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時代的產物。世易時移，人事代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氣，同時會孕育出這個時代的學術和學者。張海鵬先生出生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歷經新中國艱難探索時期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代，有如鳳凰涅槃，從出身貧寒的農家子，成長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的成長軌跡，是時代變遷的真實見證。作為新中國培養的歷史學家，張海鵬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在回顧自己的研究工作時，他非常認真地說：“在這些研究中，我努力體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力求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也許讀者會對我的研究提出批評，我想他們不會懷疑我在這方面所做的認真努力和執著追求。”1998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個人論文集，取名《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程序的探索》，很精當地表明瞭他的學術旨趣，其中“追求”一詞，有“對歷史真理的追求”之意。張海鵬的追求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對中國近代歷史程序的不懈探索。
艱難踏上學術之路
1939年，張海鵬出生在湖北漢川一個貧寒農家。那是江漢平原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父親租一兩畝水田，外加做點小生意，在早市炸油條、蒸發糕、煮豆絲。他7歲時，母親就去世了。他的哥哥參加了新四軍。父親帶著他與姐姐、妹妹生活，勉強能餬口，日子過得艱難。2015年，張海鵬曾應邀為《中國社會科學報》撰寫《民國十年生活雜感》，並多期連載，以歷史學家求真務實的筆法，記載了自己幼年時期親身經歷的10年民國生活，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時期，普通人總是在生活的苦難中掙扎，難有出頭之日。”這種親歷民國生活的底層人視角，無疑是對近些年來某些吹捧所謂“民國範兒”論調的辛辣針砭。
隨著家鄉的解放，新的生活到來了。張海鵬順利完成小學、中學教育。初中畢業時，因長江大水，他暫時回家務農兩年，積極參加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擔任互助組記工員和農村高階合作社會計，真切體驗了新社會農民的集體化生活。1959年，張海鵬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這成為新中國一個普通農家子弟的命運轉折點。當時的武漢大學歷史系名師薈萃，如中國古代史有李劍農先生、譚戎甫先生、唐長孺先生，中國近代史有姚薇元先生、汪貽蓀先生、彭雨新先生，世界史有吳於廑先生、張繼平先生等，均為當代中國史學名家。張海鵬在諸多前輩學者的教誨下，受到了嚴謹規範的歷史學基本訓練。其時，他興趣廣泛，並沒有確定具體的專業研究方向。在學習中國近代史課程時，他寫過關於太平天國的習作，得到姚薇元先生的較高評價；還在大學四年級時，做過中國古代史的學年論文《試論秦漢之際的遊俠》，並在五年級時做過世界史的畢業論文《試論蘇美建交三十年》。關於畢業去向，張海鵬本來有自己的想法，但組織上給他做了另外的安排。他認真通讀了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並已報名考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生，但歷史系黨總支推薦他報考外交學院外交研究班。他服從組織安排，放棄考思想史研究生，並順利透過外交研究班的考試，結果卻非常意外地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事後才得知，當時近代史所拿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到全國高校物色人才，有挑人的優先權，就這樣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張海鵬被挑中進了近代史所。1964年，他大學畢業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此便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結下超過半個世紀的不解之緣。
遺憾的是，張海鵬進所工作最初的十多年，便經歷了一系列社會變革，實際上都不能與聞學術研究。時代的洪流，個人無法抗拒。對於這段歷史，他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後來說道：“1978年起，我才可以專心致志地做學問了。”沒有抱怨，沒有憂傷，但難免有些許無奈和遺憾。十三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在個體生命中焉能忽視，尤其是在一個學者的學術起步階段，本應是“黃金時期”，卻被遺憾地耽誤了。回顧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張海鵬很是淡然：“那十三年也給我留下了許多終身難以忘懷的經歷，是我人生軌跡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失去了十三年寶貴時光，不惑之年的張海鵬，才正式踏上學術研究之路。他從沒有在懊惱中徒嘆奈何，而是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機遇，在浩瀚的史海中執著地探索和追求。
潛心探索“三大體系”
1978年是一個關鍵年份。改革開放為學界帶來了科學的春天，也煥發出張海鵬學術研究的青春之光。他在自述中提到，1978—1988年是“努力搶救失去的時間”開展研究工作的“黃金十年”。這個遲到的“黃金十年”，是重要的學術成長與奠基時期。此後，他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行政領導及中國史學會組織工作，為研究所建設與中國近代史學科乃至於整個歷史學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而自己的學術研究，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業餘時間。由於這些特殊的背景，使他的學術研究有著非常鮮明的個性特色。他的研究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其論著既有精闢的史實考辨，但更多的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宏觀思考與評論。他的主要學術旨趣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探索近代中國的歷史程序，建構中國近代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如何構建中國近代史“三大體系”，涉及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歷史分期與研究物件等重要理論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學界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論爭，基本上延續了20世紀50年代關於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張海鵬先後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求是》1990年第3期）、《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等論文，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對學界不同觀點提出了商榷意見。在這個論爭過程中，張海鵬是堅持“兩個過程”論的代表人物。針對有的學者認為“兩個過程”論沒有概述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是對毛澤東本人原意的“誤解”，要求“擺脫”“兩個過程”論的“束縛”的觀點，他認為：“兩個過程”論只是概括了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並不能用它來代替或者包括中國近代史豐富多彩的內容。“毛澤東關於‘兩個過程’的概括，正是基於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而形成的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這是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歷史實際、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針對有的學者認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有“沉淪”（半殖民地化），而且有“上升”（半資本主義化），這種“沉淪”與“上升”是同時並存的觀點，他並不否認“沉淪”時伴隨著“上升”的因素，“上升”時也有“沉淪”的因素，但他不以“沉淪”與“上升”同時並存為然，而是提出了先“沉淪”到“谷底”，然後“上升”的新解說。