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博物館 資料圖
1921年，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外聘專家、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安特生（1874—1960）主持發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隨後提出“仰韶文化”這一命名。學術界往往將其作為中國考古學出現的標誌，今年正好一百年。大體上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後，歷史唯物論傳入中國，並逐漸成為主流社會思潮。中國考古學界運用歷史唯物論進行社會歷史重建和考古學理論創新，形成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也有一個探索過程。
五種社會形態說
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對歐洲社會形態演進過程的理解：“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俄國和蘇聯學術界對馬克思上述社會發展階段的表述進行了許多探討，其中五種社會形態的表述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很大。1938年，斯大林做了比較完整的概括，認為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頁）這樣的表述則帶有普遍意義，具有進化論色彩。中國學術界對古史分期的討論始於20世紀2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代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考古學界也積極參與了五種社會形態的討論，取得了很多成果。
柴爾德的“革命”說
澳裔英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1892—1957）有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之稱，他採用“文化區”概念，建構不同區域的文化序列，關注文化的區域性和特殊性。1936年，他提出，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經濟狀況、社會生產力和科學的應用。考古學家所研究的史前人類的工具演變，與生產力、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演變是密切相關的。考古學的成果被詳細記載，形成文獻，成為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基礎。實際上，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人類社會生產方式本質的變革。促成這種變革的主要因素，正是唯物史觀在理論上闡明的那些因素。這種變革堪稱史前史上的產業革命。他主要從文化在技術層面的變遷入手，以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識革命為線索，進行社會歷史重建。（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夏鼐（nài）提出，商代殷墟文化是一個燦爛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並且它又是一個燦爛的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風格和特徵。在上述三個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國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駕馬的車子、刻紋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藝術也自成一風格。中國文明各時代都有變化，每個時代各具有一定的特點，但仍維持中國文明共同的特點。他認為，根據考古學上的證據，中國雖然並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帶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發展的。但是，文明的誕生是一種質變、一種飛躍。所以，有人稱它是“新石器革命”之後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夏鼐在這裡的理論取向，就是柴爾德理解的歷史唯物論。
構建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
1985年，蘇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這樣的遼西地區文明起源三歷程。“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而不必專指特定含義的城市；“古國”指高於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三者應從邏輯的、歷史的、發展的關係理解。（蘇秉琦：《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創刊號）這個表述是對當時的考古資料和考古學研究成果的概括與總結，把社會組織的變遷作為社會歷史重建的落腳點，體現了歷史唯物論的本意，即經濟基礎的變更導致上層建築的變革，是將歷史唯物論成功運用到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標誌性成果。
1993年，蘇秉琦又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認識：國史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問題（同文明起源問題實質相似）。中國國家問題有兩個要點：發展階段的三部曲為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的三型別為原生型、次生型與續生型。（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不難看出，蘇秉琦提出的中國國家形成和發展的三部曲與三型別，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希臘、羅馬、德意志三階段以及雅典、羅馬、德意志三模式之間具有承繼關係，是中國學者“寫續篇”的再次努力。
蘇秉琦的這些成果，提供了構建中國社會歷史的成功範例。正是在正確理解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在大量前期考古科研實踐的基礎上，他逐步提出了區系論和譜系論等，開始了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的構建。
形成中國特色的考古學
此後，中國考古學界在歷史唯物論的指導下，開展田野考古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發現，豐富了不同時期的考古資料，不斷深化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透過總結社會歷史的階段性，考古學界完善了對中國社會歷史程序的總體認識，推進了考古學的發展，比較徹底地跳出了教條主義的泥沼，形成了自己的學科特色。不同學術觀點百花齊放，學科呈現出勃勃生機。
蘇秉琦說：“我曾經思考……怎麼樣才能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學科結合起來？對問題的認識最終明確起來，是1975年聽到胡繩同志在我們院部的一個報告之後。他在報告中提出了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和民族氣魄的中國學派（包括各個學科）的問題。從那時起，我對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問題認識明確了，也具體化了。就是說，我們應該建立一門馬克思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蘇秉琦：《燕山南北地區考古——1983年7月在遼寧朝陽召開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座談會上的講話（摘要）》，《文物》1983年第12期）
堅持歷史唯物論，就是強調從考古實踐、考古發現、考古材料出發，建構不同地區具體的文化歷史過程；秉持實事求是的實證傳統，強調“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不斷進行科研創新和理論創新。“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蘇秉琦語）。與這樣的學術使命相關聯，我們要加強考古學文化、文化區系和文化譜系研究，揭示中國文明及區域文化的特色，以闡釋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獨特道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餘西雲，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圖片源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