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李麗 夏博文
1960年，曾發生一起毛澤東針對部分身邊工作人員在隨同他外出時收受地方物品而進行“小整風”並要求退賠的事件。1990年，6000餘件毛澤東的遺物由中央警衛局從中南海移交到毛澤東家鄉湖南韶山，儲存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在這些遺物中，有一些清單、字條、票據、檔案與這次整風和退賠事件相關。翻看這些遺物以及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一些回憶和文獻記載，可以對這一事件的基本情況作一個大致梳理。
一
1960年4月底，毛澤東離京外出視察，第一站抵達天津，5月中旬到達武漢，5月底至6月底，主要在上海、杭州，6月28日離開上海，經過蚌埠、濟南、天津、北戴河等地，於7月21日回北京，此後到與汪東興談整風一事前，一直在北戴河與北京。根據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儲存的毛澤東的遺物和相關史料顯示，在這個過程中，隨同毛澤東外出的一些身邊工作人員在天津、武漢、上海等地收受了當地送的布料、腳踏車、手錶等物品。1960年6月至9月間，毛澤東發現了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物品一事，並於9月底急召汪東興回京，安排他負責對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整風教育。
汪東興1958年6月擔任江西省副省長，原定在江西工作3年。據回憶資料顯示，1960年9月底汪東興正在九江地區參加農林墾殖座談，接到毛澤東讓他回北京的電話後，立即回南昌，買第二天的票回北京。在得知汪東興9月28日清晨抵達北京後，毛澤東指示：“通知他馬上來中南海，我要見他。”當天，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說：“我身邊工作人員中有些作風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進行教育，進行一次小整風，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搞好團結，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談話結束後，汪東興原本計劃回江西交待一下工作，但是毛澤東指示汪東興要加緊安排整風等事情，讓他先打個電話交待工作，後面再回江西。
1960年10月開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汪東興具體負責對他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整風。據汪東興回憶，1960年10月3日下午，他向毛澤東彙報整風的工作安排，“每天搞半天，照顧到工作。時間安排：50天（實際上為25天），爭取完成小整風任務”。這個安排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要汪東興轉告身邊工作人員，他們“沒有犯什麼路線錯誤，只是生活作風、思想意識上的缺點，只要認真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一下就完了。如果對有的人批評尖銳一些，也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讓他不舒服幾天、幾十天，將來他會感覺到對自己有幫助”。10月6日，汪東興向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宣佈整風的安排，要求除值班人員外，其餘人員按時到會。按照毛澤東審定的方案，汪東興要秘書將“小整風”的計劃和整風學習資料印發給大家，整風有條不紊、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整風首先是學習相關檔案，如《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其次是堅持正面教育，互相啟發，互相談心；再次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透過整風，不僅對收受地方物品的情況進行了清查，也揭發出個別工作人員有貪汙、瀆職行為，存在官僚主義作風。
1994年7月，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組織部分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進行座談。據吳旭君、王宇清等人回憶，“一組小整風，主席發了大脾氣，走到哪開會到哪，時間在家就有兩個多月”，“1960年整風，整到年底”。“整到年底”則意味整風結束已經到了12月。他們對毛澤東當年大發雷霆一事記憶猶新，“主席批評部分工作人員‘多吃多佔，到處伸手’”。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請身邊工作人員聚餐，邊吃飯，邊談話。談話的目的是提高大家的思想認識，鞏固整風的成果；主題是總結整風的意義和進行後續安排。毛澤東指出，要正確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要從高從嚴要求自己。他說：“你們整風，批評一下，又有什麼關係呢？”他還聯絡實際，講述歷史故事，鼓勵大家認真改進思想作風，積極做好本職工作。隨後，他提出身邊工作人員應該下放鍛鍊，並認為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次聚餐用了兩個小時。按照毛澤東的安排，1961年1月2日，第一批下放人員在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隨後下放到各地。
