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作者 | 王昆 上海交通大學青年教師
1993年,作為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我愛我家》的前40集初登螢幕即成盛況。
次年,後80集再次登場,“開端亦巔峰”。
這部劇將家庭日常生活裡的“雞零狗碎”搬上大眾熒幕,讓人們在誇張的劇情人設中找到自己家庭成員的影子,並在此過程中給中國人的生活送去肆意的笑聲,藉此撫平因時代動盪、變遷而造成的心靈褶皺。
這或許便是《我愛我家》能夠歷久彌新,持續溫暖人心的關鍵所在。
有學者愛它,稱它是當代《紅樓夢》
中國人與電視和電視劇的接觸史並不繁複。
1958年5月1日19時,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開始試驗性播出。當晚,新華社釋出電訊,正式宣告中國第一家電視臺的誕生。
一個半月後,1958年6月15日,中國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問世開播。這部以“憶苦思甜”“節約糧食”為主題的單本劇,雖僅有半個多小時,但卻牢牢奠定了中國電視劇“政治倫理”的根基與傳統,並延續至今。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常江在《中國電視史:1958-2008》一書中統計了1958-1966年間全國各地電視臺播出的主要電視劇作品,其中一半以上,均以宣傳和歌頌新政權、新社會和新生活作為創作主旨。
▲1966年播出的與“焦裕祿”相關的影片
此後,由於政治形勢的複雜變化,各地電視臺和各類電視劇也因此命途多舛,在壓抑性的氛圍下曲折發展。
直到改革開放拉開序幕,中國電視產業方才迎來了新的春天。
爾後,隨著中西方文化新一輪的交流、溝通,乃至衝突、碰撞,在思想斷層的裂痕與空間下,中國社會進入全方位的“狂飆時代”。
這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包括《我愛我家》在內的,國內一系列優秀文藝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創作衝動。
1987年,英達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戲劇系學成歸國。
赴美留學期間,英達在某次課外集體活動時,意外接觸到“Situation Comedy”這一全新的即時互動性影視劇。
1993年,“北京侃爺”王朔在與英達交流《我愛我家》劇本時,將“Situation Comedy”譯為“情景喜劇”。這是“情景喜劇”在中國由概念變為實體的關鍵一環。
不過,朔爺“過把癮就死”的傳統藝能,讓《我愛我家》的正式出場變得有些曲折。
▲王朔在電視劇《我愛我家》中為策劃
在《我愛我家》拉投資、傍大款的階段,王朔直接不幹了——他把梁左推了出來,一位寫相聲的作家,其父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範榮康。
不像今天的虛假繁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相聲這門藝術形式是實打實的高光時刻。在成為《我愛我家》的總編劇和總文學師之前,梁左已經在國內喜劇行業擁有一席之地,經典相聲《虎口遐想》《特大新聞》《電梯奇遇》《小偷公司》皆是出自梁左之手。
▲經典相聲《特大新聞》出自梁左之手
可惜的是,或是天妒英才,抑或是上帝他老人家抑鬱症犯了,2001年5月19日凌晨,梁左永遠離開了我們,時年43歲,與他父親的離世相隔僅23天。
回到《我愛我家》這部劇,正是因為梁左的加入,才造就了這部傳世之作,有學者甚至將《我愛我家》比作“當代《紅樓夢》”。
在已有研究《我愛我家》的學術論著中,語言風格、敘事結構和情節設定,是絕大多數研究者的關注重點,也是這部劇大獲成功的精妙之處。
▲《三聯生活週刊》曾為《我愛我家》出紀念刊
《我愛我家》的首播並不在北京臺,而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電視臺。
1992年春節,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深圳電視臺選擇首播《我愛我家》,既是一次“試”,更是一次“闖”。
果然,隨著前兩集《發揮餘熱》的播出,社會各界褒貶不一。
《北京日報》的評論認為,《我愛我家》既市井又有內涵,既通俗而又深刻,有著與眾不同的幽默和思想深度。但是,有些觀眾卻批評《我愛我家》低俗、無聊、不入流,抹黑和諷刺老幹部;《成都晚報》則直接將《我愛我家》評為“年度最差電視劇”。
更有學者指出,在一個各種資訊充塞大眾生活每一個空隙的社會,情景喜劇充其量不過是主婦餐桌上一杯熱氣正消的咖啡而已。
如此兩極化的評價,並沒有讓英達和梁左感到意外。
畢竟在經歷過“潘曉來信”和反對“精神汙染”運動之後,文藝界也在反思,藝術創作的道路,“怎麼越走越窄”?
