開明也壯烈犧牲了。這封飽含慈母愛心的託孤信,因楊開慧突遭逮捕未能送出,一直被藏在屋後的磚縫裡,50多年後,才被人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