毛澤東對此次整風非常重視，親自過問，要求整風深入徹底，不能浮於表面、流於形式。在整風過程中，衛士張仙鵬原本不敢大膽說話，毛澤東親自找他談話，鼓勵他：“不要膽小怕事，批評人要尖銳一些。這有什麼不好呢？有什麼都要捅出來。”毛澤東時常聽取汪東興關於整風進展情況的彙報，還親自看身邊工作人員寫的整風小字報，多次與身邊工作人員談心，曾明確表示：“你們整風，檢查一下，批評一下，大家還是團結在一塊。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人就是要壓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他再三告誡工作人員：買東西一定要給人家錢，一張紙、一支筆也如此，千萬不能向地方要東西。
正是因為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整風，部分工作人員從猶疑到堅決，從被動到主動，最終都積極、嚴肅地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思想認識得到了極大提高。大家對待整風十分慎重，回顧往事，事情不論大小都坦誠說出來，甚至連幾年前的事情也提出來。例如，有的人說在鄭州吃了當地政府送來的西瓜和冰棒；去山東接受了一包或兩包“大公雞”牌香菸；在上海分了幾個螃蟹。也有人說，按規定出差在外每天每人交四角錢、一斤糧票，可是有的地方政府招待標準超出了大夥交的伙食費、糧票，招待了雞鴨魚肉，等等。1959年6月在武漢期間，毛澤東的肥皂用完了，秘書請武漢的同志幫忙買幾塊肥皂。肥皂拿來後，工作人員也按價買了一條。由於肥皂是定量供應，在供應之外多買也是特殊化。為此，工作人員也進行了檢討。有些事情似乎沒有問題，不必負責任，但也認真進行了追查。比如，有同志回憶，有一次跟隨毛澤東出差到紹興，列車返回北京卸東西時，發現多出幾壇紹興老酒。整風時對此事進行追查，工作人員都不知道酒怎麼上的車，認為可能是當地同志搬上去的，雖然酒最後被抬到廚房做了調料，並沒有被大傢俬分，但經過學習、交談、批評和自我批評，都自覺為此事承擔了責任。這樣一些原本並不以為然且與退賠無關的事情，大家重新從政治角度出發，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檢查和反思，最終深刻認識到：“事情雖然不大，不能開這個先例！”
“小整風”結束後，毛澤東對下放鍛鍊的身邊工作人員提出要求：“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脫離群眾。”後來，毛澤東還以此事告誡新調來的工作人員：“你可不要學他們！”
二
在開展整風的同時，毛澤東還要求進行退賠。由於涉及到清查、核定、退賠形式等多個環節的問題，退賠工作持續了較長的時間，直到整風結束後，退賠工作還在進行。毛澤東要求退賠的決心非常堅定，不論物品的數量、價值如何，都要求一一列表進行清查、退賠。不僅是對1960年收受的地方物品進行退賠，對過去存在的類似情況也要進行清查、退賠。退賠的錢首先由工作人員自己承擔，沒有能力償還的部分再由毛澤東幫助退賠。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儲存的遺物中有一張布料類字條，據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回憶，該字條與退賠有關。字條上列出了時間、布料名稱、尺寸、單價、總價、工作人員姓名等；時間指工作人員收受布料的時間，皆為“60年6月份”。遺物中還有幾張上海友誼商店開具的單據，單據上的時間主要為“1960年5月26日”“1960年5月28日”“1960年6月2日”；單據上寫的貨品名多為“26寸永久腳踏車”“摩電燈”“電喇叭”三種，也有一些單據上的貨品名為“體育表”“英納格”“比恩納”等。遺物中另有一張“算清”清單，為手繪表格，列有姓名、品名、數量、單價、合計、備註六欄。清單下方有汪東興的批示：“請王蔭清、安科興同志按照上述數目向每人算清。”品名欄下有腳踏車、衣料、手錶、收音機、餅乾、肉鬆等，備註欄下寫有天津、上海、武漢三地。
上述布料類退賠字條，寫有多名工作人員的名字。字條下方寫有“安科興同志：一切都交清。李銀橋60年11月7日北京”。此外，還有一張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手寫的手錶類退賠字條，上面列出了工作人員姓名、手錶的名稱、金額，如“某某比內娜表一隻：151元”“某某體育表一隻：80元”。最上方寫有“交安科興同志”。下方落款經辦人為李銀橋。落款時間同為“60年11月7日”。
從布料類退賠字條和手錶類退賠字條中所涉及的內容以及字條上寫有的“一切都交清”“交安科興同志”的語句看，兩個字條中涉及到的人員在1960年11月7日已經完成了布料、手錶的退賠。而從“算清”清單的內容來看，退賠並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邊查邊退。由此可見毛澤東要求退賠到底、絕不含糊的堅定態度。
在上海友誼商店開具的單據中，有些單據上用另一種筆和字型寫有“某某已付”或“某某要”等字樣。標有“某某已付”的相關人員、物品在“算清”清單中沒有記錄；而單據上標了“某某要”和一些只標了姓名的，在“算清”清單中能找到同樣的人名、物品、金額。這同樣說明，在進行“算清”清單統計時，一些人員完成了某些物品的退賠，還有一些人員沒有完成退賠。
值得一提的是，“算清”清單上金額的寫法與我們現在不同，如某種腳踏車“25225”，所有物品總計“286537”。從布料類退賠字條將金額寫成如“32.69”，其他資料記錄金錢時也多處在角和分下面畫下劃線，以及當年物價等情況來綜合分析，“25225”元和“286537”元應分別表示252.25元和2865.37元。清單中列出的單價最高物品為252.25元的某種腳踏車，價值最小的為總價3元、合計2斤的餅乾。
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職級並不高，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元錢，按照規定，日常還要交伙食費等，因此，退賠一時給他們造成了不小的經濟壓力。從“算清”清單看，多人需退賠百來元。在已經退賠了幾十元、上百元的情況下，還要繼續進行償還，這對其中不少人來說，應該存在不小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就由毛澤東幫助退賠。
