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歷史文獻記載，秦人先祖世代效忠商王，在殷商時代頗為顯赫。但隨著周人滅商，他們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作為殷紂餘孽而遷往西部邊陲。彼時，這樣的遷徙是一條伴隨著屠殺和大量死亡的民族危亡之路。

遷徙至西陲的秦人，自身實力已然十分弱小。在強敵環伺的險惡環境中，秦人何以逐漸壯大，進而東進關中、一統六國？在甘肅東部地區、特別是禮縣境內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給出了答案。

四角坪遺址：帝國意志的體現

禮縣縣城東北2.5公里處，四角子山巍然聳立，1867米的海拔高度，讓其在群山中格外突出。從山腰處沿著小徑上行數百米，赫然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平曠的山頂和大型考古現場。這裡便是正在進行考古發掘的四角坪遺址所在。

四角坪遺址發現於2012年。時任禮縣博物館館長王剛在四角坪的一次文物普查中，發現了後經鑑定屬於秦代的殘磚斷瓦。2019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專案團隊對四角坪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發現其外圍為一道依山勢而建的夯土城牆，在山頂上發現了方形中心建築和外圍附屬建築。2020年以來，專案組陸續對四角坪遺址展開發掘。

整個四角坪山頂的面積近3萬平方米，其中部正在發掘的區域也足足超過8000平方米。這是一處規模巨大、形制規整的禮制建築群，已發掘出的雲紋瓦當、繩紋筒瓦、板瓦等建築材料，顯示出其建築年代為秦統一六國之後，即秦帝國時期。

“從整體上看，這是一處由中心建築和附屬建築組成，以中央方形土臺及其上半地穴房址為中心，四周對稱分佈平行的雙排建築構成的大型建築群，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規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秦帝國時代的禮制性建築。”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四角坪遺址考古專案領隊侯紅偉說。

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在這裡建設如此大型、規整的禮制建築，其用途是什麼？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的次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侯紅偉認為，四角坪上的大型禮制建築，正是為秦始皇西巡祭天而準備的。“四角坪遺址的具體性質目前還有爭議，但從其規模、其排列規律來看，無疑屬於大型禮制建築。禮縣在秦代稱為西縣，屬隴西郡，秦始皇西巡是否經過西縣、是否在西縣祭天告祖，歷史文獻沒有明確記載，但作為一項皇帝西巡的準備工作，為其建設一處祭天的場所，是合理的推測。”

而另一方面，作為秦統一全國後建設的大型禮制建築，四角坪建築群無疑是國家意志和國家精神的體現，為後世同類型建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模板，對規範國家祭祀等禮儀制度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

西遷隴原：與西戎的交流融合

事實上，一統天下的秦人在西漢水上游的禮縣建設規模浩大的祭天場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這裡正是秦人先祖生息繁衍、發展壯大，為進據關中、爭雄天下奠定基礎、積蓄力量的龍興之地。

清水縣李崖遺址的考古研究顯示出，從西周中早期、甚至更早的階段，秦文化就已根植於隴原大地。而出土於此的文物，也清晰地印證早期秦文化與殷商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從而有力地證實了秦人自東方而來。

武王滅紂，周室代商，秦人先祖從顯赫貴族變為前朝餘孽，地位一落千丈，被迫走上的西遷之路。作為西遷的終點，當時的甘肅東部是為戎狄之地，充滿殺戮與大量死亡的漫漫遷徙，讓秦人的勢力已然十分弱小，四敵環繞的環境，更是讓其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在這樣的險惡環境中，秦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和土著的戎人、狄人去對抗，而是融合，去友好相處。”侯紅偉告訴記者，在李崖遺址，秦人墓地有寺窪墓地存在，甚至出現一座秦人墓地與一座寺窪墓地大小、方位完全一致的“對子墓”的情況。在考古學界，“對子墓”被普遍認為是夫婦異穴合葬墓。而寺窪文化，則被學界普遍認為是西戎、犬戎文化。“還有一些秦墓中出土了戎人的器物，這充分反映了初到西部的秦人作為外來民族，與當地土著戎狄民族的交流融合。”

事實上，在秦早期，秦人與西戎的融合持續存在。據史籍記載，秦人先祖中潏的母親，即為戎人酈山之女；秦人始封先祖“非子”之父大駱的正妻，也是西戎貴族申侯之女。“非子因善養馬而獲周孝王賞識，欲使其繼承大駱的嫡系血統，但因大駱與申侯之女已有嫡子成，申侯遂以團結西戎之義勸諫，最終周孝王改賜非子秦地以為附庸，是為秦贏，這就是秦人的來源。這裡也同樣反映出秦人先祖與西戎融合共處的關係。”侯紅偉說。

