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第二十九軍奮起抗日。
當第二十九軍在華北浴血奮戰的時候，南京這邊，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這段日子裡，日本駐南京領事，三番五次跑到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要求：希望國民黨中央軍南撤，“以防事態惡化”。
國民政府外交部人員回嘲日本領事：你們日本的兵源源不斷在往華北送，你不去叫你們日本兵撤，反而叫我中國軍隊撤？
日本領事支支吾吾地答道：依照“帝國憲法”，“帝國政府”無法指揮帝國軍隊。
此說雖荒唐，但也確屬實情，當時依據《日本帝國憲法》，日本皇軍直屬天皇管轄，政府無權指揮軍隊。
國民政府外交人員聞之，哭笑不得，也無可作答，冷笑置之，開門，送客。
7月27日，增援華北的日軍猛攻京郊南苑第二十九軍大營。
南京感到：華北保不住，大戰在即，難以避免，須共赴國難。
也是在27日當天，海軍部長陳紹寬向國府提出建議：考慮到大戰難以避免，我方須作提前準備，當時由於不平等條約之故，長江中上游，尚有為數不少的日本海軍艦艇，陳紹寬建議：調集我國所有能調集的適用船隻，在長江的江陰河段，鑿沉，堵塞河道，使長江內河的日本軍艦，逃不出去，我軍可以關門打狗，此外，一旦日本軍艦出不去，那麼，長江沿岸所有的日本僑民，全數落入我手中，作為人質，在即將到來的中日大戰中，可以作為我方對日本談和的有力籌碼。
國民黨當局海軍部長陳紹寬
陳紹寬的計劃，經過討論，獲得透過，並準備儘快付諸實施。
此時，會議室上有一個行政院秘書，名叫黃濬（黃秋嶽），把這一切記錄了下來，黃濬做筆記是職責所在，正常行為，不過，大家並不知道：黃濬是個精神日本人（精日）。是的，黃濬是個日本間諜，一個打入了國民政府高層內部的日本間諜。
大漢奸黃濬
黃濬，福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期間，仰慕日本，成為精神日本人（精日），因此，黃濬被日本特務機關相中，秘密招募為間諜，負責從國民政府高層探知軍政機密，交給日方。
讀到這裡，讀者你是不是秒懂了：為什麼從清末到民國，日本大力鼓勵海量的中國人去日本留學、甚至不惜為此撥出專款、獎勵中國留學生赴日？是的。培養親日人士，未來無論是戰是和，都對日本有利。當年日本人的算盤，打得可精了。
後來查明：黃濬和日本特務交接情報的方式是：約定在茶館見面，彼此假裝不認識，在牆上交換帽子。帽子裡有紙條。
有趣的是，黃濬這個精神日本人，是個才子，此人是民國初年暢銷書《花隨人聖庵摭憶》的著者，也就是說，這人是個作家，同時也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此外，還是日本間諜。
好了，扯遠了，言歸正傳。
7月27日行政院會議結束後，黃濬回到家，他感到事關重大，事不宜遲，當天晚上，他就把這個情報洩露給了日本特務。
接下來幾天發生的事情，讓國民政府的人，徹底看呆了：漢口（今屬武漢市）日本租界1984名日本僑民，從長江緊急登上日本海軍艦艇，全數火速撤離。長江沿岸其他城市也如此。
沒幾天，整個長江沿岸的日本艦艇、日本僑民，幾乎全部撤光。國民政府大吃一驚。不過，由於此時在華中、華東地區和日本尚未正式開戰，所以國府只能眼睜睜看著日本人撤走。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立也馬意識到了：國府有內鬼。
蔣介石聞訊大怒，下令徹查。
很快，偵查人員就把黃濬查出，果斷逮捕，一同逮捕的，還有同黨十幾人，原來是一個間諜網路，含黃濬的長子黃晟。
蔣介石下令：殺無赦。
8月26日，這些人都以叛國罪被處決。
此為後話。我們回到7月底的局勢。
7月29日，北平淪陷。
7月30日，天津淪陷。
北平和天津淪陷之後，中國人的底線，徹底破了。
是的，到8月初，中國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我們民族的末日，到了。
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死在抗戰的戰場上，要麼做亡國奴。
什麼叫亡國奴？就是說，你走在馬路上，對日本人稍有怠慢，甚至他認為你的某一個眼色不對，你就會挨日本人的耳光。
朝鮮，臺灣，都是這樣。臺灣的賽德克族，就是因為不甘心過這樣的人生，所以最後揭竿而起，寧願滅族，也要反抗。
是的，稍有血性的男子漢，都不願意過那樣的人生。
