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蔣介石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兩大領袖,在用人方面有三點不同。而這三點不同直接決定了兩人的命運。在毛主席帶領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堅決杜絕靠關係上位,而毛主席“用人唯賢”、“放手用人”以及“依法秉公”辦事的態度也獲得了群眾的一致好評,使得人們更加愛戴毛主席並擁護中國共產黨。而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則是“用人唯親”、“越級指揮”且“徇私枉法”,最後使得他眾叛親離。究竟毛主席和蔣介石在用人方面具體有哪些不同呢?兩人的命運又是如何被馭人之術所左右?故事開始之前,各位看官,不如動動發財的小手,點一下關注,既可以回顧往期內容,也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
一、毛主席“用人唯賢”, 蔣介石“用人唯親”
毛主席“用人唯賢”的做法有一個很好的事例,具體體現在選舉中央委員王稼祥身上。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此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毛主席得知王稼祥因為票數未達半數而落選感到非常吃驚,因為王稼祥在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也是留學蘇聯回來的學生之一,雖然曾經犯過錯誤,但是他確實也做出過比較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王稼祥的當選,不僅可以增強黨內團結,而且可以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同志起到示範作用。不管是什麼出身,哪怕是有過意見分歧、起過沖突甚至犯過錯誤,只要能夠改過自新,對組織作出更大的貢獻,都能成為黨的好同志。
為此,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會議上再次發聲,力主王稼祥可以勝任中央委員,並對其原因和背景做了詳細深入的講解。他一件件列舉了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的重要作用,並言辭懇切地指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毛主席的講話說明了他對王稼祥的瞭解以及會前做過的工作,最後王稼祥以第二高票競選成功,這離不開毛主席對他的肯定以及提前做好的準備。事實證明,只要是對黨好、對人民好的事情,毛主席都會據理力爭,不計前嫌,讓個人的作用發揮到最大,瑕不掩瑜。只要對待工作積極認真,就應該只對事不對人。
而蔣介石一貫發展裙帶關係,從他在1945年著手擬定“剿匪計劃”上便可看出他只重用迎合其心意的人,只因意見不和,何應欽和蕭毅肅便被奪權外放,而陳誠——蔣介石的乾女婿,因為順應蔣介石的心思,而得到重用。
當時蔣介石一方面和中共聯絡和談,另一方面又在積極策劃發動內戰。和談是假,內戰是真。他讓時任陸軍總司令的蔣緯國負責擬定對付共產黨的作戰計劃,經何應欽拜訪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遵其叮嚀,對待共產黨要“小心應付,絕不躁進”。何應欽也考慮到八年抗戰雖然已取得勝利,但是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國家百廢待興,莫如先調理元氣再共商大計。遂交代參謀長蕭毅肅起草一份兩年計劃,打算分三個階段實現剿共,卻不料此計劃不但沒有被採用,反而蕭毅肅被外放到了重慶,而何應欽的參謀總長職務也被罷免,並被蔣介石外派到美國雪藏了起來。
另一方面,陳誠以自己在30年代與紅軍在江西的作戰經驗得出結論,共產黨“烏合之眾”,不足為懼。他洞悉蔣委員長內心的焦急,便迎合其預定時間表制定了一份六個月的作戰計劃。1946年6月1日國民黨成立國防部,並由陳誠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取締了何應欽的地位。
陳誠能夠得到蔣介石的重用,不僅是因為這層關係,追溯到更久以前,陳誠是保定軍校畢業後入黃埔軍校任職,有一天晚上睡不著便挑燈夜讀《三民主義》。天下無巧不成書,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查夜剛好碰到了刻苦用功的陳誠,得知此人系浙江人之後,更加認定陳誠為可塑之才。
二、毛主席“放心用人”,蔣介石“越級指揮”
1948年以來,解放戰爭主線集中在華東戰場上,而作戰的主力是由陳毅和粟裕分別統率的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編而成的華東野戰軍,也正是這一支隊伍給了國民黨一記重拳。孟良崮一役之後,我軍一舉殲滅國民黨政府號稱“御林軍”的整編第七十四師,重創了國民黨軍隊,打進了山東解放區。此時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考慮派粟裕渡江南下,將戰爭引向長江以南地區,以調動國民黨整編第五軍邱清泉兵團並將其殲滅於運動戰之中,但也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此時,粟裕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幾點建議,他條分縷析地解釋了為什麼要繼續堅持在中原淮海地區打打殲滅戰的原因。從敵人防守三條鐵路幹線和一些大中城市的掣肘到我軍以徒步行軍見長的作戰能力,由中原淮海背靠山東和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地理優勢至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之後的軍民關係建設,無不使“小淮海”發展成為“大淮海”具備了現實條件且對我軍從四面八方合圍一處聚殲敵人提供了優勢條件。