遺物中有一份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財務組1962年7月18日給汪東興的報告記錄顯示：“從去年十一月起，接管主席生活費用賬以來，迄今八個月（61年11月至62年6月），現將這階段的收支情況，彙總報告如下，請審查。”報告中列出了毛澤東8個月來的收入和開支情況，其中，開支中就有一項“雜費（退賠）5040.46元”。
三
在毛澤東要求對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整風和退賠的事件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啟示。毛澤東與身邊工作人員一向感情深厚，十分愛護他們。但不管與他們有多深厚的感情，不管他們之前有多大的功勞，一旦他們出現了作風問題，毛澤東一樣要求整風徹查。
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是一貫嚴格的。他絕不允許他們有不正之風和搞特殊化。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見不得官僚主義和貪汙腐化，經常告誡他們：“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毛澤東不僅經常教育他們不能搞特殊，也時常提醒他們要始終保持勤儉樸素、艱苦奮鬥的作風。他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不能浪費，認為浪費發展下去就會貪汙腐化。他一再強調，一個人如果在生活上注意的多了，把工作放在第二位，生活放在第一位，那就危險了。
毛澤東在一些小事上也非常注意，時常提醒身邊工作人員不能享受特權。1954年初，毛澤東在杭州領導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他發現一名工作人員新帶著一塊手錶，於是詢問手錶的來歷。原來，浙江省公安廳主動提出要將一部分繳獲的國民黨手錶處理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部分工作人員於是出錢購買了手錶。表有新有舊，價格也不一樣。毛澤東問清哪些人買了表，具體多少錢。第二天，他把身邊工作人員叫過去批評：“當地處理東西為什麼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後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
為了管理好身邊工作人員，毛澤東明確要求：“凡首長需要的一切東西，託當地代辦的，必須貨款兩清，對方不要錢，我們就不收東西。”“不得大吃大喝，請客送禮，公私不分，鋪張浪費。不得用任何名義向地方要東西不付錢。”
在毛澤東嚴格要求下，他身邊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是能夠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誠如毛澤東所言，工作人員在他身邊“升不了官也發不了財，只能多吃一些苦”。個別人員在長年跟隨毛澤東外出視察途中作風有所鬆懈，透過這次整風和退賠行動，他們也很快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以積極的態度改正錯誤。
毛澤東嚴肅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徹底整風，退賠到底。在工作人員無法退賠部分款項時，他自掏腰包為他們退賠，既表明了他退賠的堅定態度，也體現了他對工作人員的關愛。既透過退賠挽救了工作人員，降低了事件造成的不良影響，也注重從思想認識的根源上解決問題，幫助他們改正不良之風，樹立正確的思想和作風。
毛澤東經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領導幹部身邊的工作人員是領導幹部聯絡群眾的重要紐帶，地位特殊，如果不嚴加管理和自我約束，就可能打著領導的旗號為自己謀取私利。領導幹部不僅要管好自己，作出榜樣，同時也必須管好身邊的工作人員。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嚴格管理身邊工作人員，為廣大黨員領導幹部作出了表率。在他對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整風後，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整風，中央各部委也隨之開展了整風。
管好身邊工作人員，是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重要環節和必然要求。正如習近平反覆強調的：“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階領導幹部要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既嚴於律己，又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決不允許以權謀私，決不允許搞特權。”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都要向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學習，學習他們嚴格要求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作風和公私分明、重情執理的崇高品格與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