老馮我前些年在香港，和一個90歲的老太太聊天，她親口對我說起，在“三年零八個月”時期（香港淪陷時期），她就在灣仔的馬路上，被日本兵打過耳光，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也許是因為她見了日本兵，沒有鞠躬。
是的，僅僅因為你見了他不鞠躬，你就會被打耳光。
這，就是亡國奴。
坦率地講，老馮雖一介書生，平時也怕死，但是如果你把我逼到那個份上，要麼鞠躬吃耳光，要麼去死，那麼，我也會掄起槍桿子，跟日本人拼了，為什麼？因為那樣的人生，實在不值得過，不如戰死沙場。中槍死的話，痛也就痛一兩分鐘，運氣好的話，子彈打到腦袋上，還沒感到痛，就犧牲了。
又扯遠了，好，我們回到1937年7月底、8月初。
這個時候，全國輿論，一片沸騰，抗日呼聲高漲，因為，所有讀過點書、識幾個字的中國人都知道：北平天津淪陷，意味著我們這個民族，沒有活路了，到最後關頭了，也就是說，到了這個時候，除非我們願意做亡國奴，否則，其實我們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對，起來反抗。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此時，知名學者胡適上書蔣介石，他說：和日本人全面開打，意味著亡國滅種，應該和日本好好談一談，果斷放棄東三省，承認偽滿洲國，換取日本同意華北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態，並簽署和平條約，此計可一勞永逸，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
對於胡適的上書，蔣介石斥之為書生夢話，蔣介石說：日本已經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任何委曲求全的方案，都行不通。
8月7日，南京，蔣介石召開最高國防會議。
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說：自從東三省淪陷以來，我們和日本人打交道六年了，每次和日本政府代表談好一個事，結果他們軍部反對，無法實施。每次和日本軍部代表談好一個事，結果他們政府反對，也無法實施。日本這個國家，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談判物件，現在平津淪陷，我們已到了亡國的邊緣，抗日大戰再也無法避免，大家放棄幻想，準備戰鬥。
蔣介石的判斷，其實是準確的。日本搞明治維新，模仿西方，搞分權制衡，但是制度設計極其反科學，日本帝國憲法規定：軍隊歸天皇管，不歸政府管，但天皇號稱“虛君”，也不管，所以實際上，日本體制運作了五六十年之後，現在終於出了大問題：國家權力過於分散，天皇打著“虛君”的名義，儘量不管事，內閣（政府）想管事，但是，沒有軍權，關鍵時刻被軍部牽制，軍部也想管事，並且總是以天皇的名義，干涉內閣（政府），所以，到了1930年代，日本已經演變成一個“多頭怪獸”，它的國家決策機器，已經徹底失靈、失控。
舉個例子：1937年7月23日，日本首相（政府首腦）近衛文麿，派出宮崎龍介（孫中山摯友宮崎滔天之子）為和談密使，擬經神戶赴華，和國民黨高層密談，但是被日本軍部偵知，火速派憲兵將宮崎龍介逮捕。國家機器失控，此為一例。
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個人的話，1937年的日本，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而是一個瘋子。1937年的中國，被迫要應付一個瘋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當年的局勢，是妥妥的國難！
好了，又一次扯遠了，我們回到8月7日，國防會議的現場。
在會議上，何應欽指出：我們要全力以赴抗日的話，全軍的子彈槍械，只能打六個月，也就是說，六個月之內，必須爭取到外援，否則，六個月之後，就無法再組織像樣的抵抗。
同時，會上有將領提出：日軍從華北往南打的話，華北平原無險可守，戰局對我不利，最好把日軍吸引到華東地區，水網密佈，限制日軍機械化部隊發揮，我軍即使不支，也可以逐步向西退卻，然後利用我廣闊大西南後方，作持久戰基地。
群議之後，當天作出決策：仿照1932年經驗，在上海開打，圍攻上海虹口日本海軍駐兵，藉此戰，吸引國際媒體眼球，將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步步侵略我國的事情訴諸於國際社會，呼籲西方國家出面，主持公道，迫使日本讓步。