在對抗中成長：秦人何以崛起於隴原大地

“秦戎關係出現變化，是在秦仲時期。非子的曾孫秦仲被周王封為大夫，命其‘誅西戎’，秦戎關係至此發生逆轉，由原來的融合走向對抗。”侯紅偉告訴記者，彼時的秦人依然弱小，秦仲與西戎對抗十多年後，最終被戎人擊敗殺死。

秦仲生五子，長子為秦莊公。周宣王借兵七千與莊公，遂擊敗西戎。在此之前，大駱、成這一支秦人已經被西戎攻滅，世代居住的西犬丘也落入西戎之手。莊公擊敗西戎後，佔據了秦地和西犬丘，被周王室封為西垂大夫，至此秦人有了真正的實權，管理著非常大的封地。“莊公的兩個兒子世父和襄公，也一直進行著對戎人的戰鬥。但另一方面，襄公又把自己的妹妹嫁給戎人首領豐王。”侯紅偉說，這些史實都反映出，自秦仲之後，秦與西戎一直處於戰和不定、既有對峙又有聯姻的狀態。

民族性格絕非天生，其養成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當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對關乎生死存亡的外部環境時，所迸發出的精神力量，對一個民族的性格養成具有深遠的影響。秦人在隴原大地生息繁衍、發展壯大的歷史，對此有著充分的證明。正是在這種強敵環伺的險惡環境中，在與西戎的戰和交織中，秦人不斷養成積極進取、團結一致、堅忍不拔、忍辱負重的民族特性。

“與同時期其他的諸侯國相比，秦國的國君幾乎沒有昏庸之輩，特別是進入戰國之後，每一代國君都非常賢明。”侯紅偉說，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就是指出始皇之前的六代秦國國君，都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都在踐行統一全國的使命。“所以相較於內亂頻發的六國，秦民族的堅韌性，無論是上層的統治階級，還是普通的平民階級，都有著強大的凝聚力，民族的共性、整合力非常強大，儘管秦人也曾有過內亂，但更多的是向心力，這對秦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民族性格和凝聚力、向心力的養成，與其在隴原大地的發展壯大密不可分。”

艱難玉汝：深入研究秦文化的當代意義

自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專案啟動以來，侯紅偉在禮縣開展考古工作已有17年之久。

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他對秦文化的感情愈加深刻。“一聽到別人講秦文化，就喜歡湊過去聽，而且自己也要講。”侯紅偉說，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秦代（秦帝國）雖然僅存在短暫的15年，但秦對後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如今，提起秦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兵馬俑，但對帝國之前秦的歷史，包括秦的來源，秦族、秦文化的形成，秦何以由邊陲弱族發展成為一統天下的強大帝國，許多人卻並不瞭解。侯紅偉認為，戰國時期，七雄並起，齊國、楚國、趙國同樣具備統一天下的實力，但為何這個歷史重任最終由秦來完成？這是由秦獨特的民族特性和歷史環境共同決定的。“研究秦帝國，就要對它之前的歷史、文化，它所處的歷史環境、自然環境，它的獨特民族特性的形成進行綜合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秦國怎樣在群雄並起的時代完成統一大業。”

在侯紅偉看來，作為秦人的龍興之地，甘肅在秦文化研究中有著獨特的優勢，也理應在秦早期文化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從2004年到現在，從清水李崖遺址，到禮縣大堡子山遺址、西山遺址、鸞亭山遺址，甘谷毛家坪遺址，再到目前的四角坪遺址，透過十多年的工作，我們基本理清了甘肅東部早期秦文化的歷史脈絡，包括它的文化序列、文化譜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李崖遺址的發掘、研究，從考古上證實了秦人“東來說”的正確性，同時更加準確地解釋了“西來說”中的學術觀點，即後者更加證實了秦人來自東方，而在隴原大地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另外，禮縣鸞亭山遺址，是考古界發掘的首個漢代祭天遺址——西畤，這位探尋秦襄公立國後建立的秦國西畤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儘管還缺少更多的實證，還有待進行更多的考古工作，但西山遺址的發掘研究，對尋找西犬丘和秦人第一代陵區——衙陵，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歷史長河的脈絡下，我們對歷史的回顧，其實是對當時環境的一個總結，是對當代的借鑑。”侯紅偉說，縱觀秦人、秦族、秦國的發展歷史，在強敵環伺、六國合縱的內外交困環境中，秦人如何擺脫困境、向東爭雄天下，對於後世而言有著非常深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面對過、未來也會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研究秦人的歷史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或許就是研究秦文化對於當代的意義。”

圖片 來源丨團結路壹號（文/師向東 朱亞龍)