藝術作品的創作猶如“戴著腳鐐跳舞”,但如果我們僅僅理解為制度性安排的約束力,可能過於狹隘且片面。
《我愛我家》的一面是開創性的推出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另一面則是如何調適中國政治倫理與家庭生活的間隙。
▲電視劇《我愛我家》
不過,《我愛我家》錄製現場觀眾們此起彼伏的笑聲,已然對這一核心問題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集體記憶的精神共同體
有趣的一件事是,大多數《我愛我家》的觀眾和影迷們,並不是當年在電視上及時追更《我愛我家》的那群人,而是如今藉助於B站、優酷、YouTube等影片平臺,甚而是更為原始的VCD、DVD光碟等,時隔多年“挖墳”《我愛我家》的人。
2016年爆紅的“葛優躺”,只是《我愛我家》翻紅的冰山一角。
▲電視劇《我愛我家》中的“葛優躺”,在2016年開始在網路上爆紅
因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對於普通家庭而言,電視機絕對是稀罕物,追劇從技術上難以實現。更不消說在《我愛我家》裡暗藏著大量政治、歷史和社會的隱喻。
當年看得懂《我愛我家》的人,現在都老了,現在有熱情翻回《我愛我家》並使其成為網路潮流的人,當年才不過幾歲、十幾歲,要看懂、看透,實在有些勉為其難。
我作為一個《我愛我家》的深度愛好者,也是在成年之後偶然看了一集,才徹底迷上了它,後來發現竟有如此之多的同好。
▲B站的《我愛我家》片段都有許多彈幕
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上,聚集了數量龐大的《我愛我家》粉絲群體,並透過建立微博bot的方式每日更新。
客觀而言,與其說這是《我愛我家》的粉絲群聚,不如說是《我愛我家》作為集體記憶的精神共同體。
當然,這種記憶橫跨的年代有些久遠。
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來說,這些記憶間充滿了斷層。但即便如此,透過具體的人物塑造和普遍的情感認同,觀眾在不同的記憶斷層裡仍能產生共情。
先說說文興宇老師扮演的傅明老爺子。
▲在電視劇《我愛我家》中飾演傅明的文興宇老師
大背頭、抽菸卷、中山裝,日常穿布鞋,偶爾搭配拖鞋和皮鞋。這一副裝扮一出場,很難不讓人嚴肅地發笑。
抑揚頓挫的語調,高屋建瓴的發言,喊口號式的用詞,出生於紅旗下的一代新人,對此是沒有距離感的。
很難說傅明是一個討喜的人設,畢竟愛唱高調、講大話、瞎指揮並且習慣性光說不練的老同志在大多數單位裡都存在。但是,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老爺子剛正不阿的一面又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價格“雙軌制”的規則下,“條子”就是“票子”。然而,即使是面臨著“晚節不保”的危險,傅老還是拒絕了文怡老阿姨為兒子“批條子”的要求。於是乎,在笑出眼淚的荒唐情節裡,傅明老爺子老革命的形象一下子立了起來。
再聊聊宋丹丹老師扮演的和平大姐。
▲在電視劇《我愛我家》中飾演和平的宋丹丹
在知乎問答上,和平這一角色幾乎是沒有“黑點”的。
真實,善良,不做作,卑微到塵埃裡,連家裡的小保姆都過得比她好。
當然,和平也飄過,“阿敏阿玉阿英,阿東阿歡阿慶;阿昆、阿鞏、阿文;阿宏、阿山、阿丹”,都比不上和平的大鼓受到群眾歡迎。但是,飄了還不到一集半,和平馬上又被“打回原形”。
只有在《死去活來》裡,和平才真正體驗了“瀟灑走一回”。一個人在面對死亡時,才敢讓自己從塵埃裡爬起來,這是多麼令人心痛的卑微。
▲和平(宋丹丹 飾)
兜兜轉轉,若干年後,我們發現,只有和平才是離自己最近的角色。
為生計奔波,為家庭操勞,害怕內卷,又奢望躺平,無奈地關心每一天的“糧食和蔬菜”。其實,小丑是我們自己。我們唯有在面對假想出的“和平”大姐時,才能挺起被生活壓垮的腰桿。
最後談談《我愛我家》裡的配角和客串老師。
李婉芬、英若誠、張曈、李丁、黃宗洛、金雅琴、趙忠祥、謝園、李雪健、雷恪生、李明啟、韓影、葛優、王志文、江珊、濮存昕、姜文、夏雨、劉威、陶慧敏……
他們中的有些已經離我們而去,留下歡樂在人間;有的依舊活躍在熒屏之上,作為“小鮮肉”對立面的“老戲骨”而存在;還有的,選擇息影迴歸生活,或者退休安享晚年。
當退休後的楊立新老師再次出演《大江大河》時,沉著冷靜的語調,不急不緩的語速,遊刃有餘的語氣,讓人很難聯想到賈志國穿著跨欄背心和白色短褲半蹲著跳新疆舞的搞笑畫面。
更加弔詭的,劇中扮演打假氣功大師的配角,竟然是當今非正式政治輿論場中的代表性人物。
於是,我們必須反問,《我愛我家》作為集體記憶的精神共同體,究竟還能維持多久?
