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清末洋務派代表人物，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張之洞好學善思，學問淵博，除儒家經傳以外，諸子百家皆得其要領。他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一生投入了大量精力興辦教育，建立書院和學堂，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為近代中國教育作出了貢獻。張之洞在為諸生所寫的教戒之語《輶軒語》中提出“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的主張，提倡通經致用。張之洞主張的讀書治學的方法和原則，在今天看來，仍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
非博不通，非專不精
做學問要處理好博與精的關係。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期間，在建立尊經書院時提出“非博不通，非專不精”的治學方法。“覽雖宜博，欲求精熟，則亦貴專攻”。非博不能通，非專不能精，關鍵在先博後約。
廣博與精深是讀書治學的不二法門。廣泛閱讀，兼收幷蓄，然後在博學的基礎上再專攻一門，方能“期於必成”。張之洞學問淵博，經、史、子、集皆有涉獵。他認為經學、史學、小學、地理、算術、經濟、詩詞、古文等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講章一部、兔園冊子數帙，而云致知窮理、好學能文，世無其理。”他要求學生認真讀書，廣泛涉獵，以廣根基，有用之書不可不見。但是，“天下書，老死讀不可遍”，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性各有近、有不近，能達到樣樣精通，“無所不通者”，沒有幾人。因此，張之洞又提出要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立志要為何種學問，專求其一，“擇而為之”，正如《論語·子張》中子夏所言，要“博學而篤志”。先博覽群書，再專心致志將專門之書研究詳明，融會貫通，而後在此基礎上“博綜群籍”，研讀有關參考書，“如是，則有涯涘可窮矣”，才能真正精通此專門之學，達到精深的程度。
讀書貴精熟不貴貪多，貴持之以恆不貴速達，貴精讀深思不貴廣泛涉獵，貴理解吃透不貴死記硬背。張之洞強調“書不貴多，貴真過目；不貴猛，貴有恆；不貴涉獵，貴深思”“不貴強記，貴能解”。讀書需抓住要領，反覆研讀，才能得其精髓。張之洞好學深思，他“童時讀書，非獲解不輟，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倦則伏案而睡，既醒復思，必得解乃已”。他從啟蒙識字開始就渴求瞭解每一個字的含義，遇到不了解或不完全瞭解的地方，必須研究清楚，直到弄懂為止，絕不一知半解，自以為是。
得其門徑，事半功倍
讀書治學需講求效率，注重門徑。張之洞主張“讀書宜有門徑”。他說：“氾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古代典籍浩瀚廣博，如莊子所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書目提要乃讀書之門徑，若得其要，必事半功倍。倘若不得其門，雖多無用。
凡是一門學問，都有一堵牆隔著，必須設法找到門徑，得門而入，才有可能看見該學問內容的富和美。子貢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中國文化典籍浩如煙海，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人在努力探求和尋覓讀書、治學的門徑。張之洞認為讀書“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他認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
為了給諸生好學者指明“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張之洞撰寫了《書目答問》《輶軒語》兩編，“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篤信而擇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書目答問》共著錄圖書2200餘種，設經、史、子、集、叢書五部，下又分小類、子目若干，又於各書下注明卷數、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間有簡明按語，指示讀書門徑。《輶軒語》包括《語行》《語學》《語文》三篇，分別講如何德行謹厚、如何讀書、如何作文。其中《語學》篇主要講如何讀經、讀史、讀諸子、讀古人文集以及通論讀書，對讀書門徑多所發揮。
忌分門戶，不可偏廢
做學問應消融門戶之見，採納眾長。張之洞主張為學忌分門戶，反對門戶之爭。他認為不惟漢宋兩家不可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偏廢，要破除各學派的門戶之見，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求向西方學習，強調“以致用當務為貴”。
針對清代的漢學、宋學門戶之爭，張之洞在《輶軒語》中說：“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末忘源，遂相詬病，大為惡習。”漢學與宋學應該互相補給，而不應該有門戶之見。他還指出：“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夫聖人之道，讀書、治心，宜無偏廢，理取相資”。漢學與宋學互有長短，學習者不應偏向一方。張之洞自幼接受過十幾位塾師的教誨，學無常師，終成飽學之士。
不僅漢學與宋學不應偏廢，“中學”與“西學”也要兼學。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曆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即以“中學”為本，“西學”為輔，“中學”“西學”不可偏廢。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這是一切學問的基礎，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後再學習“西學”中有用的東西，以補“中學”的不足。對任何學問都不應存在偏見，以“致用”為歸。如西方先進的科技等，只要是有益的“西學”，就可以大膽地引進和學習，兼收幷蓄，不拘門類。
經世致用，開明務實
針對當時中國的情勢，張之洞提出經世致用、開明務實的治學主張。他認為學貴實效，做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注重推廣實學，應以治事、救世為要務，關注社會現實，力求用所學解決社會問題，以達到治國安民的實效。
為學尤其要注重經史根柢之學，掌握經典的精髓，用以治身心，更可用以經世。張之洞主張“讀書宜讀有用之書”，強調“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隨時讀書，隨時窮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從此貫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識長短，大小必有實用。上者效用於國家，其次亦不失為端人雅士。“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書矣。”他強調一切學術，“要其終也，歸於有用”。
學以躬行實踐為主。作為務實的教育家，張之洞倡導務實致用，知行合一。針對當時的空疏學風和文風，他強調應該重實學，“崇實而黜華”，注重實際能力和實用知識的學習。他提倡“明習實務”以濟實用。透過實業教育，旨在造就“扶持世教，利國利民”的經世之才。尤其在甲午戰爭之後，張之洞認為，欲強中國，必須要為國家培養棟樑之材，要為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自強自立服務。他強調讀書治學不應只為了成為名臣名儒，更要為了富民富國，要有益於用，有益於國家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