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十四位建築“名宿”的生命史述

建築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藝術，生活離不開建築，可多數人對一棟建築背後的人與事兒，都知之甚少。如何思考建築、如何看待人與建築的關係，關於建築的學與思、教與踐如何傳遞出一門學科的魅力——《海右名宿——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教授口述史》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瞭解的機會。

書中記錄的十四位建築學人，代表了我省建築教學與實踐的最高水平，“名宿”當然擔當得起。而從他們的講述中，籠在面紗之下的建築學生命漸漸清晰。

一切“蘇化”的年代裡

對建築本質的堅守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切學蘇聯成為社會的重要導向。當時還在南京工學院讀書的繆啟珊教授提起來就有一籮筐的話要說，“不只是課程教學，連作息時間也按照蘇聯的高校作息時間進行安排。”

早上六點鐘，全校開始上課，一直上到下午兩點鐘才結束。每天8個小時緊張的腦力勞動，到了最後一節課，腦子已經變成了一鍋漿糊，上下眼皮不停打架，使勁撐著看老師，一句話也聽不進去，屁股早就坐不住，蹭來挪去的。“那時大家的生活比較困難，褲子上都有補丁，有調皮的同學說，那是最後兩節課，餓得在椅子上蹭來挪去給磨破的。”繆啟珊笑道。

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看的是蘇聯小說，唱的是蘇聯歌曲，政治課要學蘇聯，專業課更是離不開了。除了《中國建築史》幾乎所有課程都能發現蘇聯的影子。落實到實實在在的建築上，更是如此，不管實際需求如何，形式上都要往蘇聯風格上靠。

1959年主導建立山東建築學院（山東建築大學前身）建築學專業的伍子昂，對現代建築的理解卻大有不同，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多研究建築的本質問題，不要被這些外表的熱鬧模糊了雙眼”。

伍子昂長孫伍江，也走上了建築學的道路，現任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據他回憶，寒暑假的時候，去濟南同祖父交談，常常談起何為現代建築。兩人在馬路上散步時，伍子昂突然就指著路邊的房子說，你看這個房子，為什麼外面要有一個窗臺；你看這個新房子，建了沒有多久，就像流鼻涕一樣，非常難看，但如果有個溝呢，水就不會滴下去，房子就會很乾淨。

“這類細節才是建築裡最重要的東西。”伍子昂說，建築背後，有很多更人性、更本質的東西，跟那些建築風格、建築師，尤其是建築外表的東西，關係不大，只有把本質的東西搞好了，才有可能讓建築在文化上上一個臺階。

在大家夥兒熱烈討論如何在建築中體現傳統中國樣子的時候，伍子昂尤其反感簡單地把傳統的外衣套在現代建築的外面。伍江說：“他並非不喜歡中國傳統文化，而是極度熱愛。他認為傳統建築文化的精髓在現代中國建築中的體現，不應該只是簡單地體現在外表上，而應該是在內涵上。”

“我到今天才能真正地理解，所謂現代建築的本質更多的是要轉向人對建築的需求、建築的功能性。”伍江具體解釋說，建築的材料、建築的技術，是直接為人的需要服務的，而這些思想，大概是當時“現代建築”的精髓。

“伍老總”“四大名捕”

建築系老師的眾生相

還未到山東建築學院兼職時，伍子昂在山東省建設廳建築設計院（後為“山東省建築設計院”）擔總建築師總工程師，同事都稱他“伍老總”，心裡將他當作半個老師。剛畢業的年輕同事，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有時伍子昂看完圖，講了如何改，他們也執意不聽，找各種藉口，拖拉著不改。

伍子昂就用一句話來規勸大家，說“你們是做饅頭的，我是吃饅頭的，而且我經常吃饅頭，天天吃饅頭，我一嘗就知道你們這個饅頭做得好還是不好，哪裡缺什麼哪裡多什麼。”他常常手把手地教他們改圖，當時的同事回憶起來都說，“是他成就了我們這一批人”。

有伍子昂這樣循循善誘的，就會有像周兆駒教授這樣嚴格得出了名的。1986年下半年開始，他給建築學專業講授“建築物理”課，在講臺上一站就是23個年頭。在學生眼中要求嚴格的教師，被稱作“四大名捕”，周兆駒教授就是“名捕”之一。

學生抄襲作業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發現有抄作業的，他就在作業本上寫評語，甚至當面批評——“如果連這麼一點兒作業都不好好做，以後可能就變成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來。不老實做作業，眼高手低，出去就會犯一些低階錯誤。以後到了設計院，在圖紙上多寫或少寫一個零，多畫或少畫一條線，都會造成施工中的大事故！”