以夷制夷。
當年，我們其實並不願用“以夷制夷”這一招，但確實是沒辦法，當時我國軍事工業處於幼稚階段，財政薄弱，綜合國力非常弱小，實在無法獨力對抗日本，所以，只能以夷制夷。
我們中國人，當年不願做亡國奴，為了求存，把能想到的辦法，全部都想遍了。
寫到這裡，一陣辛酸，湧上心頭。
8月7日決策作出之後，張治中的部隊，脫下正規軍服裝，換上保安隊的服裝，秘密進駐上海各要地（包括虹橋機場），對上海，形成包圍圈態勢，只等南京一聲令下，圍攻虹口。
8月9日下午5:30，秘密駐守虹橋機場的團長符岸壇（海南文昌人）和他計程車兵們，看到了一輛軍用吉普車，正從遠處，朝機場趕來，越過了我方軍事警戒線。
長官之前交代過：上海是我中國的領土，敵人越過我軍事警戒線，我們毫無疑問，有權予以射殺。保家衛國，責無旁貸。
當天這輛軍用吉普車裡，有兩個人，他們是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大山勇夫、齋藤要藏，他們為什麼駕車闖虹橋機場？
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
沒有人知道準確答案，因為後來，這兩人都被打死了。
不過今天的史家一般認為：自從7月27日大漢奸黃濬向日本特務告密之後，日本人毫無疑問已經開始懷疑：國民黨部隊可能要圍攻上海，所以日軍派出兩員官兵，到虹橋機場來偵查：是不是真如情報所說，有國民黨正規軍，化裝進駐上海。
這個，也許是最符合邏輯的解釋。
（注意：依據1932年洋人調解簽署的中日《淞滬停戰協定》，虹橋機場屬於“非軍事區”，中日兩軍，均不得駐兵在此）
好，我們回到現場。
符岸壇團長和他戰友們，看到這輛軍用吉普車越過軍事警戒線之後，符岸壇他們，舉槍就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吉普車遭到槍擊，掉頭就跑，符岸壇他們持續開槍，車內一人被當場打死，另一人棄車，想逃跑，也被打死在地面上。
西方調停人員拍攝的事發現場照片：吉普車和日本兵的屍體
符岸壇和他的戰友下來一看，發現是日本人，兩人的屍體都被打成了馬蜂窩狀。符岸壇這時候，向上面報告，如何處置。
淞滬警備司令部接報，感到緊張，因為他們知道軍事委員會圍攻上海的計劃，現在提前打死了日本兵，打草驚蛇，可能會暴露軍事計劃，不妙，如何解決？
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童元亮提出建議：從軍法監獄裡，揪出一個死囚，提前槍斃，換上我保安隊服裝，擺放在現場，營造“日本兵槍殺我保安隊在先”的現場，以搪塞日本人。無論如何，先避過這段日子再說，不要壞了抗戰的大局安排。
於是，一個名叫時景哲的我方死囚，被提前槍斃，照辦了。
同時，上海市長俞鴻鈞、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周珏，分別和日本駐滬領事館、日本駐滬海軍總部通話，通報了此事。
次日（8月10日），日方派人過來收屍，但是，愛較真的日本人，對被打死的“保安隊隊員”時景哲的屍首，表示懷疑，提出要求：要驗屍。當時還有洋人作為調解員介入，且一同在場，我方不好拒絕，於是，同意對時景哲的屍首進行驗屍。
日本人驗屍之後，他們是這樣說的：時景哲的屍首，在生前有被捆綁過的痕跡，而且他中的子彈，是國民黨正規軍的駁殼槍子彈，不是日本海軍陸戰隊所用的勃朗寧手槍子彈。
同時日本人終於偵知：國民黨部隊果然如之前情報所說，已經秘密大規模進駐上海，並且已經對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駐兵形成了包圍態勢。
於是，日本海軍駐上海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緊急電告日本本部：確認國民黨正規軍已包圍上海，因此，除了此前聞風增援的部隊以外，另請火速增派援兵。
同時，日方要求國民黨當局，將保安隊從上海周邊撤退，並且拆除上海的防禦工事。國民黨當局反斥之：豈有此理，上海是我中國領土，我軍在我領土之上，有自由行動之權利，此乃天經地義。
此時，日本援兵，已在途中。
8月11日、12日，日本增援部隊，源源不斷，抵達上海。
8月13日，日軍在閘北，向國民黨部隊打響第一槍，淞滬戰役，正式爆發。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明天，老馮再為你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