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在早期全球化的歷史浪潮中，明朝留下了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長期保持經濟領先和文化輝煌；另一方面呈現出巨大的傳統慣性，不為新思潮所撼動。在世界近代史開啟之初，明朝在疆域政策上採取“內斂”取向，建立起傳統的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中華亞洲秩序”。與此同時，西歐卻迎來了“文藝復興”和此後的新航路開闢；阿拉伯文明在亞歐大陸擴張勢力，充當東西方貿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國在蒙古帝國疆域的基礎上，整合羅斯部落，建立起俄羅斯文明。
放眼14世紀的世界，明朝為何做出了一個與其他文明不同的選擇？決定明朝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素是什麼？在日前舉辦的《十字路口的明朝》新書分享會上，該書作者、中國社科院明史研究專家趙現海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專家馬勇就上述問題展開了討論。《十字路口的明朝》與以往的明史著作相比最大的特色在於，作者採取全球化的視野，書中不僅分析了明朝的歷史脈絡和歷史人物，還講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明朝同時代發生了什麼，特別是東方與西方的對比。
從表面上看，明朝錯失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其他三種文明的擴張提供了歷史空間。但是置身於歷史中我們便會發現，明朝的選擇具有內在的合理性，是地緣政治、文明傳統、王朝性格綜合而成的結果。在活動現場，趙現海表示，他寫作這本書是出於對當下的考慮。正如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雖然歷史已經過去，歷史真相也隨風而去，但一批批當代人可以不斷髮掘歷史，尋找自己和時代感興趣的問題。
不能簡單站在現代人角度批判明朝
在研究明史的過程中，趙現海發現，人們一直以來忽略的不少小事都能體現出明朝時期東方與西方的差異。王陽明與馬丁·路德的對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通常，課程教學都是把王陽明作為中國古代史的人物、把馬丁·路德作為世界近代史的人物來講述，但是如果推算他們的年齡就會發現，二人其實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王陽明只比馬丁·路德大九歲。更有趣的是，兩個人的思想觀點非常相似，都是主張用個人的主體性的思考，挑戰傳統的經院派的哲學，但是兩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和推動卻完全不同。陽明心學在一度昌盛之後，被政府和學界所拋棄，最終只成為了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動了整個歐洲歷史程序的改變，也推動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可以說，至少從明中期開始，全球一體化已經在東西方形成了。然而，明代中國在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的有利環境下錯失了歷史機遇，西方歐洲卻藉機掀起了資本主義的程序，在比較落後的情況下超越了中國。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歷史研究者都對明朝有較為負面的評價的原因。但趙現海認為，我們也需要看到另一種思考，即中國雖然失去了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會，但是中國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對比歐洲，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宗教戰爭和社會動盪，從根本上摧毀了原本已經搖搖欲墜的歐洲共同體秩序。直到今天，歐洲仍然是分裂的，並且已經進入到一個相對衰落的時期，而中國在全世界的地位卻在不斷上升。
由此可見，歷史的很多表象之下暗藏著巨大的能量，這也是歷史研究者應該重點去發掘的部分。《十字路口的明朝》正包含了上述兩種思考方式，趙現海提醒讀者，不要簡單地站在現代人的角度去批判明朝，而應該去考慮背後的緣由，“這其中是不是蘊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它們與王朝性格、地緣政治和文明價值觀念是怎樣的關係？”客觀地說，明朝有得有失，一直影響了中國200多年的歷史，甚至影響了整個世界近代史的歷史程序。只有帶著一種“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我們才能真正感受到明朝的文化，理解作為明朝人後代的我們和今日的中國。
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前輩，馬勇注意到，近四十年曆史研究者對明朝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他在1970-1980年代讀書時，老一代學者對明朝大都是高度讚美的態度，因為明朝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漢人的王朝”，之前之後都是“驅除韃虜”。一些失意的人物也願意研究明史，覺得從中可以找到漢民族積極的一面。當他進入專業研究領域之後，學者們對明朝的敘事開始豐富起來。從現代化敘述的角度講，明朝標誌著資本主義萌芽和近代社會的萌生；從全球史的背景來看，明朝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漢唐時期，大度包容，以夏化夷，你沒有什麼不可能容納進來，但是我們看到明朝之後這種包容的東西越來越少，反而把原來早期儒家所強調的華夷問題越搞越嚴重。”明朝沒有繼續漢唐時期外向的開放模式，而是走上了一條內斂的路徑，這就為明朝的歷史定位奠定了基調。
明朝的內斂與全球一體化
在眾多影響明朝歷史走向的人物中，明太祖朱元璋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人物之一，他性格中的陰狠和殘忍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元璋對政權的態度是不去發展，而要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不僅把開國功臣全部剷除，而且停止了疆域上的開拓，沒有利用他強大的軍事實力開啟全球擴張。
趙現海認為，朱元璋開國施政的思路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個人成長經歷有關。他從少年時期就過著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經歷過極度的貧寒，目睹周圍人死於洪災或瘟疫。為了生存，他曾四處“遊方”，後來又加入了“紅巾軍”，見證了革命內部的複雜鬥爭與叛亂。可以說，在40歲建國前，朱元璋所經歷的全是人間陰暗的一面，這也造就了他內心深處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他的深謀遠慮、謹慎小心都反映在他的國策中，最典型的便是廢除丞相和復活早已名存實亡的分封制度。由於擔心他對政權的設定不能很好地被子孫繼承，他還透過祖訓的方式讓後代在繼承的同時不能有大的變革。從這一點看，朱元璋不僅影響了一個時代，也影響了整個王朝。
事實上，明朝在開國時就已經進入全球一體化的程序中，但是真正對明朝構成直接影響的時代則是在萬曆以後。趙現海指出，“萬曆時期，藉助歐洲的火器，越南、緬甸、日本等國家率先武裝了起來，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且向中國的西南邊疆發動戰爭，所以在那個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全球一體化的暴風驟雨已經開始侵襲到中國的本土。”從那時起一直到清代的甲午戰爭和後來的日本侵華，我們可以看到，萬曆以後，整個東亞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一轉折其實是全球一體化帶來的結果。
萬曆年間，明朝的實力在東亞地區已經無人敢撼動，然而在過渡到崇禎皇帝后，明朝在短短17年間就走向了衰亡，這指向了對明朝內政問題的反思。在馬勇看來，明朝內政中最大的錯誤就是把滿洲人作為一種民族去處理。實際上，滿洲人是金人的後人，很早就發祥於東北地區，在明朝建國時，滿洲人已經在明朝的統治之下，本來可以自然而然地融入漢人文明，但明朝統治者卻主張華夷之辨，使二者進一步區隔開來。另一方面，明朝對於農民問題的處理也存在問題。崇禎時期，大規模的內政外交處理不好，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此引發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等農民起義，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趙現海認為，所有王朝滅亡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它建立的是一個王朝國家，而不是民族國家。中華文明孤處於東亞地區，為了維護國家的和平，維護不同區域的平衡和穩定，古代王朝只能採取一種比較粗放式的組織方式，追求的不是發展和向外擴張，而是保住政權。即使漢唐時期開拓邊疆也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家族共同體，本質上依然是一種相對內斂的文明性格。這樣的政權難以充分實現國家動員，在活力慢慢褪去後，註定走向滅亡。而明朝自開國以來就採取內斂的政策，更加劇了資源內耗，還面臨著全球一體化的衝擊，包括日本、緬甸、越南對它的挑戰。
如今我們已很難想象，假如明朝繼續走漢唐時期的開放路線，是否有機會改變命運。但無論在中國史還是全球史上，明朝都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形塑著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