不光抓作業，也抓考試，監考的時候周兆駒特意轉著圈走，不放過任何一個作弊的學生，漸漸地，就被學生冠以“四大名捕”的稱號。周兆駒知道了，一笑了之，“我一點也不後悔。培養學生良好的學風不僅是學校的大事，也是每個教師的大事。‘教書育人’不是口號，是靠做出來的。”

形形色色的老師都有，像陶世虎教授這樣真正和學生打成一片的，並不多見。他從1979年開始任美術課老師，美術課屬於實踐性教學，師生關係有些類似師徒關係。上課時，是師生；下課後，是朋友。他帶學生去鏌鋣島、承德避暑山莊寫生，白天畫畫、晚上講鬼故事；給學生做大廚、喝酒、會餐，是常有的事。

八十年代初，陶世虎託人從南京買了臺13寸黑白電視機，成了全系第一家有電視機的，他家的筒子樓宿舍就成了全系師生的歡聚點。1981年女排世界盃的時候，班裡十幾個同學擠在他家看比賽，為女排姑娘們鼓掌歡呼，床上、桌子上都是人，還有四個大小夥子坐在新打的寫字檯上，竟然把檯面都坐裂了。

建築學學生的三條“腿”關節靈活“腿”才強勁

亓育岱教授對於建築設計有個精妙的比喻：建築學的學生要有三條“腿”，美術是藝術的“腿”，而畫法幾何和建築構造就是技術的兩條“腿”，建築設計初步是“腿”之間的“關節”，把藝術和技術溝通起來。要讓“關節”靈活穩固、讓“腿”強健，首先，字型練習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建築學的學生字要寫得稍微漂亮清晰一點兒，不然讓人笑話。”亓育岱說。

據曾任伍子昂助教的蔡景彤教授回憶，1959年建築學專業第一年招生的時候，伍子昂就要求學生先把仿宋字練好，練得超過名校學生。自此開始，練仿宋字成了一項傳統。“伍老總說，仿宋字太突出了，仿宋字寫不好，一眼就能被看出來。”亓育岱說。

字型是一塊，此外還有線條練習。亓育岱回憶自己上學的時候，只能用鴨嘴筆，能把人累死。一個鴨嘴，把墨水滴在裡邊，然後調節粗細，慢慢晃，尤其夏天，一出汗，紙就溼了，墨水一掉在上面，這張紙全完了，真苦啊。

再就是水墨渲染、水墨練習、水彩渲染、實體渲染，一步一步，錘鍊基本功，建築設計的根基才算打牢了。

亓育岱說，建築設計的本質是人的生活行為和生產行為物質化的過程。“航空港複雜吧？是複雜。住宅，簡單嗎？也不簡單！它們設計的本質沒有區別。設計住宅是什麼過程呢？你要先了解你的生活需求，進門怎麼樣？有玄關，有客廳，有廚房，有廁所，把它物質化了，這個設計不就完成了嗎？這就是物質化過程。認為航空港複雜的原因可能就是沒怎麼坐過飛機，想辦法坐一次，怎麼安檢，怎麼進去，怎麼出港，這個流程就搞清楚了。”只要抓住了設計的本質，建築設計就是一件很簡單愉悅的事。

具體來說，建築設計分為居住建築設計，如別墅、住宅、度假旅館等，再就是公共建築，滿大街除了居住建築，其餘大部分都是公共建築，像影劇院、商場、體育館、火車站、汽車站等。“國內有個錯誤的傾向，設計院都願意搶著做公共建築，不願做居住建築。”亓育岱說。他不大讚同這種做法，住宅設計並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簡單，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需要對功能、人和住宅的關係摸得很透。亓育岱頗為住宅設計鳴不平，“住宅建築佔到了周圍建築的七成以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不能忽略。”

不要忘掉它是一個工程實踐紙上畫出來的不是房子

建築界舊有的認識是，將建築學專業定位成工科裡的文科、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張建華教授認為，這種觀點誇大了感性的作用，理性的作用有所削弱。

“真正做設計時，考慮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隻解決一些功能問題。理論的根基是否厚實，會影響設計水平的高低。”他說。一個初出茅廬的設計者模仿老先生做東西，常常只追求形似，面上一樣，風格一致，就以為八九不離十了。其實，最關鍵的在於技術和處理細節的方式，最主要的差距也在這上頭，除了用經驗多寡解釋，理論功底發揮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有一年，有人邀請張建華去參觀威海華夏文化城，讓他給提提意見。在公園入口處，有幾座石獅子，他馬上看出了不和諧的地方。公園大門的建築形式是中國傳統風格，但石獅子卻是西方流派。中西石塑風格上的差異在於中國石塑講究抽象，而西方追求具象。因此，雖然從尺寸、尺度上看跟整個建築還算協調，但從文化源流上講，就會出現問題。