他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軌跡像一個元寶形，開始是下降，降到谷底（20世紀初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然後上升，升出一片光明。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與研究物件問題，張海鵬發表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期問題》（《人民日報》2009年11月20日）、《20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重要論文，做了清晰的解釋。以往學界多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把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或者籠統地稱為中國近現代史。張海鵬依據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理解，打通以1919年為分界的“中國近、現代史”，提出了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新見解，力圖從宏觀上建構1840—1949年中國近代史的理論體系。他明確提出，要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物件，並將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統稱為“中國近代史”。他指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研究物件的中國近代史學科，可以不因“近代”的內涵隨時間改變而具有獨立的學科地位。
張海鵬對於中國近代史“三大體系”的建構，不僅開展了多方面的理論探討，而且不斷地付諸實踐。1999年，他主編出版《中國近代史（1840—1949）》（群眾出版社）；2006—2007年，又主編出版十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中國近代通史》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成果，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以1840—1949年為時間範圍的大型的中國近代通史。從通史的角度說，既打通了斷代史意義上的晚清史與民國史的分野，又打通了學界習以為常的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野，第一次搭起了中國近代史的總體框架。寫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所幾代領導人的心願。第一任所長范文瀾先生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冊，只是半部中國近代史。劉大年所長主編了《中國近代史稿》第1—3冊，但只寫到《辛丑條約》的簽訂，也只能算完成了半部中國近代史。有人評論認為，張海鵬主持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的編纂出版，“實現了近代史研究所幾代人的夙願”，“也可說是完成了國內幾代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夙願”。這就是說，《中國近代通史》是新中國近代史研究集大成的標誌性成果。
張海鵬著作等身，但他非常遺憾自己沒有一本滿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專著。在接受採訪時，他坦承道：“說實話，我個人原來是有意在專題研究上多下些功夫，但是，我實在沒有時間。”因為長期擔任行政領導與學術組織工作，他沒有自己的時間做更多精深的專題研究，儘管曾經小試牛刀寫了一些精彩的專題論文，也充分顯示了從事專題研究的深厚功力，但他的主要學術貢獻與特色還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探索與評論，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實踐。2020年，在出版七卷本《張海鵬文集》皇皇鉅著的“卷前贅語”中，他仍在感嘆：“我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遺憾是缺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精深的專題研究，這個遺憾，此生恐難以彌補了。”對於個人的學術追求而言，這也許並不完滿，但對於學界來說，張海鵬作為學術組織者與領導者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整個歷史學的貢獻，足以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孜孜以求“鑄魂工程”
學院派的學術研究如何向社會普及，向來是一大難題。自詡高明者不屑為之，於是在此多媒體時代，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也就不足為怪。張海鵬的不懈努力，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2020年，張海鵬被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週年功勳作者”榮譽稱號。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介紹其先進事蹟時有謂：“長期以來，張海鵬致力於將良好的歷史教育向青少年和社會大眾的傳播。”揆諸事實，他是當之無愧的。
2008年，張海鵬先生被中宣部任命為第一首席專家主持編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初版，2020年第二版），作為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教材，向全國高校推廣。稍後，他還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特別委託課題，與學生翟金懿合作撰寫《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作為學術普及讀物，向全社會廣大讀者普及中國近代史知識。透過這兩項工作，張海鵬向高校師生和社會大眾傳播自己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理念，包括正確的歷史觀和可靠的近代史知識，所以他樂此不疲。
2018年3月統編高中歷史教材編寫組工作會議 作者/供圖
2017年7月，張海鵬被國家教材委員會任命為統編高中歷史教材總主編之一。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共分5冊，其中《中外歷史綱要》（上下冊）是全體高中生的必修課，供高中一年級使用；另外《國家制度與社會治理》《經濟與社會生活》《文化交流與傳播》三冊是選擇性必修課，供高中二年級使用。必修教材已於2019年9月進入京津滬等6個省市的高中課堂，2020年9月有14省市高中使用統編高中歷史教材，並將於2022年前進入全國高中課堂。
儘管主持編寫了《中國近代通史》和馬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代史》，但張海鵬仍謙遜地說，自己沒有主持編寫中學歷史教材的經驗，是抱著兢兢業業的態度，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與教材編寫組合作，順利完成這項神聖工作的。統編高中歷史教材與統編高中思想政治、語文教材一起，構成統編三科教材。習近平總書記稱讚這統編三科教材是“鑄魂工程”。統編高中歷史教材的編寫，正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教材建設講話精神的產物。在講解統編高中歷史教材的性質時，張海鵬說：“編寫中學歷史教材像編寫德育、語文教材一樣，是國家事權，體現國家意志，事關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非常深刻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這將使國家未來各方面事業的接班人在基礎教育階段獲得良好的歷史教育，是一項神聖的事業。這是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在學校教育、人才培養方面的長遠大計！”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年屆耄耋的張海鵬先生還在為中華民族的“鑄魂工程”奮鬥不已。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細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