及至邱清泉的第五軍被我軍包圍,蔣介石從駐馬店調動第十八軍增援商丘,粟裕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先開啟封,後殲援敵”, 陳述有理有據,一是因為第五軍裝備精良,且來援的黃維兵團以整編第十一師為主力,而自己所率領的五個縱隊,顯然不能對其組織有效的殲滅,二是開封此時的國民黨兵力僅三萬餘人,最近的援軍又在百公里之外,遂命兩個縱隊趁夜色急進突襲至開封城下,令國民黨守軍措手不及。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軍委覆電粟裕,首先肯定了其作戰方針的審時度勢,又令其在戰場上隨機應變,“情況緊急時獨立處置,不必請示”。正是因為毛主席對粟裕的信任,採取其合理建議並主動大膽放心地放權,才迅速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掌握了主動權。
反觀蔣介石的反應,不僅自己親自飛至開封上空督戰,一面指揮空軍配合地面守軍,一面又臨時命令各路軍隊前來開封增援。真正是朝令夕改、手忙腳亂、焦頭爛額,但大局已定、為時已晚,開封失守已是板上釘釘。而更讓蔣介石頭疼的事情還在後面,開封失守以後,蔣介石痛心不已,不甘心這場戰役打得如此窩囊,命令第五軍、第四綏靖區劉汝明部和區壽年兵團前來開封決一死戰。
然而粟裕率領的華野怎會如此坐以待斃,他果斷棄了開封,轉而打援,將前來支援地區壽年兵團一舉全殲於杞縣,而此時的蔣介石依然像開封被攻破那天一樣,親臨杞縣上空督戰,並令邱清泉率部火速前來援救。更是書信一封痛陳邱清泉“視友軍危急不援”,並把所有責任推給了邱清泉,渴望他“能負重責,挽回全域性。”然而整個戰局已完全被我軍掌控,蔣介石只得一退再退、潰不成軍。蔣介石不信任自己的部下,越級指揮作戰,使得隊伍疲於奔波,且沒有明確嚴謹的作戰部署,導致最後戰役的失利。
三、毛主席“依法秉公”,蔣介石“徇私枉法”
歷史上著名的黃克功一案,發生在1937年的陝甘寧邊區,是我黨資歷較深的老革命了。他愛上了自太原來延安參加革命的16歲女學生劉茜,在逼婚不成之下惱羞成怒,開槍將其擊殺。黃克功和毛主席曾一起跋涉雪山草地,也曾有過深厚的革命友誼,而且他還是毛主席夫人賀子珍的同鄉,在長征中還為病中的賀子珍抬過擔架。
正是因為有這一層關係在,毛主席更加不能容忍黃克功居功自傲、妄圖用特權庇護自己的惡行。當時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剛剛成立兩個月,沒有院長,只有審判長雷經天,他也是與黃克功一起走過長征路的革命戰友,紅軍法官審判紅軍將領,這樣一出前所未有的好戲可謂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面對輿論、學生、百姓,老紅軍的求情也沒有奏效,在審判庭展開激烈爭辯的時候,黃克功一直期待著毛主席的特赦令,他確實等來了毛主席的回信,但卻是對他處以極刑的公佈。
毛主席深明大義,這個案件這不僅僅是在審判一個黃克功,而是人民對共產黨的審判,對延安政權的審判,對人民軍隊的審判。他在回信中說明並要求雷經天當眾宣讀,共產黨人要高於一般民眾對其進行嚴格要求。由此可見毛主席在從嚴治黨這方面向來是公正不阿、秉公執法,這一行為也樹立起了黨的法紀和威信。
而蔣介石在面對與此相類似的案件時,就顯得沒有毛主席那般的大義凜然了,他縱容手下的將領法外開恩,並默許犯下錯誤的人戴罪立功、將功贖罪。國民黨高階將領張靈甫擁有“黃埔第一帥哥”的美名,畢業以後便在蔣介石嫡系第一軍任職,為第一師師長鬍宗南所器重,視他為心腹。張靈甫與妻子吳海蘭的婚姻是由部隊的朋友介紹並撮合的,婚後一年女兒張清芳出世,本來一家人其樂融融,卻不料在1935年上演了“團長古城殺妻”的慘劇。
其殺妻原因一說是張靈甫懷疑妻子吳海蘭通共,然而卻沒有證據,在其逼問下吳海蘭緘口不言,這讓張靈甫更加起疑,篤定妻子就是“共匪”,才對其痛下殺手;另一說是張靈甫懷疑妻子與其他男人有染才讓他起了殺心。不管是哪一種“背叛”,張靈甫僅僅是懷疑,就將本該對準敵人的槍口對準了自己的愛妻,其後更是撇下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就回到了部隊。
這一訊息傳到了吳海蘭的父母那裡,一紙狀書告到了西安,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聽聞此事,憤憤不平地電話告知遠在南京的宋美齡。這一事件也引發了西安各界婦女的憤慨,紛紛上書給時任全國婦女部長的宋美齡,請其嚴查,還吳家一個公道。蔣介石也很生氣,吩咐南京軍事法庭負責對此案進行查辦。胡宗南見大事不妙,便讓張靈甫去南京自首,再做打算。
張靈甫初時被拘押在老虎橋模範監獄,經審查內定為死刑,後又改為10年徒刑,但僅過了2年,張靈甫便出獄了!原因是蔣介石“顧全大局”,考慮到日本進犯中華,戰事吃緊,遂將獄中關押的除政治犯意外的國民黨官兵一律釋放,戴罪立功。就這樣張靈甫冠冕堂皇地歸了隊。但此舉卻不但沒有為他帶來正面積極的效果,反而使得人心渙散,最後落得一敗塗地的下場。
小結
對比毛主席與蔣介石在用人方面的三點不同,毛主席“用人唯賢”、“放手用人”、“依法秉公”;而蔣介石則“用人唯親”、“ 越級指揮”、“徇私枉法”。這兩種背道而馳的作風基本上決定了人心向背,最後導致了兩人南轅北轍的不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