單是石塑，就能體現某一時代、地域的文化內涵和思想特點，他舉了漢代雕塑的例子，“漢代雕塑高度抽象，看上去十分粗獷，既能表現出獅子的威武，具體到面部細節又能看出柔情，這也是漢代思想文化特點的對映。”知曉了這些基本知識，才能更加遊刃有餘地從事設計。因此，理論和設計從來不衝突，而且對開闊設計者的思路十分有幫助。

從理論到設計是一步，從設計到建造是另外關鍵的一步。伍江對此頗有感觸，他想起自己剛上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暑假經常去找祖父伍子昂，請教建築學上的事。伍子昂有意鍛鍊他，就把他放在設計院，對他說：“你不能把一個房子很好地造出來的話，就永遠不是一個好的建築師。”得益於這段經歷，伍江較早地認識到，一個建築絕不僅僅是畫出來了就造出來了，只有具備了很多工程上的積累和思考，才能把這個房子很好地造出來。

在後來幾十年的教學中，他一直對學生說，建築作為一個文化產品，在精神層面、藝術層面的確非常重要，但千萬不要忘掉它是一個工程實踐，不是畫畫，不是在紙上畫出來就是一個房子。

“其實，學習建築理論也好，建築歷史也好，建築設計也好，建築技術也好，不管學什麼，建築都是一個很完整的東西，很難說你就是一個建築師，但不需要進行任何理論思考；或者你是一個理論家，卻不知道建築是怎麼建起來的，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伍江說。

熬夜只為“打擂臺”苦中作樂的建築歲月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讓你們吃著了！”1958年，還有一年就從南京工學院畢業的繆啟珊，幸運地參與了“首都十大建築”之一的北京火車站的設計。

每天上午，參加同一個專案方案設計的單位在某個展覽大廳集合，展出本單位的初步方案，提供給大家評議。下午各單位分散活動，根據上午大家對自己方案提出的意見，進行考慮、研究、修改，然後連夜畫出新的設計方案來，第二天上午再次進行展覽……這種反覆展覽、提意見、修改的形式，被稱為“打擂臺”。

“打擂臺”是艱苦的腦力勞動，從展覽中聽取意見，然後修改方案，再重新設計，同時畫出全套圖紙來，一天之內要完成如此繁重的系列工作，師生們每天都要忙至深夜。在這樣高度緊張、日夜連軸轉的日子裡，所有人都處於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中，吃飯和睡覺都自覺讓位了。

每天深夜萬籟俱寂，繪圖工作接近尾聲時，有教師會帶頭唱起歌來，其他人隨聲附和，一首首悠揚動聽的歌曲，就從某個設計院一間燈火通明的繪圖室飛出窗外。全部工作結束以後，回到駐地還要步行一段路程。繆啟珊回憶，雖然緊張忙碌了一天，可大家都精神抖擻毫無倦意，手拉手，肩並肩，開始還只是說著笑著，然後就情不自禁放聲高歌，有人還用嘴巴模仿著小號和銅鼓，在靜悄悄的夜裡奏響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軍歌。這時候，憤怒的居民終於忍不住，推開窗戶大聲呵斥：“一群瘋子！”

建築人的歲月並不總是這樣快樂，艱苦寫滿了大多時候。1959年，繆啟珊初為人師時，建院的情況真可以用“悽慘”二字形容。周圍盡是荒地，一座紅樓孤零零地立著，中間四層兩邊三層，中間坡屋頂，兩邊平頂。年輕老師住在紅樓大樓梯旁邊的小房間，年紀大點的人叮囑他們，“晚上你們別出去，外面有狼，從千佛山那邊過來”。

當時的和平路是隻能透過驢馬車的窄路，路面全是黃土，“一颳風，我們就全變成黃臉婆了”，繆啟珊笑著說。饅頭，窩窩頭，菜裡也全是土。紅樓兼著教室、辦公室和單身職工宿舍，不分專業，建築、施工、結構、給排水、暖通，十來個老師擠在一個辦公室裡。一樓南面是教研室，北面是實驗室，中間是門廳，兩頭三層的部分是大教室，二樓西面是圖書館，四樓兩邊平頂的部分是學生做課間操的地方。“苦中作樂，物質匱乏，但精神是富足的。”繆啟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