時代印記的消解,與情景喜劇的悲歌
《我愛我家》誕生後,英達和梁左繼續合作相繼推出了《新72家房客》《閒人馬大姐》《馬大姐和鄰居們》等作品,但觀眾反響和藝術影響力卻難以望前作項背。
直到《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傳》《愛情公寓》等電視劇的出現,才漸漸抹除了“英達式情景喜劇”的烙印。
作為一名普通觀眾、社會觀察者和學術研究者,我認為,時代印記的消解,是《我愛我家》之後情景喜劇最大的特點。
換而言之,我們能夠從《我愛我家》中明顯感受到改革開放後社會的變動、調整,乃至撕裂、分化。
但是,如果再看《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傳》《愛情公寓》中任何一部作品,觀眾們都很難從中感受到時代的“違和感”。必須指出的是,《炊事班的故事》的創作和首播,也過去近20年了。
觀眾對時代感的“麻木”,難道是因為這20年來社會變動還不夠顯著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筆者認為,消解時代印記並不是無心插柳,而是有意為之。
2006年1月19日,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33歲生日的次日,其在與張文順先生合說的相聲《論相聲之五十年現狀》中向主流相聲界再次喊話,“先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
雖然臺下掌聲、笑聲一片,但是讓人不禁感覺悲從中來。
讓人感覺悲傷的,不僅是難以突破的情景喜劇本身,更不是創作者主動消解時代印記——而是《我愛我家》中所揭示的時代印記,真真切切地消失了。
我曾經嘗試過在“00後”大學生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播放《我愛我家》的片段,但是得到的反饋卻異常平淡。
甚至當我提到《我愛我家》時,同學們的第一反應是和鏈家差不多性質的房產中介。
學生們除了尷尬,茫然,便是疑惑和不耐煩。
筒子樓、家屬院的消失,單位制、集體制的裂解,以家庭作為維繫社會倫理的傳統支撐被打碎,以個人作為時代多樣化書寫的新向度被構建。
▲電視劇《我愛我家》劇照
2020年7月,著名人類學家牛津大學項飆教授推出新書《把自己作為方法》,強調自己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是自我中包含了他者,因而學術研究需要與多元自我拉開距離進行觀察和反思。
隨後,2020年11月,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肖瑛教授在《“家”作為方法:中國社會理論的一種嘗試》一文中指出,儘管現代化是一個“離家出走”的過程,但事實上“家”從未離開西方的學術和實踐,“家”更是始終處於中國社會、文化和心理結構中的總體性位置。
有基於此,筆者呼籲,在把自己作為方法的藝術創作過程中,找回“家”的總體性位置;在後《我愛我家》情景喜劇日顯頹勢的悲歌中,重構時代印記的複雜紋理。
中國人的生活,不能沒有笑聲。
▲電視劇《我愛我家》劇照
喜劇大師陳佩斯認為,創造笑聲是出發點,而非創作手段;“笑”是用演員的低姿態,觸發觀眾的優越感。
2020年底,《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晉永權用三萬多張老照片組成了《佚名照》一書,試圖找尋出中國人日常照相行為中的社會與歷史邏輯——重現笑容,是其中標誌性的變化之一。
當代中國人,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無論從事何種工作,無論面對何種境遇,都太需要笑聲了。
笑,是一項基本人權,天賦的,任何時代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人們肆意狂笑的權利。
最後,用《我愛我家》片尾曲的歌詞來結束這一篇回憶,以使我們不至於過於難受。
為一句無聲的諾言
默默地跟著你這麼多年
當你累了倦了或是寂寞難言
總是全心全意地出現在你面前
愛是一個長久的諾言
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講完
光陰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當明天成為昨天
昨天成為記憶的片段
內心的平安那才是永遠
編輯 | 季潔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